孔子把春秋時代看做是“禮壞樂崩”，那時，臣殺君，子殺父，“邪說暴行”不斷地發生。例如，公元前607年，晉趙穿殺了晉靈公。公元前548年，齊崔抒殺了齊莊公。雖然晉靈公和齊莊公都是極端暴虐的統治者，但臣殺君，在孔子看來就是犯上作亂的表現。孔子曾經說：天下太平，周王朝就能按照周禮的權威掌握全國政治軍事的最高權力，現在天下大亂，諸侯大夫都可以不顧周禮的規定，不服從周天子的權威，擅自執掌大權，老百姓也議論紛紛，簡直不成體統了。
孔子認為要製止上述各種“邪說暴行”的流行，就必須恢復周禮的權威，重新肯定宗法等級制度的秩序，而重要的就是要“正名”。就是說，“實”應當與“名”為它規定的含義相符合。有個學生問他，若要您治理國家，先做什麼呢？孔子說：“必也正名乎！”又有個國君問治理國家的原則，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說，每個名都有一定的含義，這種含義就是此名所指的一類事物的本質。因此，這些事物都應當與這種理想的本質相符。君的本質是理想的君必備的，即所謂“君道”。君，若按照君道而行，他才於實，於名，都是真正的君，這就是名實相符。不然的話，他就不是君，即使他可以要人們稱他為君。在社會關係中，每個名都含有一定的責任和義務。君、臣、父、子都是這樣的社會關係的名，負有這些名的人都必須相應地履行他們的責任和義務。
孔子提出正名思想，以求恢復周禮所製定的世襲宗法等級制度。就君臣關係來說，對於君，就應強調君應該享受的權利，對於臣，就應當強調臣應該盡的義務。例如，魯昭公娶同姓女為妻，本來違反周禮，孔子也明知這一點。但當別人問他時，他說魯昭公“知禮”，故意替魯昭公掩飾。季氏有些僭越行為，這在當時已經是相當流行的現象了，孔子卻特別憤慨：“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孔子要求復興周禮，但不是完全因襲周禮，他還對周禮進行了一定的發揮和補充，主要表現在強調道德教化方面。他認為，如果運用禮治德化和政令刑罰相輔而行，就可以預防犯上作亂的事情，引導他們不敢想和不會想犯上作亂的事，人心自然就歸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