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起一個專制的統一國家，到兩漢時代(公元前206—220年)，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古代地理學亦有很大進步，主要表現在地理認識、地理著作等方面的發展。
先秦時期，我國人民關於地球、世界的觀念主要有“蓋天說”、“大小九州說”等。秦漢時期，這些觀念仍在一定時期流行，但也出現了新的世界認識論(宇宙觀)，這就是“渾天說”的盛行。
“渾天說”源於何時，尚難斷定，但漢代已廣為流行卻是事實。如西漢時落下閎〔hong紅〕、耿壽昌、東漢張衡都曾製造過以“渾天說”為理論基礎的天體模型——渾天儀。關於“渾天說”的主要內容，《晉書·天文志》中是這樣記述的：天像一個雞蛋，地如雞蛋中的蛋黃而居於天內，天大地小。天的內外都有水。天和地都漂浮在空氣中，載水而運行。一周天為365.25度，一分為二，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所以二十八宿(星座)一半可見一半不可見。天像車輪一樣不停地運轉。
可見，這種見解比“蓋天說”等更接近科學的天地觀。首先，它提出了地的球體觀念及與天的大小關係(“地如雞子中黃”、“天大而地小”)；其次，又正確指出了天地皆為“懸浮”之物(“乘氣而立”)；再次，劃分了天體的度；第四，正確解覆地上，半繞地下”)。當然，這一見解也有一些明顯的不足之處，如：是地轉而不是“天轉”；天表裡並無水，僅大氣層中云層成雨；以地球為天的中心等。
秦末漢初，居於我國北方的一支游牧民族——匈奴，利用中原戰亂，乘機發展，勢力很快達於我國西北及北方廣大地區，而且時常威脅漢朝，給西漢王朝造成了極大的政治經濟壓力。漢初甚至不得不採取“和親”政策，暫求苟安。到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劉徹即位時，西漢國力已極為強盛，為了解決外患，他決心反擊匈奴。恰在這時，漢人從俘獲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屢受匈奴迫害而由祁連山下遷到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人，“常恨匈奴”，夙有報仇之願。於是漢武帝便下令招募使者，準備派遣出使，聯合大月氏共同反擊匈奴。
這時，一位曾任皇帝侍從，名叫張騫的人便應募而出，受漢武帝派遣，為完成抗擊匈奴的政治使命，率100多名隨從，開始了我國歷史上有明確記載的最早的大規模地理探險旅行活動。
漢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張騫一行由匈奴人甘英作嚮導，從長安(今西安)出發，經隴西(郡治今甘肅臨洮縣南)，進入河西走廊，不料很快被匈奴人發現並俘獲。他們被押送到匈奴王庭(今內蒙呼和浩特市附近)，拘禁達10多年之久。直到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張騫和甘英等人才得以逃脫，繼續西行，他們取道天山南麓，經大宛(中亞費爾幹納盆地)、康居(今鹹海以東、費爾幹納西北，即今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內)，到達大月氏。這時大月氏已由伊犁河流域遷到了媯〔gui龜〕水(今阿姆河流域)，這里地理條件優越，物產豐富，他們對遠征匈奴已無多大興趣。因此，張騫在此交涉近一年，而始終不得要領，只好決定回漢朝復命。此間，他曾渡過媯水，去大夏國的藍氏城(今阿富汗瓦齊納巴德)進行訪問。
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張騫離開大月氏，踏上歸途。他們翻越蔥嶺(帕米爾高原)，沿崑崙山北麓東行，經莎車(今新疆莎車)、于闐(今新疆和田)、鄯善(今新疆若羌)等，進入青海的羌人居住地，不料再次被匈奴俘獲，扣押一年多，直到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匈奴內亂，張騫才再次逃脫，回到長安。
這次探險西行，歷時13年，出去時100多人，歸來時只有張騫與甘英二人，在政治上也沒有達到遠交大月氏夾擊匈奴的目的。但張騫久困匈奴，“持漢節而不失”的民族精神，特別是帶回大量豐富的西域新知識，深受人們的敬佩。因此，漢武帝封張騫為“太中大夫”(相當於皇帝的顧問)，甘英為“奉使君”。歷史上也就將這次空前的西域探險，稱為張騫“鑿空”西域。
此後，張騫還建議並參與過由西南通印度的地理探險，只因重重阻撓，進展不大。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為聯繫烏孫(今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一帶)，張騫又率眾進行了第二次西域探險。這次他順利到達烏孫，並分派副使去大宛、康居、安息(波斯，今伊朗)等國。他於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回到長安，次年(公元前114年)卒於長安，歸葬故里漢中城固(今陝西城固縣)。此後，他所派出的副使也都陸續回到漢朝。
張騫20多年的探險活動，對當時人們認識西域地理、擴大地理視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國先秦時代，對於西北地區的地理認識主要還限於甘肅河湟地區以東，到秦末漢初因受匈奴的威逼，對河西走廊及其以西的地理認識仍然比較模糊，直到張騫出使西域，才帶回了對這一地區的新知識，使我國人民對當時西域中亞一帶情況的認識，遠遠超過此前對西方地理的認識界限。因此，史稱他的活動為“鑿空”西域，是有道理的。
漢代，在我國新疆地區及其蔥嶺以西廣大中亞地區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國家。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就親自訪問了大宛、唐居、大月氏、大夏等國，經歷了焉耆(今新疆焉耆)、龜茲〔qiuCi丘詞〕(今新疆庫車)、疏勒(今新疆喀什)、于闐(今新疆和田)等，並從傳聞中了解到中亞地區的烏孫、奄蔡(今里海、鹹海北)、安息、條支(大食，今伊拉克)、身毒(今印度)等地的情況。並了解了各國的相互地理位置、生活方式、自然地理狀況等。如他已了解到：以大宛為中心，“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等。條支的氣候“暑濕”(溫暖濕潤)；“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今羅布泊)”。大宛、安息、大夏等國“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葡萄酒”(《史記·大宛列傳》)等。
張騫出使西域所帶回的新知識、新榮譽，極大地刺激了後來的探險活動與漢王朝對西域的開拓，更進一步加深了漢代對西域地理的認識。史稱，張騫出使西域後，皇帝也屢詢西域情況，鼓勵去西域探險，一時“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漢書·西域傳》)，“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漢書·張騫傳》)。貫通中亞的“絲綢之路”也由此大規模打開。到東漢時，不僅在西域派駐有“西域長史”(如班超等)，而且甘英還曾為聯繫大秦(羅馬)，由中亞抵達地中海東岸。這些都極大的刺激、充實了當時人們對西方世界的地理認識。
總之，由張騫開創的西域地理認識，是中國現存文獻第一次對西域中亞，以至地中海東岸的世界較為正確的地理記述。他使中國人民對西方世界地理的認識界限，一下子由河湟沙漠地帶，推進到地中海東岸廣大中亞地區。
司馬遷(約公元前145年—？)今陝西韓城人，著名的歷史著作《史記》的作者。他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旅行家、地理學家。從《史記》中可以看出，他曾遊歷過全國很多地方，寫出瞭如《河渠書》、《貨殖列傳》、《大宛列傳》等優秀的地理篇章，不僅正確反映了當時人們的地理認識水平，也反映了他的一些地理思想。
司馬遷的旅遊考察大致是由他20歲時(公元前126年)開始的。第一次他就遊歷了長江中下游及山東等廣大地區。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他作了郎中官(皇帝侍從，侍衛)，此後他隨漢武帝幾次出遊考察：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十月，他隨武帝祭雍州(今陝西鳳翔)，巡河東，渡黃河至汾陰(今山西萬榮)，最後至洛陽。這次大致遊歷了關中北部，最後由韓城龍門過黃河至山西，再轉而西南去洛陽，返回長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他隨漢武帝“行幸雍，祀五帝”後，向西巡遊，越過隴山(今甘肅平涼西)，直至祖厲河，然後由此經甘泉(今陝西淳化)回到長安。
不久，他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大致到了雲貴高原一帶，於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始回到長安。接著又去洛陽探視父病，然後由洛陽去泰山參加漢武帝的封禪大典(《史記·封禪書》)。封禪後又隨武帝東巡海上，北至碣石(今河北昌黎)，經遼西(今河北盧龍縣東)，歷北邊至九原(今內蒙古包頭市西)，轉而向南沿秦直道回長安，“周行一萬八千里”。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承父職為太史令，從此結束了他近20年的漫游生活。他的足跡遍布了全國廣大地區，正如他自己所說“餘尚西至空桐(今甘肅平涼崆峒山)，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於江淮矣”(《史記·五帝本紀》)。通過對《史記》有關地理內容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司馬遷已具有一些較科學的地理認識。
第一，認識到地理因素在安邦立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序》中說：“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元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並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執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指出，秦為僻遠小國，德義不長，兵力不強，而能兼併統一天下，其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是一個重要因素。司馬遷進而又說：“或曰'東方物始所生，西方物之成熟'。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週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這又用當時社會發展的現象——興兵於他處，而立國必於秦地(關中)——來說明地理因素在建國立業中的重要性。可見，這時對地理環境條件在軍國大事上的重要作用，認識非常清楚。
第二，強調人地關係中人的主導作用
司馬遷在記述各地經濟發展狀況時，注意到各地經濟地理條件的優劣，未必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情況，並正確分析指出了人在這裡的主導作用。如曰：
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贏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謹之患，以故呰窳〔yu雨〕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
指出：南方“無積聚而多貧”的原因在於，南方自然地理條件優越，人們僅依靠自然，就能自給自足，維持最低的溫飽。因此而不注重利用自然條件，積極發展生產，獲取更多收入。所以，造成“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的局面。而北方，雖然自然地理條件極差，又常遭水災旱災，但各地人民卻都能積極從事各種生產活動，發展生產，加強貿易，反倒成為富庶之地。明確的表明了司馬遷關於人在人地關係中具有主導作用的這一正確思想。
也正是基於此，司馬遷在《史記》中，將人工改造自然條件的實踐活動，大加記述。如興修水利，他不僅記述了當時和前代著名的大型水利工程，如鄭國渠、都江堰等，而且網收天下治水興利的其他材料，專門成為一篇《河渠書》來記錄。
第三，地域差異思想
司馬遷在對全國社會經濟、地理觀察分析中，依據自然地理特徵、氣候條件、物產、人文狀況等劃分全國為四大自然經濟區。即：關中、齊(今山東)、楚越(江南)、三河(華北大部)。如《貨殖列傳》所述：
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輳，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魚鹽。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鬥，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
這些分區，無論從分區原則，還是區劃內容上，都是比較科學的，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充分錶明當時司馬遷不僅具有明確的地域差異思想，而且比較正確地把握了各地自然差異的主要特點。
“地理”一詞，在我國出現很早。先秦時的《周易·繫辭》中就有“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的話，而且明確指出地理是指山川等大地方面的知識。如唐代孔穎達在註釋它時所說的：“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條理，故稱理也。”但是，我國以“地理”命名的著作卻出現較晚。從先秦的《禹貢》、《山經》等著作，到西漢的《史記·大宛列傳》、《史記·貨殖列傳》等優秀地理篇章，都是地理方面的著作，卻都不以“地理”命名，直到東漢班固撰寫《漢書》時，才第一次使用“地理”一詞作為有關地理篇章的標題，即《漢書·地理志》。
《漢書·地理志》的內容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轉錄《禹貢》及《周禮·職方》全文，作為講述漢代以前疆域沿革的資料；第三部分轉錄劉向的《域分》、朱贛的《風俗》，其內容主要是講分野和歷史情況，地理意義不大。 《地理志》的重點在記述漢代地理的第二部分，第二部分以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全國行政區劃為綱(計103個郡、國和所轄的1587個縣、道、邑、侯國)，記述漢代郡縣的設置、沿革，以及與域外一些國家地區的交通往來情況。在內容上，郡國一級除記述行政區的設置沿革外，還包括戶口、所轄縣、邑、道或侯國；縣一級包括設置沿革、物產、宮祠、山川、澤藪、古蹟、水利、關塞等。
《漢書·郊祀志》曾說：“山川，地理也。”但從《漢書·地理志》的內容來看，它還不能算作是一部真正的地理著作，它是以郡縣行政沿革為主要內容，地理方面的內容只是作為一項附錄項目記述。據統計，《漢書·地理志》涉及到自然地理方面的記述有134座山，258條水，20處湖泊，七個池，其他江河水體29處。此外還記有涉及62郡的112個鹽、鐵、銅等礦物產地。但是，這些記述除極少的河流簡單講到它的源地、流經之地外，大多數都是只提一句有某水。所以，這樣的地理內容相對於大量有關政區沿革、名勝古蹟等人文內容，就顯得非常簡略。
不過，《漢書·地理志》作為中國最早一部以“地理”命名的著作，“地理”一詞也是由此被作為一門學問的名詞術語而正式確認的。特別是自《漢書·地理志》以後，中國歷代的官修史書中，絕大多數都闢有“地理志”一章，記述各朝郡縣疆域及山川狀況(24部“正史”中，16部有地理志)，它們都是依據《漢書·地理志》的範式寫作的。尤其是唐代以後編修的歷代地理總志，如唐《元和郡縣圖誌》、宋《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以及元、明、清各代的《大一統志》等，也都是在《漢書·地理志》所開創的寫作體例的基礎上發展的。這些最終形成了我國古代地理學中最主要的以重視疆域政區沿革變化為特點的“沿革地理學”體系。
因此，《漢書·地理志》的出現，可以說是標誌著中國古代地理學深入發展的一個轉折，它開創了沿革地理的先河，使中國古代地理學的發展方向主要趨向沿革地理。
註釋：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