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北魏時期，出現了一部宏大的地理著作，它的出現給我國後來的地學和史學發展都帶來了深刻的影響，被清代地理學家劉獻廷譽為。它就是酈道元的《水經註》。
酈道元(公元446？—527年)，字善長，北魏范陽涿鹿(今河北涿縣)人。他少年時就喜歡讀書和外出遊覽，對地理書籍和山川名勝極有興趣。成年後，他曾做過多年地方官，足跡幾乎遍及長城以南、淮河以北廣大地區：他到過平城(今山西大同)；觀看過白道城(今呼和浩特市北)附近的陰山腳下的流泉；在比陽(今河南泌陽)考察過水系；在魯陽(今河南魯山)考察過汝水上源；安徽壽縣八公山、山東半島都留下他的足跡。他每到一地除注意地理考察外，還特別重視向當地居民詢問了解各地的歷史地理情況。 《水經註》就是他在大量史料和實際考察基礎上寫成的一部巨著。北魏延興二年(公元527年)，他被任命為關右大使，在赴任的路上，被叛將雍州刺史蕭寶寅派兵圍困在陰盤驛亭(今陝西臨潼縣東)而遭殺害。
據傳三國時代有一部簡略的水道著作《水經》，記述了全國137條主要河流，其記述內容也比較簡單。因此，酈道元就決定註解、擴大它的內容。遂徵引400多種文獻資料，加上自己的考察而撰寫成《水經註》一書，計40卷，30多萬字(其中五卷在宋代已佚失，現在所見40卷本為後人分析其他各捲而成)。這樣，《水經註》一書在名義上就是為《水經》作注，在形式上採取了以《水經》內容為綱，分列單句註釋的方式。即《水經》之語成為書中的“經文”，每句“經文”下的註釋考證等內容便是“注文”。同時在敘述上也略微區別：凡水道流經之地，“經文”用“過”，只舉大都會之名；而“注文”則用“迳”，且採錄大小城鄉郡邑繁多之名；“經文”的郡縣之名只為當時(三國時代)地名，而“注文”則兼及沿革變遷。不過，儘管書中“經”、“注”有如此形式上的差別，但從整個體系上看，“經”、“注”卻是渾然一體：“經文”猶如大綱提攜，“注文”正如眾目附系，成為一部獨立完整的地理著作。
在具體記述內容上，《水經註》主要是以水(河流)為綱，記述河流的發源、流經、匯入，並兼及河流的水文、變遷等情況，以及大量地貌、植被、土壤、物產、人口、交通、風俗、政區沿革、歷史掌故等方面的豐富內容。總之，《水經註》不僅是水道記述，而且幾乎涉及了當時社會及地理知識的各個方面，是一部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歷史沿革地理等內容的綜合性地理著作。
第一，《水經註》雖然是我國6世紀時的一部地理著作，但它所包含的豐富的地理內容，卻是古代地理著作中空前絕後的。
就《水經註》的記述範圍來說，它記述了北自安州(今河北隆化)，南至日南郡(今越南中部)，東至海，西達印度這一廣大地區的河流及人文地理情況。主要包括了我國的灤河、海河、黃河、山東半島諸河、淮河、長江、珠江、塔里木河、元江——紅河，以及印度河、恒河等流域的1252條河流。據統計，現存的《水經註》殘本記載的湖泊至少有560個、瀑布60多處、溫泉20多處，總記湖泊、陂澤、河渠水道等水體2596個。 。這樣宏大的內容，在我國古代地理著作中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例如，清初黃宗羲的《今水經》，所記河流僅304條。清中葉齊召南的《水道提綱》雖然記載河流達8600多條，但它是包括了清代比北魏更廣大地域的水系。而就《水經註》與《水道提綱》都記述的渭河水係來看，《水經註》記述直接入渭的一級支流就有105條，而《水道提綱》只有38條。因此，就水文地理資料而言，《水經註》的記述確實在我國古代地理著作中是無可比擬的。況且它在水系之外，還包括了豐富的其他自然地理(地形、氣候、土壤等)、人文地理、歷史地理等內容，這也是古代地理著作中少有的。
第二，由於《水經註》援引了眾多的古代典籍史料和豐富的內容，它一出現就引起了史地學界的極大關注，並對後代的輿地學和歷史地理研究產生很大影響。從唐代李吉甫撰寫全國地理總志《元和郡縣圖誌》，到後來杜佑的《通典》、宋代鄭樵的《通志》等，都不斷引用《水經註》的內容以編訂地理志書。明清學者著地志，更是引用不疲，視之為“聖經賢傳”。就是現代歷史地理學者復原考論古代地理情況，也仍然以《水經註》為重要依據。特別是後人還仿《水經註》體例撰寫地理著作，形成我國古代地理著作著述中一種獨特的寫作體裁。
第三，形成了專門從事《水經註》研究的“酈學”學派。 《水經註》出現不久，史學界就對它本身的刊印、文字校理給以極大關注。從宋代至明清竟在學術界形成一個以校注整理《水經註》文字為主的“酈學”學派。如戴震、趙一清、楊守敬等。至今專治《水經註》的仍然代不乏人，而且興起從地理學角度去研究、分析《水經註》各項地理內容的新趨勢，進一步豐富了“酈學”的研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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