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末年以來，中原戰亂，我國與西域各國的陸上交通一度幾乎隔絕。到13世紀初，我國北方蒙古族興起，在成吉思汗的率領下東征西戰，再一次打通了中西陸上通道。到忽必烈建立元朝後，中西陸上、海上交通更為發達。當時不僅有許多人前往西域帶回新的地理知識，而且政府派遣專門地理探險隊考察黃河源頭地理。
元代的邊疆域外地理新認識，主要表現在耶律楚材、丘處機、常德，以及周達觀、汪大淵等人對蒙古高原、中亞和南亞海上的地理旅行與記錄。
耶律楚材(公元1190—1244年)，元代著名的契丹族政治家、天文學家和旅行家。他曾隨成吉思汗遠征西域，著有《西遊錄》一書，記述有關中亞的人文、地理情況。丘處機(公元1148—1227年)，號長春真人，曾應成吉思汗之邀，前往中亞的成吉思汗軍中。 1221年，由燕京(今北京)北上，至呼倫貝爾草原，橫穿蒙古高原，越阿爾泰山，依天山北麓西行，經塔拉斯(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塔什幹，渡錫爾河到邪米思幹(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直到大雪山(今興都庫什山)，停留近一年，才向東返回燕京。丘處機是我國歷史上最早橫穿蒙古高原的人。根據他的旅行見聞寫成的《長春真人西遊記》一書(由其弟子李志常筆錄)，記述了有關蒙古、新疆、中亞的地理認識。
另外，常德(又名劉郁)曾在元憲宗九年(公元1259年)奉命出使伊兒汗國，抵達今伊朗西北，往返歷時四年多，寫成《西使記》一書，記述西域風土人情地理。
在關於南亞、西南亞海上的地理認識方面，主要有周達觀(公元1270—1350年)的《真臘風土記》與汪大淵(公元1311—1350年後)的《島夷志略》。
《真臘風土記》是元成宗貞元年間(公元1295—1297年)，周達觀奉命隨使團出使柬埔寨(時稱真臘)時，關於柬埔寨當時政治、經濟、地理、民俗等情況的記錄。其中對柬埔寨山川、氣候等地理記述，是最早以親身經歷介紹給我國人民的關於柬埔寨的地理認識。如《真臘風土記·山川》寫道：
自入真蒲以來，率多平林叢昧。長江巨港，綿亙數百里。古樹修藤，森陰蒙翳〔yi醫〕，禽獸之聲雜遝〔ta踏〕其間。至半港而始見曠田，絕無寸土，彌望芃芃〔peng蓬〕，禾黍而已。野牛以千百成群聚於其地。又有竹坡，亦綿亙數百里。
《正朔時序》中記述柬埔寨氣候說：
大抵一歲之中，可三四番收種，蓋四時如五六月天，且不識霜雪故也。其地半年有雨，半年絕無……
汪大淵的《島夷志略》，是作者在1329—1340年間兩次隨船航行南亞、東非的旅行見聞記錄。其涉及的地區，自台灣、南海、馬來半島，以至非洲東岸北段99處主要地點(見表1)。全書一卷，以99個地名作為分段的主題，敘述當地的各種見聞，包括地理形勢、氣候、物產、風俗、趣聞等內容。其記述不僅範圍廣大，而且內容翔實。明代馬歡在隨鄭和下“西洋”(古代對南海及印度洋海域的泛稱)時，就曾對照《島夷志略》的記述，發現汪大淵的記述非常準確。他在自己的著作《瀛涯勝覽·序》中說：我過去讀《島夷志略》時，看到各地天時氣候不同、地理人物差異。曾感嘆天下怎麼會有這麼大的不同呢？ ！待我親自到了這些地方，才知道《島夷志略》所記各地天時、地理、氣候、人物一點都無虛假之處。
我國對“西洋”地理的認識很早，漢朝班固在《漢書》中就曾記錄有一條由廣州通往印度洋至非洲東北岸的航道。後來法顯等從海上回國、唐代與南亞各地海上交往，也都積累了不少有關那裡的地理知識，但是，這些知識都比較零散。到宋代，南宋趙汝適曾收集各種古籍記載和當時西洋商賈傳聞，寫成《諸蕃志》(二卷)一書，記載了60個國家和地區的物產、地理、傳聞、經濟，以及與宋朝的關係。遺憾的是，這些記述全依靠文獻和傳說寫成，並非作者親自所見，所說就免不了有錯誤訛傳之處。而汪大淵的記述是在自己耳聞目睹基礎上寫成的詳實記錄，因此，它標誌著我國古代對南洋、西洋地理的新認識。
以上這些著作都是作者以親身經歷記述各地的地理見聞，大大豐富、開拓了當時人們對域外邊疆地理的認識，彌補了過去認識的不足。這些遊記著作的出現，極大地擴展了人們對域外邊疆地理的知識視野。
黃河是我國的第二大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黃河中下游一直是中華民族發祥、生活的主要地區，因此，人們很早就對黃河中下游河道等地理特徵有所了解。然而，對於黃河上游的地理認識卻經歷了漫長的過程，直到元代專門派遣考察隊實際踏勘河源，才開始弄清了黃河上源的地理情況。
關於黃河河源的認識，最早是先秦《禹貢》中提到的積石(青海東小積石山)，當時的認識大致還限於西寧、蘭州一帶。到西漢時，張騫通過西域，發現塔里木河自西而東注入蒲昌海(又稱鹽澤，即今羅布泊)，而蒲昌海“廣袤〔mao毛〕三百餘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於是便認為這裡的水“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漢書·西域傳》)。即認為塔里木河是黃河的上源，它經羅布泊潛行(伏流)至積石山，成為黃河。
到唐代，由於唐初與活躍於青海的吐谷渾人作戰，以及後來與青藏高原上的吐蕃人友好交往，便對黃河源地的二湖(鄂陵湖、札陵湖)地區有了較多聞知。如唐初貞觀九年(公元635年)侯君集帶兵進入青海，追擊吐谷渾時，就曾“次星宿川……覽觀河源”(《新唐書·吐蕃傳》)。文成公主出嫁吐蕃，也曾路經河源地區。唐穆宗時，劉元鼎出使吐蕃會盟也路過河源地區，並對這裡的山川大勢有所認識，《新唐書·吐蕃傳》中記道：
(黃)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寧西南)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青藏高原北部之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巴顏喀拉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
但是，這些都不是考察河源的記錄，而且認識與記述還嫌簡略。
元代統一中國後，為了加強中央與邊疆民族的聯繫，試圖探清河源，在黃河上游處建立一座貿易城市，然後利用黃河水運溝通與京師內地的聯繫。於是在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元政府派遣都實(又寫作篤實，女真族人，姓蒲察氏，元初曾任烏斯藏路督統和招討元帥等職)為招討使，佩金虎符，率隊前往青海地區探求河源。經過四個月的跋涉探險，他們才抵達河源，通過廣泛考察，查清了河源地區的地理情況，並繪製了地圖。
都實的這次考察，首次搞清了河源地區的河流水文特徵，以及河流名稱等地理問題，指出星宿海為河源所在。 《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所載他們的考察成果說：
河源在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ru入〕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群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即札陵、鄂陵二湖)。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程，迤邐東鶩〔wu務〕成川，號赤賓河……
這次考察，不僅第一次明確了黃河河源地區的主要支流和水文特徵，而且徹底否定了漢代以來盛行的黃河“伏流重源”之說(以塔里木河為黃河上源)。特別是，在指出星宿海是河源的同時，他們還提到一條由西南往“東北流百餘里”，彙為火敦腦兒的支流(《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當時他們很可能是將它作為黃河正源來記述的，如果這一源流即是現在星宿海西南的卡日曲，那麼，當時的認識與現代科學調查結果完全吻合。當然，即使不是這樣，那也表明當時已註意到黃河的真正源頭河流。從保存至今的元代陶宗儀《黃河源圖》中，可以看出當時對河源的認識已相當清楚。
此後，明清兩代也都對河源有過考察，進一步明確、豐富了黃河源的地理認識。如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僧人宗泐〔le肋〕的河源調查；清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拉錫和舒蘭的考察，以及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的河源地圖測繪等。 1952年、1978年我國又對河源進行了幾次大規模綜合科學考察，從各個方面系統認識了黃河上源的地理環境等問題，也證實都實考察成果的科學性和重要意義。清代還專門修撰了《欽定河源紀略》一書。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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