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圖是地理學的特殊語言，最能直接、明確地表現各種地理認識和地理要素。因此，我國人民從很早就開始利用地圖。 1986年在甘肅省天水放馬灘發現的木板地圖，就是一幅距今2000多年、戰國末期秦國的區域地圖。 1973—1974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所出土的三幅西漢帛畫地圖(西漢初長沙國深平防區地形圖、軍事圖、都邑圖)，比較準確地表現了描繪地區的地理形勢(山川、道路、居民點等)。但是，由於這些地圖還缺乏統一的製圖理論和方法，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出現製作上的誤差。如《地形圖》的比例尺大小，從該圖繪製面積來測量，大致為1∶17萬至1∶18萬之間，表現在地圖上就是中心部分繪製較準確，周邊地區誤差較大，比例不統一。
如何提高地圖的準確表現力，制訂一套比較科學的地圖製作原則，不僅是一般的繪製地圖的技術問題，也是有關地理認識的重要問題。從史書記載來看，我國最早進行地圖製作理論總結，並提出一套製圖方法論的人，是晉朝裴秀。
裴秀(公元224—271年)，字秀彥，魏晉時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出身於士族家庭，自幼聰穎好學，曾隨司馬昭出兵淮南，收集了許多地圖資料。後任“司空”等官時，又接觸到國家收藏的地圖等資料，為他建立地圖理論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同時，鑑於當時戰亂後，全國地圖散失較多，而古代舊地圖也因地名變遷，註解不一，或者製作粗糙，不便於使用。於是，他便考釋《禹貢》中的山川等記述，以及九州與當時16州的變化，主持編繪了《禹貢地域圖》18幅，又縮繪了漢代的全國地圖為《地形方丈圖》。
正是在這種對地圖的廣泛了解和製作實踐中，他逐漸總結經驗，建立起一套地圖製作的理論原則——製圖六體。
製圖六體即繪製地圖所必須遵循的六條原則，其內容包括：分率、準望、道裡、高下、方邪(斜)、迂直六個要素。
分率即比例尺；準望為方位(是指以互相垂直的線條在圖紙上畫滿符合一定要求的方格，這樣既能表示縮小的比例，又便於確定方位。這種方法稱為“計裡畫方”)；道裡是指距離；高下、方邪、迂直是指對曲折變化的複雜地理要素的處理方法，即高取下，方取邪，迂取直。
關於這六條原則在地圖繪製中的作用及意義，裴秀也進行了深入的論述。他說：繪製地圖的法則有六條。第一叫分率，也就是比例尺，是用來區別地域面積大小的；第二稱准望，是用以確定彼此間方位的；第三是道裡，是用以確定路程遠近的；第四是高低；第五是方邪；第六是迂(曲)直。這後三條要因地制宜，用來校正由於地形起伏、方向偏差和迂迴彎曲所引起的誤差。地圖上如果只有圖形而無比例尺，就不能判斷距離的遠近；有比例尺而沒有方位，雖然某一處正確，但其他地方又必然會產生誤差；有方位而沒有道路里程，在山海隔絕的地方就不能相互通達；有了道路里程而沒有地表高低、方向方位、道路迂直的校正，則圖上量算的里程，必然和實際不符，方位也就不正確了。用這六條製圖法則，互相參照、訂正，然後，圖上距離的遠近決定於比例尺，彼此間的方向位置決定於方位，道路的距離決定於里程，實際的距離應通過訂正高下、方邪、迂直量算出來。所以，雖然有高山大海的阻隔，絕險遠方之地，以及高低不平崎嶇等情況，都可以在地圖上正確表現出來。只要訂正了方位，曲直遠近就很容易顯示出來了。
裴秀的製圖理論中，除沒有提到現代地圖中的投影和經緯度之外，其他主要問題(比例尺、方位、高差、距離等)都已明確提出。更重要的是，由裴秀所建立的這一套地圖製作理論和方法，一直影響著我國古代地圖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形成以“計裡畫方”為主要特徵的地圖學體系。如北宋沈括就曾在裴秀800年後修訂過這一製圖理論，提出了分率、準望、牙融(指拼圖的原則方法)、傍驗(指校驗)、高下、方邪、迂直的製圖七原則。我國歷史上一些著名的地圖都深受這一原則的影響，如唐賈耽的《海內華夷圖》、北宋沈括的《九令圖》、紹興七年(公元1137年)上石的《禹跡圖》(保存在今西安陴林)、元朱思本的《輿地圖》、明羅洪先的《廣輿圖》等，清末的許多地圖在使用經緯線的同時，還使用計裡畫方之法。所以，裴秀製圖六體的提出，是我國傳統地圖學發展的一個飛躍，在我國地圖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