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碼是人類通訊史上永恆的主題。電報作為一大載體，關於電報加密與解密的故事，更是汗牛充棟，不勝枚舉。
清末中國雖然引入了電報和隨之而來的密碼概念，卻不諳其道，只是機械地按照洋人教習操作，卻未能從本質上加以重視。反倒是日本方面，早早就設立了專門負責監聽、破譯的電信課，培訓相關人才。
在甲午戰爭期間，清政府駐日公使汪鳳藻為了匯報他和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的會談情況，用密碼電報向國內總理衙門拍發了一份長篇電報，其中包含了陸奧宗光給中國政府的絕交書函件全文。孰不知他已經中了日本外務省的圈套。
按照通常的慣例，絕交書應為日文，由清國駐日本使館的工作人員翻譯成中文，再加密，拍發國內。可汪鳳藻拿到的絕交書，卻是已經譯好的中文稿件，而且譯得四駢六麗，流暢無比，無一字疏漏。
這封譯稿出自日本外務省的一位牛人中田敬義。他是個中國通，外務省漢語學所的高材生，精通官話、上海話和閩南語，華文水準高到可以和中國大儒作詩唱酬，還曾寫過《明治初期的支那語》等一系列漢語學習名著。這次日清談判中，他也是作為日方代表之一出席。
當時外交決裂，形勢萬分火急，汪鳳藻見中田敬義譯的漂亮，不虞有詐，直接讓機要員譯成密電發回國去。
這封電報走的是東京－長崎－上海線，要在日本中轉兩次。外務省通過這兩次中專，搞到了一份密電抄件。日本負責破譯、分析的電信課長佐藤愛磨親自上陣，和中田敬義一起合作，根據電報的長度進行分析，並取來陸奧氏的原文對比，很快就摸清楚了中國的密電碼。
可悲的是，中方一不知道密碼已經被破解，二在整場戰事中，這份密碼竟然都沒有更換過。於是中國陸、海軍的調動情況、朝局的動向自此都全部攤開在日本人的面前。這樣嚴重的情報不對稱，再加上軍事方面的實際差距，清朝最終一敗塗地。
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讓許多國人——尤其是政客——意識到了電報密碼的價值。等到電報開始民用普及之後，無論政府、公司還是個人，都紛紛用起了密電。於是清末民初時期，稍微有些身份和影響力的人，手裡除了有一本明碼電本以外，都還要帶著一本自己專用的電報密碼本。
中國最流行的加密方式，在密碼學上叫做位移式。這種加密方式說來簡單。只消事先約定漢字的編碼數字增減，就可以隨意進行私人之間的機密交流，大大降低了加密的門檻，只要具備最基本的運算能力，就能用得上，而且保密效果良好。比如說蔡鍔在北京準備去雲南，就事先跟梁啟超約定一句詩“我自橫刀向天笑”，“我”字設定編碼減少301，“自”字設定編碼增加200，等等等等。
等到蔡鍔從北京順利逃走了，就給梁啟超發一封電報，電文的內容是“自密詰倬厄峙匝裳”，完全是一封天書。其實前兩個字是用的明碼“自密”。梁啟超一翻編碼表，哦，明白了，這封電報是用“自”字加密的。他就把“詰倬厄峙匝裳”六個字的數字編碼都找出來“6113/0213/0618/3969/0560/5951”分別減去一個200，就成了“5913/0013/0418/3769/0360/5751”，再按照編碼表回譯，就成了“袁世凱王八蛋”。
當然，這不是真事，只是我為了敘述方便而設計的一個歷史場景，但也並非無本可據。歷史上蔡鍔確實和梁啟超有過類似的來往。袁世凱稱帝的時候，懷疑蔡鍔要對他不利，派人搜查過蔡將軍在北京的居所，目的就是為了找出他所使用的電報密碼本。結果一無所獲，因為蔡鍔生性機警，那幾十本密碼早就藏到了天津梁啟超家的枕頭底下。
相比之下，李烈鈞就沒那麼幸運了。他在二次革命的時候被北洋軍打得頭破血流，密碼本落到袁世凱手裡，袁世凱立刻查到了他和國會內國民黨議員企圖武力反袁的密電，以此為藉口解散了第一屆國會。可見這種電報加密的方式在清末民國確實相當流行。
交換密碼本還被視作一種推心置腹的信任。比如袁世凱為了刺殺宋教仁，授意趙秉鈞拉攏了一個大字輩青幫成員應桂馨，趙秉鈞還在北京親自接見他，除了給了5萬大洋，還交給他一本國務院用的密碼本，應桂馨從此死心塌地——不過成也密碼，敗也密碼。宋教仁遇刺以後，巡捕房正是通過這本電報密碼本才證實了應與袁世凱之間的關係。應桂馨在3月2日用這個密碼發給趙秉鈞一份電報，這份電報後來以“應密冬電”成了刺宋案關鍵性的證據之一。
張學良在“東北易幟”的談判期間，也曾派錢芥塵去南京跟蔣介石交換過密碼本，既是為了聯絡方便，也是示以誠意。
可見電報用的密碼本，屬於極為關鍵的機要文件，一般要人無不是親自攜帶，唯恐言傳六耳，事泄不密，必要時甚至親力親為，譯電都不讓他人沾手，慎重之極。即便是貴為一國總統的袁世凱，也曾經親自譯過電報，以保機密，這也算是一段民國軼事。
這事要從張振武說起。張振武是武昌首義元勳，他在起義之時，反對把時任都督的黎元洪推出來當領袖，兩人怨恨從那時就已經積累。民國之後，因為在滬購買軍火、編練新軍、楚望台軍械所守兵譁變等一系列問題，張振武和黎元洪齟齬頻生，兩人在湖北政壇勾心鬥角，積怨日深。到了1912年的時候，黎元洪和張振武已經是鬧得不可開交，勢同水火。黎元洪遂動了殺心，只是礙著張振武的聲望太大，不敢有太明顯的動作，便設下一個調虎離山之計。
他請袁世凱邀張振武進京擔任總統府顧問，使其遠離湖北老巢。張振武不知是計，還以為是袁世凱格外賞識，欣然赴京。他抵達京城之後，袁世凱盛情款待，優待有加。張振武更是放心，還時常宴請宋教仁等同盟會的朋友，暢談共和大計。孰不知他前腳離開武昌，黎元洪就立刻發了一封密電給袁世凱。
這一封加了密碼的電報在1912年8月13日深夜才送到袁世凱府邸。袁世凱一看是黎元洪發來的，而且用的是最高級的加密，便知道一定跟張振武有關。他情知此事干係重大，絕不允許有絲毫洩露，否則國會議員知道，又是好大一場風波。於是袁世凱決定不交給機要員去翻譯，而是自己親自動手。不巧的是，他的密碼本鎖在保險櫃裡，而保險櫃的鑰匙卻找不到了。此時已經是深夜三點多，如果不能儘早譯出，等到張振武有所覺察而逃出北京，別說黎元洪，就是袁世凱本人也要有大麻煩。
情急之下，袁世凱一個電話把梁士詒從被窩裡拽了出來。梁士詒是袁最信任的幾個親信之一，他手裡有保險櫃的備用鑰匙。聽到袁世凱的召喚，梁士詒不敢怠慢，連夜帶著鑰匙趕去袁府。袁世凱拿到鑰匙，打開保險櫃取出密碼本，找了一間密室開始逐字逐句翻譯，梁士詒則一直等在外面。
黎元洪這份電報茲錄全文如下：
“張振武以小學教員贊同革命，起義以後充當軍務司副長，雖為有功，乃怙權結黨，桀驁自恣。赴滬購槍，吞蝕巨款。當武昌二次蠢動之時，人心皇皇，振武暗煽將校團，乘機思逞。幸該團員深明大義，不為所惑。元洪念其前勞，屢予優容，終不悛改，因勸以調查邊務，規劃遠漠，於是大總統有蒙古調查員之命。振武抵京後，复要求發巨款設專局，一言未遂，潛行歸鄂，飛揚跋扈，可見一斑。近更盅惑軍士，勾結土匪，破壞共和，倡謀不軌，狼子野心，愈接愈厲。冒政黨之名義以遂其影射之謀，借報館之揄揚以掩其凶橫之跡。排解之使困於道途，防御之士疲於夜，風聲鶴唳，一夕數驚。賴將士忠誠，偵探敏捷，機關悉破，弭患無形。吾鄂人民胥拜天賜，然餘孽雖殲，元憝未殄，當國家未定之秋，固不堪種瓜再摘，以梟獍習成之性，又豈能遷地為良。元洪愛既不能，忍又不敢，迴腸蕩氣，仁智俱窮，伏乞將張振武立予正法，其隨行方維繫屬同惡共濟，並乞一律處決，以昭炯戒。此外隨行諸人，有勇知方，素為元洪所深信，如願回籍者，請就近酌發川資，俾歸鄉里，用示勸善罰惡之意。至振武雖伏國典，前功固不可沒，所部概屬無辜，元洪當經紀其喪，撫卹其家，安置其徒眾，決不敢株累一人。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元洪藐然一身，託於諸將士之上，闒茸屍位，撫馭無才，致起義健兒變為罪首，言之赧顏，思之雪涕，獨行踽踽，此恨綿綿。更乞予以處分。以謝張振武九泉之靈，尤為感禱！臨潁悲痛，不盡欲言。”
這封電文的手筆出自黎元洪的秘書饒漢祥，此人事蹟容後詳敘。總之這份電報文筆斐然，廢話連篇，繞來繞去中心思想只有一句：“張振武是壞人，請總統把他給殺了吧。”要說袁世凱也是夠辛苦的，他堂堂一代中華民國大總統，這一刻卻作起了電報生的工作。這封電文差不多有600多字，而且全是加過密的，要逐字對照密碼本翻譯，其效率可想而知。何況袁平時日理萬機，哪裡有時間來練習譯電，手法格外生疏。這一譯，一直譯到了次日清晨，才算是譯完。梁士詒在外面都快困得不行了。
袁世凱翻譯完以後，不顧腰酸背疼，先通讀了一遍，不禁愣在那裡，他沒料到黎元洪下了這麼大決心，竟要用苛烈手段來直接把張振武正法。他立刻讓梁士詒把趙秉鈞、馮國璋、段祺瑞、段芝貴幾個心腹叫來商議。袁世凱唯恐自己翻譯的密電有錯誤，誤解了黎元洪的意思。梁士詒建議說不如回一份電報給武漢，讓黎元洪確認一下。這一天袁世凱就沒離開府邸，一直等到15日凌晨，黎元洪復了一份電報回來，這一次用的是明碼，沒那麼多四駢六麗，只簡單地說“元電（13日）確係本人主張”云云。袁世凱這才明確地知道黎元洪的主張，當即簽署了一份處決令。
15日當天晚上，段芝貴帶著這份處決令去赴張振武在六國飯店的宴會，席間隱而未發。等到宴會散後，張振武乘馬車走到大清門柵欄，埋伏在這裡的兵丁一湧而上，把張五花大綁，押解到玉皇閣軍政執法處。處長陸建章把黎元洪的電文亮出來給張振武看了一眼，張這才明白自己為何被縛，可惜為時已晚。幾分鐘後，一代武昌元勳被槍決。
張振武被殺的消息傳出以後，輿論大嘩，國會議員更是義憤填膺，叫嚷著讓總統出來給個交待。袁世凱推託不開，只好兩次發布答辯書，辯稱此事系根據黎副總統密電處理。至於密電的內容是什麼，他打死也不敢公開，只是讓議員們去問黎元洪。
不知道那些議員如果知道這封密電還是袁大總統親自操刀辛辛苦苦翻譯的，是否會稍微寬宥一二。民國電文雖多，像這封由一國總統親手譯成的，卻是極少見。從這一件事可以看出，密電翻譯，委實干係重大，不可不慎。
其實袁世凱如此謹慎，也是有前車之鑑的。
在清末歷史上，曾經有兩次關於密電的失誤，以致於差點改變了整個中國的歷史進程。
第一件事發生在1898年，主角是康有為康聖人。
光緒二十四年，維新變法如火如荼之際，中國一派中興氣象，儼然要成為第二個日本，邁入強國之列。康有為作為維新變法的主使者和精神領袖，風頭一時無二。然而光芒之下，卻是暗流湧動。維新不過持續了一百天不到，就已經危機四伏。滿朝文武陽奉陰違，幾位重臣榮祿、奕劻心懷不軌，就連在幕後的慈禧太后也開始磨刀霍霍，打算對這一群大逆不道的傢伙動手。
光緒皇帝雖非明君，這點政治嗅覺還是有的。光緒曾經頒給過楊銳一紙衣帶詔，其中說“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它？”足見這位皇帝對於未來的態度已經相當悲觀。儘管譚嗣同建議說可以拉攏袁世凱作為靠山，光緒仍舊心緒不安。他唯恐壓在頭上的“老佛爺”突然翻臉砸下來，讓自己這一派全軍覆沒，於是便作了兩手準備：一方面連續召見袁世凱，極力籠絡；一方面又下旨派康有為前往上海，名義上是督辦《時務報》，其實是有意想讓這位康聖人離開北京這個龍潭虎穴，留下維新派的一點骨血。康有為開始堅決不走，光緒皇帝再三催促，甚至在託林旭轉交的密詔裡都說出了“汝可迅速出外，不可遲延”這種露骨的話出來，可見局勢之危急。
康有為看到光緒心意已定，只好把梁啟超、譚嗣同、劉光第等弟子召集過來商議，這些學生也都紛紛勸老師外出避禍。康有為很猶豫，因為他們正在策劃兵變，想藉袁世凱的新軍殺掉在天津的榮祿，然後包圍頤和園，囚禁慈禧太后。在這關鍵當口，主腦人離開不大合適。譚嗣同說老師你先離開，具體籌劃有他們這些學生負責。康有為表示好歹把袁世凱拉攏過來，他走也走得放心。當時袁世凱已經與維新派走得很近，維新一黨受光緒衣帶密詔的時候，袁世凱的心腹徐世昌也在側，只是他本人從來沒表明過立場，讓康有為很不放心。
於是在1898年9月18日（農曆八月三日），譚嗣同夜訪法華寺，慷慨激昂地把兵變計劃一說，逼著袁世凱表態。袁世凱當時滿口答應參與兵變，算是擺明了自己的立場。康有為見大局底定，這才放下心來。其實那時候，慈禧早已控制了光緒，袁世凱（缺）
於是到了9月20日，康有為把兵變計劃留給梁啟超與譚嗣同，自己只帶了一個僕人坐火車前往天津，打算坐海輪到上海去。巧合的是，袁世凱也是這一天坐火車回天津，至於他到底有沒有心思殺榮祿，在火車上有無見到康有為，就不得而知了。
康有為當晚直接在塘沽下了車，他訂的是海晏號客輪，上了船以後，康有為被告之因為機械故障，要第二天下午四點才能啟航。這條船歸中國輪船招商局管，康有為唯恐船上有榮祿的耳目，索性下了船，在碼頭附近的旅館住了一宿。第二天，也就是9月21日，他繞過招商局的輪次，特意選了一條英國太古輪船公司的重慶號，於上午11點離開塘沽碼頭。
這一走，真是險之又險。因為幾乎就在康有為登船的同一時刻，慈禧太后在北京發動了戊戌政變。這一次政變的起因，有學者認為是袁世凱回到天津之後立刻向榮祿告密所致；但也有人認為是維新派行事不密，反被慈禧先動了手，袁世凱見大勢不妙，這才慌忙向榮祿坦承兵變計劃。無論哪一種說法為確，總之慈禧太后在9月21日使出了霹靂手段，先把光緒幽禁在瀛台，然後由步兵統領崇禮親自掛帥，率領3000緹騎在北京城內外大舉搜捕。京城一時間腥風血雨。
康有為作為維新首腦，是慈禧太后點名要抓的重要人物。步兵統領衙門在政變後第一時間包圍了他在宣武門外的南海會所，結果只在廁所裡搜出了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崇禮又派人去捉梁啟超，結果梁啟超也在伊藤博文的庇護下躲進了日本使館。最後只抓獲了譚嗣同、林旭等六人。
慈禧太后對於沒捉到康有為非常不滿，勒令務必捉拿歸案。就因為康有為一個人，先後關閉了北京九門兩次，停運了京津鐵路三回。最後步兵統領衙門才調查清楚，原來康有為早就坐火車去塘沽了。
這時候慈禧太后就體會到電報的好處了。雖然康有為早逃出去了一天，但他再快也不及電報快。於是一通電報打到了直隸總督衙門，諭令天津全城戒嚴，讓榮祿嚴厲搜查康有為的行踪。康有為的計劃裡，曾經有殺掉榮祿，奪其兵權的內容。榮祿聽袁世凱說了以後，又氣又怒，此時自然更不能放過康有為。聶士成、董祥福兩部兵勇把天津周圍翻了一個底朝天，最後在塘沽碼頭髮現康有為登上重慶號的記錄。
這時候，重慶號已經啟航足足有一天多，尋常輪船根本追趕不及。榮祿不甘心讓康有為在自己手裡逃走，這時便有人向榮祿建議說：而今之計，如欲追上重慶號，只有派出北洋水師中最快的飛鷹號快艇。
北洋水師自甲午海戰之後精銳盡失，元氣大傷，一直到1896年才在直隸總督王文韶的推動下重建，飛鷹號快艇（快艇即如今之驅逐艦）就是在這期間購入的。該船是由建造過定遠、鎮遠、濟遠等北洋名艦的德國伏爾鏗（Vulcan）造船廠製造，於1895年下水。飛鷹號船身長259.2英尺，吃水12.6呎，排水量850噸，是唯一一艘擁有四煙囪的艦艇，推動力高達5400馬力，航速最高可達22海裡，還配備了兩門克虜伯炮與三支魚雷發射管，是重建後北洋水師中僅有的兩艘驅逐艦之一。以它的速度，想追上航速只有12節的重慶號綽綽有餘。
此時飛鷹號正停泊在大沽口。榮祿立刻給飛鷹號管帶、後來中華民國的第一位海軍上將劉冠雄下了一道命令，讓他馬上拔錨啟航，不惜一切代價追上重慶號，捉到康有為後就地正法。劉冠雄是甲午海戰後碩果僅存的幾位海軍提督，他接到命令以後，立刻出動。不料飛鷹號在海上開了一段時間，劉冠雄卻突然返航，報稱說因為出發匆忙，船上煤水沒有加足，不堪續航。榮祿雖然大怒，卻也無可奈何，因為飛鷹號當時確實與僚艦飛霆號剛剛結束訓練回航，停泊不足三小時即被命令出發追擊。
關於飛鷹號為何突然停止追擊，歷來眾說紛紜。有說飛鷹號確實因煤盡而被迫返航；有說追擊途中飛鷹號鍋爐發生了爆炸；比較傳奇的一種說法認為，劉冠雄是有意為之，因為劉冠雄是北洋水師學堂畢業，流學去過歐洲，思想上很先進，十分支持維新變法，想故意放過康有為。
後來飛鷹號的故事並未結束。辛亥革命後它曾參與護法運動，南下廣州，遂被編入粵海軍第四艦隊，在與陳濟棠的衝突時被飛機擊沉，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空軍擊沉驅逐艦的記錄。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康有為渾然不覺自己在鬼門關里走過一遭，他也不清楚北京城內發生了什麼事情。重慶號在9月22號抵達煙台補充燃料，要停泊數個小時。康有為一來想散散心，買點水果吃；二來也打聽一下局勢，無論兵變成功與否，現在應該都已經鬧得沸沸揚揚了，在煙台一定能探聽到什麼風聲。
就在這時，慈禧太后的密電也已經送到了登萊道衙門。原來慈禧太后怕榮祿在直隸轄內捉不到康有為，早已給從天津到上海的沿岸碼頭都發出了語氣嚴厲的加密電報，電稱康有為毒殺光緒，畏罪潛逃，各地碼頭一旦發現重慶號靠岸，立刻派人上船拘拿康有為。
煙台自《天津條約》開埠之後，一直是通商重鎮，亦是上海聯繫北京、大沽、大連等地的南北電報樞紐。水下陸上電線縱橫，中外電報俱集中於此處中轉。慈禧的緝捕令第一個就拍到了煙台登萊道衙門。
按說登萊道衙門接到密電之後，應該立刻封鎖碼頭，派人嚴密監視，可是這時候卻發生了一件意外。
由於早期中文密碼編制過於簡單，查閱調看的手續又異常繁瑣，在實際的操作中往往不能及時應變。所以自從清政府啟用電報為官方正式通訊手段後，為了確保不讓人假傳聖旨，特別規定了一定級別以上的大員都可以看電報底稿，確認電報上自動收報的軍機號頭，此命令才算有效。但是同時又有規定，來電的密碼本只有少數官員才能持有。
可巧的是，那天登萊道台李希傑前往膠州，這位大員還頗有職業素養，知道密碼本的重要性，隨身帶著。這一帶不要緊，他手下大大小小十幾名官員大眼瞪小眼，誰也不知道密電裡說了些什麼。朝廷有嚴格規定，哪一密級的電報由哪一級官員譯出，不得僭越。慈禧太后發電時用的是最高密級，衙門的電報生只能翻譯出加密的內容，至於內中說了些什麼，除了李希傑的電報本，整個煙台誰也破譯不了。
晚清官員，大多顢頇。既然破譯不了，那就擱著吧，反正密碼本是李大人帶著的，出了事也是他的責任。於是道台衙門就把這份十萬火急的電報擱在了一旁，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
康有為不知道自己又在生死線上走了一遭，他悠哉游哉地在碼頭上買了點水果，又打聽了一下北京局勢，就回到了重慶號上。重慶號開走半天，李希傑才晃晃悠悠回到衙門，他一看有一封北京來的密電，連忙取出密碼本，翻譯出來一看，臉登時就白了。
這可是要殺頭的大罪呀。
自從有了電報這個新通訊工具之後，清政府在考評官員時多了幾條關於電報的標準。一是要對密碼本進行嚴格保密，不得假手旁人；二是有密電來時，一定要及時譯白執行，不得延誤，還詳細規定了洩密扣薪俸多少，延誤時日要扣除薪俸。李希傑第一條執行得很好，第二條可就麻煩大了。何況這封電文是慈禧太后親自下令的，他這個失誤跟抗旨這等大罪也差不多了。
上海道與登萊道不同，道台蔡鈞接到密電之後早已經嚴陣以待，只等重慶號自投羅網。虧得英國駐上海領事白利南從中斡旋，派了一個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的職員在吳淞口先攔住重慶號，找到康有為，把慈禧的密電給他看，康有為這才知道自己大難臨頭。他當即被英國人轉移到英國輪船皮萊瑞號，然後轉送香港，旋即出國，從此開始了流亡生涯。
至於李希傑，他因未譯電報而耽誤了捕拿康有為的行動，慈禧太后得知後十分震怒，批了一個斬立決——他當初在煙台租界勘界時為洋人作倀，壞事做盡，這也算是一樁報應吧。
慈禧在北京發動政變，不過中午之時，在天津的榮祿便已知道；康有為出逃不過三四日功夫，通緝令便已經傳遍沿海各省。而若不是在北京的英國人獲知清廷密電，及時轉拍給上海總領事館，恐怕康有為也早喪於慈禧之手。這種信息傳遞的效率，在從前是不可想像的。電報對晚清政治的影響，可見一斑。
第二件事發生在1896年，故事的主角是中華民國一代國父孫中山。
當時的孫中山名字還叫做孫文，還遠沒有後來的風光。他在頭一年組織了廣州起義，可惜起事泄密，整個行動被總督譚鍾麟扼殺於襁褓，還白白折損了一條臂膀陸皓東。在撲滅廣州起義後的第二天，清政府即下令在全國通緝孫文，懸賞花紅銀一千元的佈告甚至貼到了西貢和新加坡，並加派了大量密探追查他的踪跡。如何利用電報的迅捷手段來撲滅國內外危險勢力，清政府這時候已經是玩的十分熟稔，通緝電報打到了清政府駐海外幾乎所有使館，差不多成了全球通緝的陣勢。
在這種形勢之下，孫中山不敢在國內多作勾留，他先去澳門，再避香港。香港的一位律師朋友建議他立刻出境，於是孫中山匆匆坐船抵達日本神戶，在神戶割掉辮子割掉，改換西服，表示與清政府徹底決裂。 1896年初，孫中山攜妻子盧慕貞與孫科前往夏威夷，接著又輾轉前往美國本土。當時三藩市華人數量最多，於是孫中山前往那裡，還在唐人街發表了講話，號召大家進行捐款。巧合的是，恰逢李鴻章差不多也是同時開始動身訪美，清政府在美國的情報活動空前頻繁，唐人街上的密探特別多。孫中山在唐人街一開口，密探立刻將他的行踪匯報給了清政府駐華盛頓的公使，說此人形跡作派，很像是通緝令上的孫文。
時任美國公使的是楊儒，這是一位晚清名臣，素以錚錚鐵骨而著稱。他後來轉任俄羅斯、奧地利、荷蘭三國公使，在與俄羅斯人談判護（中東）路及東北問題時，拒絕在對中國不利的條約上簽字，態度之硬，勝過西伯利亞的石頭，最後把一盤敗局生生掰和，自己卻病死在彼得堡，算得上是條好漢。
接到孫中山抵美的秘報時，楊儒正安排李鴻章訪美的諸項事宜，忙得焦頭爛額，一聽到孫中山已到了舊金山，立刻頭大如斗。他深知茲事體大，生怕這個極端危險的革命黨人會對李鴻章作出刺殺或者人肉炸彈什麼的，立刻取出孫中山的照片給密探辨認。密探確認在唐人街演講的，正是那個膽大妄為的孫文。可是作了四年駐外使節，楊儒知道，孫中山如今在在美國的領土之上，他們這些使臣沒有拘捕的權限。他立刻約見了時任美國國務卿理查德·奧爾尼，宣稱這個狡猾的孫文是企圖推翻中國政府的危險分子，希望美國能夠協助拘捕，最起碼也要仿效港英政府，把他驅逐出境。這個要求被奧爾尼拒絕了，而且警告楊儒不可以在美國領土上有什麼輕舉妄動，否則可能會發生外交衝突。
依著楊儒本來的性子，怎麼也要跟國務卿吵上一吵，可這件事上清政府確實理虧。楊儒沒辦法，只好僱傭私家偵探對孫中山如影相隨，密切關注他的行踪。孫中山在美國停留的時間並不長，他打算藉這次機會去各國考察一番，第一站就定在了大西洋彼岸的英國倫敦，因為他在香港時候的老師康德黎此時恰好住在倫敦，可以順道去拜訪一下。
孫中山的歐洲出行計劃立刻就被楊儒派出去的密探偵知。楊儒知道在美國對他無可奈何，也許在英國還有機會，便立刻把孫中山的行程發電報給了駐英公使龔照瑗。龔照瑗這個人與電報淵源也不淺，早在國內時就住持過長江內水電報的建設，也是個精通洋務的人物。此時他接到楊儒電報，不敢怠慢，立刻著手安排人手，同時發電報給國內請示行動。國內很快給了批示，讓他們無論如何要想辦法把孫中山弄回國來。龔照瑗原本派了參贊馬格里去英國外交部，希望英國政府協助拘捕，結果英國人和美國的回應完全一樣，不僅拒絕了龔照瑗的請求，還警告說別亂來。這讓他左右為難，苦思無良計，只得姑從楊儒舊計，僱傭了數名私家偵探，一俟孫中山登陸，即行嚴密監視。
1896年9月23日，孫中山乘坐白星航運公司的麥竭斯底號客輪（SSMajestic）跨過大西洋，抵達利物浦，然後坐火車在10月1日到了倫敦。他的打算是在英國盤桓幾日，然後再去巴黎考察農業。孫中山開始住在赫胥旅館，後來應他老師康德黎的邀請，在霍爾旁區附近的沃里克小巷租了一間公寓，甚至還改了一個名字，叫陳載之。
孫中山和這位康德黎老師的關係匪淺。當初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學習的時候，康德黎就是他的老師兼教務長，“孫博士”這個頭銜還是康德黎親手頒發給他的，兩人關係非常密切。有意思的是，這所香港西醫書院並未在政府立案，從那裡畢業的學生無法取得行醫執照，所以孫中山那一屆學生，一同拿到畢業證書的只有一個叫江英華的學生。他們當年解剖學考試的捲子，如今還有留存。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在香港就是找康德黎尋求庇護，後來康德黎返回倫敦途中在夏威夷碰到孫中山，邀請他去英國，他這才有了遊覽歐洲的計劃。
龔照瑗得知孫中山落腳沃里克小巷後，頗有些驚訝。如果仔細查看倫敦地圖的話，就會發現孫中山這間公寓離中國使館離的很近，他為何甘心住的離虎口如此之近呢？龔照瑗召集一批隨員商議，最後他的侄子龔心湛分析說可能是因為孫中山本人也十分渴望了解國內情況和對自己的通緝聲勢，而想知道這一切，就必須要通過中國駐倫敦使館。龔照瑗覺得言之有理，遂下令讓使館內工作人員都提高警惕。
龔心湛的分析頗為到位，孫中山確實是想摸清楚國內各界對廣州起義的反響如何，是否民智籍此而開，從而具備繼續發動革命的成熟條件。康德黎曾經半開玩笑地問過孫中山，說你住的地方和使館很近啊，去訪問過沒有，孫中山不置可否。後來在與另外一位英國朋友聊天的時候，孫中山還向他打聽駐英使節的名字，流露出自己想去使館一探究竟的意願。
孫中山作為一代革命黨人，膽識過人，他覺得自己用的假名字，去中國使館應該不會被識破——就算被識破了，使館也不敢把他怎麼樣，有楊儒前車之鑑，龔照瑗又哪敢甩開英國外交部自己蠻幹，擅自拘捕。要知道，當時中英之間並沒有引渡協議，就算他刺殺了慈禧太后，清政府都別想在倫敦對他作些什麼。這些事情孫中山都仔細地研究過。
於是在10月10日，孫中山大搖大擺地走到中國駐倫敦使館，迎頭碰到了當時在英國學鑄炮的一個學生宋芝田——此人後來官拜北洋陸軍中將，是民國少有的幾個以軍工技術封將的人才——孫中山問他說使館裡有廣東人沒有。宋芝田說有個英文四等翻譯官鄧廷鏗，是廣東人。孫中山就走進去，找到鄧廷鏗，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兩個人用粵語開始拉起家常來，十分親熱。鄧廷鏗是廣東三水縣人，其實兩人在廣州曾經見過一面，不過這都是後話，當時可誰也沒想到。
倆人閒聊了許久，相約隔日去海口見見其他廣東老鄉，孫中山還旁敲側擊地問他如果穿西裝回國是否會受阻撓。眼看日落西山，孫中山掏出懷裡一塊金表看看時間，說我差不多得走了。這塊金表是舊金山一位華僑送給孫中山的，款式在當時頗為新穎，鄧廷鏗看著喜歡，就要來玩賞了一下。
這一玩賞，可玩出了問題。鄧廷鏗接過金表，看到表蓋上赫有一行英文，乃是“孫”字的拼寫，聯想到近日孫中山就在倫敦活動，龔公使也警告說他可能會改裝身份潛入使館，心中立刻有了答案。鄧廷鏗表面上不動聲色，客客氣氣把孫中山送出使館，轉身立刻通知了龔照瑗和龔心湛。
這可真是瞌睡時送個枕頭，龔照瑗正發愁如何在倫敦地界拿下孫中山，他沒想到獵物居然自投羅網，心中大喜，他與龔心湛以及使館的其他兩位參贊計議了一番，覺得這真是天賜良機，絕對不可以放過，遂設下一個圈套。
第二天上午，孫中山興致勃勃地來到使館來找鄧廷鏗，打算一起去探望老鄉。鄧廷鏗把他先穩住，說下午兩點再去，先招待他吃了個飯。酒足飯飽之後，鄧廷鏗拉著孫中山，引薦給參贊馬格里（Macartney Halliday）。
這位馬格里也是晚清奇人之一。他是個美國人，咸豐八年以軍醫身份來中國，後來還加入了戈登洋槍隊，協助李鴻章剿滅太平軍，還娶了太平天國納王郜永寬的侄女當老婆。蘇州殺降事件後，戈登與李鴻章勢同水火，多虧了這位馬格里從中斡旋，才算平結此事。馬格里從此加入淮軍，依仗自己的洋人身份幫著李鴻章辦理洋務，還加入中國國籍，改了字叫清臣。後來他主持的金陵造炮局在大沽試炮失敗，炸死了七個人，被撤職閒置。郭嵩燾派去英國出使時候，把他也帶了去，從此就以美裔中籍職員的身份出任參贊一職。
孫中山早聞馬格里之名，這次居然能見到本尊，不喜過望，開始大談中國洋務與維新問題。他先誇獎了李鴻章一番，然後又說中國如今在國際備受欺凌，皆因不重視洋務的緣故，中堂大人孤掌難鳴，須早變民主云云……馬格里與鄧廷鏗早有計謀在胸，也只由著他慷慨激昂。
等到孫中山客套完了，鄧廷鏗又拽著他上了使館二樓，去見另外一位廣東籍隨員李盛鐘。過不多時，馬格里假裝走過來，說國內來了電報，密級很高，請鄧廷鏗親自譯出。鄧又拽著孫中山上了三樓譯電室，一步步引著他進入轂中。
到了三樓房間，鄧廷鏗把孫中山一把推進去，當即落鎖。馬格里在外面對孫中山說：“你不是姓陳，你金表裡刻著孫文二字，肯定就是那個通緝犯。現在奉了龔公使的命令把你拘禁在這裡，我們已經發電報到國內總署了，等到總署回電以後，才能把你放出來。”孫中山身陷囚囹，追悔莫及，還想跟鄧廷鏗套套近乎，問能不能允許他返回寓所拿些日用的東西，也被拒絕。
龔照璦拿下孫中山之後，立刻給總理衙門拍了一封密電，說孫中山自己來到使館，已經被控制住了，請總理衙門迅速回電指示下一步行動。孫中山被抓只是萬里長城第一步，從倫敦到北京千里萬里，如何把他繞過英國人耳目活著帶入境內，還是個難題。
龔照璦一邊指示看管好孫中山，派了一中一外兩位隨員24小時監視，甚至連窗戶都用木條釘好，水潑不進；一面撥出7000英鎊，租了格萊（Glen）公司一艘2000噸的輪船，定制了一個大木箱，一俟總署復電，就立刻把孫中山裝到箱子裡運出英國。他們作事很細心，特意選擇了一條外籍輪船，而不是不列顛籍船隻，這樣即便事後英國人覺察到，也無法在蘇伊士河予以攔截。
而孫中山被囚禁在方寸之間，卻仍舊沒放棄希望。他先後數次強調使館並無拘捕權，並要求給自己的老師康德黎傳遞消息。然而中國使館方置若罔聞，一心要把他弄回國去，他寫的幾封信都被馬格里扣留下來，一封也沒有傳出去。龔照璦甚至還派人騙孫中山寫下英文的自白書，打算日後會審時作為呈堂證供。
輪船很快就租好了，木籠子也訂得了，可偏偏發去國內總理衙門的電報，卻石沉大海，再無回應。龔照璦急得團團轉，有心早早把孫中山送走，又沒有正式命令，只能命令譯電員守在電報機前，隨時等著復電。
孫中山乃是朝廷欽犯，總理衙門何以回復如此遲鈍呢？至今已成為一個謎團。有說清政府對如何處置孫中山莫衷一是，有主張在倫敦或海船上直接殺之，有堅持必須運此巨匪歸國，公開處決以平民議，群議嘈嘈以致耽擱時日；有說是總署的譯電員粗心大意，誤把頭等加急密電擱錯了格子，恰逢李鴻章10月3日剛剛出訪歸國，引起轟動，各國政要拍往中國的電報極多，譯不勝譯，寶貴的時間就這樣白白流逝。
久拖必有生變，就在清政府的複電久候不至的時候，意外出現了。
當時使館有一名英籍工人柯爾（Geovge Cole），負責每天給孫中山生火送水。孫中山暗自請求他幫忙，開始柯爾不理不睬。孫中山左思右想，靈機一動，想出了一個好辦法來。
英國那時候大部分平民對遠東地區興趣不大，除了政治家和商人以外，很少有人關心那裡的事情。但是這些人對近東地區尤其是與基督教有關的事情，卻格外敏感。其時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在位的是哈米德二世，他大力推行泛伊斯蘭化運動，對信仰基督教、又有分離主義傾向的亞美尼亞人進行殘酷鎮壓，從1894年登基一直到1896年，幾乎把亞美尼亞民族滅絕。整個基督教世界都對此痛心疾首，篤信基督的民眾無不視哈米德二世為惡魔。
孫中山一貫關注歐美時局，對這段歷史知之甚詳。他便對柯爾說：“你聽過土耳其蘇丹屠殺亞美尼亞人的事麼？”柯爾點頭，孫中山見他面露厭惡，知道這次算是賭對了，趁機說：“土耳其蘇丹不喜歡基督徒，所以就對他們進行屠殺。其實我也是一樣，我是中國的基督徒，希望能夠在中國進行改革，可中國的皇帝敵視基督徒，所以指使爪牙來迫害我。你們同情亞美尼亞人，那麼也應該同情境況相同的我才對。”
這一番言辭入情入理，說動了柯爾。第二天，10月16日，柯爾趁送煤的時候，在煤簍裡留了一張字條，孫中山就在紙條上寫下自己的處境，連同身上唯一的二十英鎊交給柯爾。
柯爾把紙條送到康德黎手裡的時候，已經是10月17日晚上，孫中山已經在使館被拘禁足足七天。康德黎自從孫中山失踪後，急得幾乎發瘋，四處奔走不得要領。一直到柯爾送來紙條，康德黎才確認自己學生被軟禁了。
康德黎最開始想去找參贊馬格里幫忙，結果在宅邸裡撲了一個空。他沒辦法，只能去蘇格蘭場報案，卻未被受理。後來柯爾再次傳遞消息出來，康德黎這才知道馬格里是這起拘禁事件的主謀，龔照璦已經打算下週遞送孫中山出境，假稱他是個瘋漢。康德黎沒辦法，直接去了使館，威脅說此事已報告給蘇格蘭場與外交部，使館卻拒絕承認內有孫逸仙這個人。
康德黎離開以後，使館人員立刻匯報給了龔照璦。龔照璦見消息已經洩露，總理衙門的電報卻久候不至，急得火上房。龔心湛這時又獻了一計：龔照璦的前任是曾紀澤，他在倫敦曾租了棟寓所，如今空置，不如把孫中山秘密轉移到那裡，然後請英國人來搜查使館，便可以消除嫌疑。龔照璦聽了很是讚同，但後來一查記錄，那間寓所已經被退租了，這條計謀遂派不上用場。龔照璦只得下令讓輪船在附近碼頭隨時升火待命，一經總署點至，立刻開船。
10月19日，康德黎雇了思德蘭公司的密探，並通知了附近的警察，把中國使館嚴密監視起來，並人手一份孫中山西裝短髮照片。到了第二天，總理衙門的電報才算是發到倫敦，指示英國公使不惜一切代價把孫中山送回國內。龔照璦氣得把電報撕的粉碎，大罵國內顢頇官僚——這時候外面眾目睽睽，甚至還有激進人士打算借助隔壁的房子爬到使館三樓，撬開木板，救出孫中山。他已經錯過良機，沒辦法把這位囚犯平安地送到船上了。
這時候，康德黎四處奔走的消息傳到《地球報》記者的耳朵裡。記者找到康德黎，作了一篇專訪，在10月22日刊登出來，標題叫做《可驚可駭之新聞：革命家被誘禁於倫敦》，詳細敘述孫中山被拘禁的經過。是章一刊，輿論一時嘩然，包括《泰晤士報》內的各大報紙紛紛予以報導，更有倫敦華僑和留學青年聚集在使館前大聲抗議。
英國首相薩利斯堡（Salisburg）也被驚動，發公文給龔照璦與馬格里，要求立刻釋放孫中山。這時候中國使館終於扛不住壓力，馬格里只得親自出面，在10月23日把孫中山送出使館，交到康德黎和英國外交部代表手裡。至此孫中山被困使館恰好12天。
康德黎後來回憶說，倘若中國使館早把孫中山運出哪怕一天，他也無能為力，這一切自然要歸功於上帝保佑之故。神學上的事姑且不論，孫中山真正要感謝的，恐怕要是那位把電報放錯格子的總理衙門譯電員吧。若非這位不知名小人物的一點疏失，一代國父差點就魂斷倫敦。
經過這一事件之後，孫中山聲明大噪，報紙爭相訪問，就連中國，都有梁啟超主持編務的《時務報》，分別在14、15、17、19、21、28冊曾分別譯載英國、日本的有關報導，如《英國律師論孫中山被禁事》、《論傳言英將控告孫中山一案》、《論孫逸仙》等。英國漢學家翟理斯甚至把他收入了《中國名人辭典》。
孫中山把這事兒用英文寫成一本《倫敦被難記》，於1897年出版，感動了無數革命志士，至此聲望日隆，連被通緝的身價都漲到了50萬銀元。後來他作了臨時大總統，當日出賣他的鄧廷鏗居然還厚著臉皮跑來與他要官作，氣得孫的副官要拔槍把他斃掉，最後還是孫中山出面解圍，不與他一般見識，直接轟出了總統府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