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性(公元1547—1598年)，字恆叔，號太初，又號元白道人，浙江臨海人。自幼家境貧寒卻學習刻苦，萬曆五年(公元1577年)登進士第，曾任禮科給事中、吏科右給事中、四川參議、太僕寺少卿、鴻臚寺卿等職。王士性非常喜愛遊歷，他利用在各地做官的機會，遊歷過全國許多地方。如浙江的金華、杭州、天目、雁蕩、四明、普陀、會稽；河南的確山、嵩山、開封、南陽；陝西的華山、寶雞；四川的廣元、成都、重慶；湖北的太和山(今武當山)、秭歸、夷陵；湖南的衡山；江西的廬山；江甦的南京、蘇州；安徽的休寧、九江；北京的西山；山東的曲阜、泰山；廣西的桂林；廣東的肇慶七星岩；雲南的昆明、大理、賓川；山西的恆山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跡。據考證，王士性曾到達過現在浙江、河南、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北京、陝西、四川、廣東、廣西、山東、山西、河北、雲南、貴州等17個省、市、自治區，即除了福建外，明代的二都十二佈政使司(即行省)他都到達過。
王士性不僅廣覽大好河山，而且寫下了許多精彩的遊記與紀遊詩，結集為《五嶽遊草》10卷、《廣遊志》二卷。晚年又對他遊歷考察的事物進行概括和理論總結，寫出了《廣志繹》等著作。在這些著作中包含了他豐富的地理學思想。主要有：
人地關係是指人們關於人類及其活動與地理環境關係的認識，是人類認識和改造利用地理的基本思想，很早就被人們所注意。在我國，早在先秦著作《禮記·王制篇》中，就提出了“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的帶有地理環境決定論的思想。而在《孟子·公孫醜下》中，則表現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人定勝天的思想。唐代劉禹錫還提出了“天與人交相勝”、“還相用”的人地相關思想。到明代晚期，王士性對人地關係的理論又有了新的發展，他更深刻地闡述了人地關係的理論。
在對浙江地區進行區域調查與研究以後，王士性指出：“杭、嘉、湖平原水鄉，是為澤國之民；金、衢、嚴、處丘陵險阻，是為山谷之民；寧、紹、台、溫連山大海，是為海濱之民。三民各自為俗，澤國之民，舟楫為居，閭閻易於富貴，俗尚奢侈，縉紳氣勢大而眾庶小；山谷之民，石氣所種，猛烈鷙〔zhi至〕愎，輕犯刑法，喜習儉素，然豪民頗負氣，聚黨與而傲縉紳；海濱之民，餐風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為生不甚窮，以不通商販不甚富，閭閻與縉紳相安，官民得貴賤之中，俗尚奢儉之半。”(《廣志繹》卷四)在這裡，王士性認為，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環境(澤國、山谷、海濱)中的人們，有著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價值觀念，以及不同的庶民與縉紳關係。由此可以看出，在王士性的人地關係思想中，實際已蘊含了地理環境對文化影響的兩種機制。即：一種是地理一經濟一文化的間接影響機制；一種是地理一文化的直接影響機制。王士性在大約400年前就注意到這一點，是難能可貴的。此外，王士性還從理論上總結出人類對自然環境的態度，他說：“天下事不可懦而無為，尤不可好於有為。”是說人們對自然環境的改造利用既不可無所作為，又不可盲目而為，而應遵循自然法則。這一思想已十分接近20世紀人地關係論中的適應論和生態論。
同時，王士性還注意到文化中心與地理環境變化的辯證關係。他在《廣遊志》中說：“自昔以雍、冀、河、洛為中國，楚、吳、越為夷，今聲名文物反以東南為盛，大河南北不無少讓何？客有云，此天運循環，地脈移動，彼此乘除之理。余謂是則然唉。”他在分析了中國文化中心變化過程後，又說：“今日東南之獨盛也，然東南他日盛而久，其麼勢有不轉而云貴、百粵？”王士性為明代人，他不但注意到此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重心從北而南的轉移，而且還推測有繼續轉移到嶺南和西南的可能。這是相當高明的見識。
區域觀念出現很早，在石器時代的人類生產生活中就有區域觀念出現，他們已註意到一個地區與另一個地區的不同，到了漢代司馬遷等人的中國區域認識與劃分已相當準確。到了明代，我國的區域觀念與區域實踐都有了很大發展，王士性關於明代政區劃分的分析，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明代政區分為二都十三布政司，即南京和北京二京，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江西、湖廣、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十三布政司。王士性在分析各政區與自然地理的關係後，認為明代的政區基本與自然區相重合是非常合理的。如稱山西(晉中)：“太行數千里亙其東，洪河抱其西，沙漠限其北，自然一省會也。”(《廣遊志》卷上)同時，王士性也注意到非地理因素在明代政區劃分中的作用，如他認為“獨中原片土莽盪，數千里無山，不得不強畫野以經界之”，就講了人為因素對行政區劃的影響。同時，他還認識到，明代的省級行政區劃也存在著不盡人意的地方。如湖廣省就是如此，他在《廣志繹》卷四江南諸省中說到：
湖廣在春秋戰國間，稱六千里大楚，跨淮、汝而北之，將及河。本朝分省，楚亦惟大。其轄至十五郡，如鄖〔yun勻〕之房、竹山，荊之歸、巴東，與施、永、偏橋、清浪等衛所，動數千里，入省踰月，文移之往復，夷情之緩急，皆所不便。而辰、永督學，屢合屢分；鄖、沅開府，或罷或興，黎平生儒，此考彼試種種非一。況貴竹、粵西兩省雜以傜僮夷苗，主以衛所，間以土酋。咸不成省。
在分析了湖廣省因地廣人雜等引起的種種不便以後，王士性接著提出了解決的辦法，他認為應將辰州、沅州、靖州分屬貴州，永州、寶慶、彬州分屬粵西。到清代便將湖廣分為湖南、湖北兩省了，至今變化不大。
王士性在實際考察的基礎上，還將浙江分為浙東、浙西兩大文化區域和寧紹、金衢、台溫處三個文化亞區。其劃分基本符合浙江地區的歷史事實，至今仍有借鑒意義。
此外，王士性的區域觀念，還表現在他的地理著作都是分區域來寫的。在他的代表作《廣志繹》中，除卷一《方輿崖略》講全國情況外，其餘各卷記述分區情況。即，卷二《兩都》地區、卷三《江北諸省》地區、卷四《江南諸省》地區、卷五《西南諸省》地區。在他的另一部地理著作《五嶽遊草》中，也是除卷一《岳游上》、卷八《岳遊下》外，其它各卷均按地區記載，分為《大河南北諸遊》、《吳遊》、《越遊》、《蜀遊》、《楚遊》、《滇粵遊》。
中國古代很早就將蜿蜒的山脈形容為想像中的龍體，所以，自《禹貢》關於中國山系的“四列”觀點後，便有了許多不同的山系“龍脈”思想。如唐代開元年問僧一行提出的山河兩戒說(即兩大山系)、唐末五代楊益《撼龍經》中的山系四派說、宋代朱熹的三大龍說等。到了明代末年，王士性經廣泛的遊歷和博覽群書，在批判和繼承中國古代的山脈體系觀念的基礎上，提出了更為詳細合理的中國山系三大龍說，使中國古代山系學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據《廣遊志》卷上載，王士性的中國“三大龍”觀念是：
崑崙據地之中，四傍山麓，各入大荒外。入中國者，一東南支也。其支又於塞外分三支：左支環虜庭陰山、賀蘭，入山西，起太行數千里，出為毉〔yi醫〕巫閭，渡遼海而止為北龍。中支循西蕃，入趨岷山，沿岷江左右，出江右者，包敘州而止；江左者，北去趨關中，脈系大散關，左渭右漢。中出為終南、太華，下泰山，起嵩山，右轉荊山抱淮水，左落平原千里，起泰山入海，為中龍。右支出吐蕃之西，下麗江，趨雲南，繞霑〔zhan沾〕益、貴竹、關嶺而東去沅陵。分其一由武岡出湘江，西至武陵止；又分其一由桂林海陽山，過九嶷、衡山，出湘江，東趨匡廬止；又分其一過庾嶺，度草坪去黃山、天目、三吳止。過庾嶺者，又分仙霞關至閩止。分衢為大拌山，右下括蒼，左去為天台、四明渡海止。總為南龍也。
楊文衡先生曾將王士性的“三大龍”觀點列成簡表如下，可以清楚地表明各山系的淵源關係。
在現代科學中，山係是沿一定方向延伸的，是在成因上相聯繫而有規律分佈的若干相鄰山脈的總稱。王士性的山系劃分雖然與現代科學的山系概念有較大差距，但是，他提出“以水為斷”的劃分原則，劃分的山系除東南丘陵地區有較大誤差外，其它地區都基本符合中國實際，這在當時和以後相當長時間都是中國古代山脈學的代表思想，具有重要意義。
王士性三大龍說簡圖
王士性三大龍說簡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