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社會，當人們還依靠漁獵、採集為生時，他們就必須對自己生活地區的地理情況有一定了解，必須知道去什麼地方漁獵、採集食物，否則就難以生活下去。即使當人們進步到定居農耕時代，也必須了解居住區的地形、水文、氣候，以及它們與栽培植物的關係等知識，然後才能確定定居地點與栽培植物的馴化、種植。因此，地理知識的萌芽是隨著人類的產生而產生，隨著社會的進化而不斷發展的。
根據考古資料，在我國原始社會的初民階段，從距今170萬年前的元謀猿人遺址，到距今約1.8萬年前的山頂洞人等眾多的人類文化遺存中都可以看出，那時人們對岩石、地形等地理要素的認識已積累了不少知識。如他們製造工具一般都以堅硬的石英岩、燧石為主；居住地的選擇，也一般選取近水的天然洞穴(如北京猿人、山頂洞人等)或者河流階地上(如丁村人等)。距今60萬年的北京猿人當時至少已對周圍五公里之內的地理環境有所了解。例如，他們使用的石英和水晶等石料就是主要採取於遺址以北兩公里以內的花崗岩區，少數石晶則是取於五公里以外的牛口峪，還有許多礫石則採取於遺址附近的河灘。
到了定居農耕的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社會時期，人們對周圍地理環境的認識和地理觀念有了顯著擴大。首先，在居住地的選擇上就表現了強烈的地理意識。從現在發現的古文化遺址(新石器時代)來看，他們一般都選在便於取水、耕作、漁獵、採集，又可防止洪水災害的河流二級階地上。如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遺址、臨潼姜寨遺址等都是這樣。其次，在方位概念、土壤特性的認識上，也表現了明顯的地理認識。如在半坡仰韶文化遺存中，房屋大多朝南開門；一些墓葬排成間距大致相同的東西一線。甘肅永靖秦魏家的齊家文化遺址中，有一處墓地為南北六排共100多座墓，死者的頭向一律朝西北；而在這一墓地之東20多米的地方，又有東西三排129座墓，死者的頭向卻一律朝西。很顯然，這清楚的表明當時人們已有了地理方位概念。新石器時代陶器的出現，是當時土壤認識的一大標誌。陶器是以高嶺土為主要原料燒製的，只能是人們對不同土壤性能有了相當認識的情況下而出現的。此外，從北方文化遺址中耐旱作物(如粟、稷)的出現和南方水稻的出現，也說明當時人們已對不同區域的氣候、土壤、水文環境有了較深入的認識，懂得因地制宜栽培適宜作物品種。正如山東大汶口文化中的陶文“
”，就被認為是山、雲、氣、太陽的組合，反映的是古人對太陽照射、水汽蒸發成雲這一過程的正確認識。
到了夏商周時代(公元前21世紀—前771年)，隨著文字的出現，已有了較多的當時地理認識記錄。如商代甲骨卜辭中就有不少日食、月食等天氣現象的記述。據董作賓等先生研究，其中就有從公元前1217年(殷文丁六年)3月20日至29日連續10天的天氣記錄。當時人們已認識到的天氣現像有：晴、陰、雲、雨、雪、風等，而且還有對風和雨的強度、方向等差異的認識和記錄。周代對地理環境很重視，非常注意居住區地理條件的好壞。如周成王準備建都洛邑(今洛陽市)時，就先派召公去洛邑一帶踏勘地形，後來又派周公去現場考察，並繪成地形圖讓周成王審定。保存至今的周代詩歌總集中，也包括了很多地理知識，反映了當時人們對流水地貌、土壤、植被等方面的知識。特別是周代還設有許多與地理相關的專門官職。如“司徒”(金文作司土)就是管理土地、農業生產及相關地圖的官職；“司馬”是主管軍賦及軍事地圖的官職；“土訓”則是以介紹各地情況供君王諮詢為主要職責。
總之，從最早的地理知識萌芽到夏商周時代，我國古代人民已對一些區域的地理現象及一些自然地理要素的特徵，有了相當認識。
傳說約在公元前21世紀的夏禹時代，我國各地洪水滔天，到處一片汪洋。這時有一位叫作禹的人帶領大家疏導河流、平治水土，他在外13年，三過家門而不入，終於使河流歸道，天下太平。我國古代著作《尚書》中的一篇《禹貢》，就被認為是記述當時大禹平治水土業績的古老文獻。
其實，《禹貢》是假託大禹之名，寫作於春秋戰國之際(約公元前5世紀左右)的一部古老地理作品，它系統地反映了當時人們對區域地理的認識。
《禹貢》文字精練，敘事概括，全文僅1000多字，記述了全國的山川、物產、田賦等方面的重要內容。全部內容可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以區域對比的方法記述九州的情況。 《禹貢》以荊、衡、岱、太華四山，河、濟、淮、黑四條河流和海為分界標誌，劃分全國為九州，即：冀(今山西、河北，遼寧遼河以西)、青(山東東部)、兗〔yan演〕(今山東西部)、徐(今山東南部、江蘇北部、安徽北部)、揚(今江蘇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江西北部)、豫(今河南)、雍(今陝西、甘肅)、荊(今湖南、湖北)、梁(今陝西西南、四川)。分州敘述各州內山川、湖泊、土壤、物產以及田賦等級、貢品名目和水陸運輸線，在一些州里還提到少數民族。如所記述的青州，說青州地居海與岱(泰)山之間；其地土壤為白墳(灰壤)、斥(鹽漬土)；田地為第三等，賦稅為第四等；物產有鹽、絺〔chi痴〕等；貢道(交通線)是由汶水到濟水入黃河至王都所在的冀州。九州之後，以專題形式記述的是“導山”、“導水”兩部分。 “導山”是假託大禹治水時的行經路線，所以只記山名，但相關聯的山岳便形成四條“山列”的概念。 “導水”假託為大禹所治之水，所以從上游開始，依次記述了弱水、黑水、河水(黃河)、江水(長江)、漢水、濟水、淮水、渭水、洛水及其重要支流的名稱。 《禹貢》最後一部分是一個理想的政治地理制度，即“五服制”。它以距王都距離的遠近進行區劃。以500里為別，由王都向外依次分為甸、侯、綏、要、荒五服，並規定了相應的管理方法及賦役交納等級。
從《禹貢》的內容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已掌握了我國地勢西高東低、山岳分佈西部集中東部分散兩大特徵，同時對境內的主要水係也有了深刻了解。其次，對境內自然地理現象的觀察也相當準確。如關於東部兗、徐、揚三州自然景觀的描述，說兗州“厥草惟繇〔yao窯〕，厥木惟喬”；徐州“草木漸包”；揚州。正確記述了三地的植物景觀特徵。再次，反映了當時土壤分類的萌芽和水道系統的觀念。因此，《禹貢》是一部包含了我國最古老的有關政治地理(九州制、五服制)、水文地理、山岳地理和經濟地理等內容的系統區域地理著作，反映了早期人們的地理認識水平。
是我國歷史上一部非常著名的古老著作，很多人都把它當作記述奇異古怪的神話作品來讀。其實這部書中包含了我國最早的地理著作之一——《山經》(又稱《五藏山經》)。
《山經》約成書於戰國時代，不僅是各部分中時代最早的作品，而且地理意義也最大。它共分五卷26篇，實際上是以晉西南和豫西為中心，以東西南北四個方位配合區劃，記述中國境內的五大區26列山岳。五大區以方位分別稱“中山經”、“西山經”、“東山經”、“南山經”、“北山經”。每區內又按順序分若干列，每列從頭到尾有山的方位、相互間距離，以及每列末的山岳數、總長度的總結記述。計“中山經”有十二列193山，“西山經”四列77山，“東山經”四列46山，“北山經”三列88山，“南山經”三列29山。 《山經》的記述內容是以這些山列為綱，然後在每一山岳下附記河流、地形、動物、植物、神話等內容。
從《山經》的內容可以看出，它至少反映了當時人們在以下幾方面的地理認識：
第一，對我國區域地理的認識範圍。 《山經》對山岳的記述極為廣泛，遍及全國廣大地區。據譚其驤先生研究，“南山經”所涉及的範圍，大致東起浙江舟山群島，西抵湖南西部，南達廣東南海。 “西山經”大致包括東起山陝黃河，西抵鳥鼠山、青海湖一線，南自秦嶺山脈，北到寧夏鹽池西北、陝北榆林東北一線，西北及於阿爾金山的範圍之內。 “北山經”包括西起賀蘭山，東到太行山，南起中條山，北到陰山及北緯43度一線的地區。 “東山經”範圍大致北起萊州灣，東抵成山角，西含泰山山脈的地區，其主要屬於山東境內，只有“東次二經”的南段部分山位於蘇贛境內。 “中山經”則主要限於河南、陝西、湖北三省交界及河南省的廣大地區。
第二，反映了當時人們的“山脈”和“水系”概念。 《山經》記述山岳，一方面分成區、“段”(列)，另一方面，每列的記述都按一定的順序依次講其走向、距離。如所述：“西山經，華山之首曰錢來之山……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又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凡西山經之首，自錢來之山，至於騩〔gui龜〕山，凡十九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山經·西山經》)。雖然這些山是各自獨立的山岳，相互不具連綿性，但是通過這種敘述方法，則不難看出這裡包含的正是具有科學意義的山脈概念的萌芽。 《山經》在敘述河流時，不僅指明各河流的發源山岳、流向，還講明了它們的交匯情況。已從單獨的河流記述，逐漸形成相互關聯的水系觀念。如《西次四經》中講到孟山“生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河。”其西的白於之山“夾水出於其陰，東流注於生水”，敘述的就是一個有二三級支流的水系系統。
第三，包含了當時有關地貌、水文、物產等方面的地理認識。如所涉及的礦產資源中，僅金屬產地就有170多處，其中提到的金屬礦物名稱就有金(黃金、赤金)、銀、銅(青銅、黃銅)、鐵、錫等十多種。
當然，《禹貢》和《山經》仍有許多不可靠的內容，尤其是《山經》中包含了許多奇花異草、神禽怪獸的神話故事，以及虛構的山岳距離等內容。但它們作為我國現存最早的地理著作，仍具有重要的意義。
《管子》是一本託名為春秋時齊相管仲的先秦時代著作；《爾雅》傳說是周公或西漢劉歆的作品，實際上它是戰國末期收集各家著作編成的一部詞典。在這兩部著作中，有許多內容涉及到春秋戰國時期人們的地理觀念和認識。主要有地形分類、河流特徵、植物地理分佈、土壤分類等方面。
在地形分類方面，《管子》按照農業生產的要求對地形進行分類，分丘陵有15種、山地有五種不同形態。如丘陵有：墳延(或墳衍，指平緩低丘)、杜陵(較大土阜)、延陵(延展的大土阜)、環陵(高大塊狀土阜)等。山地有：縣泉(有泉水流下的山)、复呂(重山的頂部)、泉英(有泉水的兩重山)、山之材(半山腰)等。 《爾雅》的分類更系統，也較科學，有些地形命名至今仍在沿用。如《爾雅·釋地》中稱：“下濕曰隰〔xi席〕，大野曰平，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同時《釋水》中還將河中自然洲與人工洲等進行了分類.說：“水中可居者曰，小洲曰陼，小陼曰沚〔zhi止〕，小沚曰坻〔chi遲〕，人所為為潏〔yu譽〕。”
關於河流特徵，《爾雅·釋水)中有一個瀆——澮〔kuai塊〕——溝——谷——溪——川的山地河流體系。並指出它們的相互關係為：“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是一個包括了五級支流的河流體系。此外，關於河床演變原因，也已從水力學角度注意到這一變化過程。 《管子·度地》中就講到：河水流到河床彎曲處，就會衝擊河岸使之崩塌，同時流水本身由於受激而發生躍動，水躍動則流向會偏斜，偏斜而產生環流和漩渦，環流和漩渦又會沖刷河床，由於沖刷河床而使水易挾帶泥沙，這些泥沙在河床上就會沉積，從而阻塞河道，使河道遷徙，在遷徙過程中還會受到新的阻力，由此繼進，就使河流不遵舊道而妄行。
在植物的地理分佈方面，當時已註意到植物的垂直、水平分佈差異及湖邊植物演替序列等現象。如《管子·地員》提到的五種山地形態及其植物品種，其分佈特徵與秦嶺太白山植被垂直帶譜相比較，植被分佈譜序十分類似。同時所記述的從水中到陸地，從低處到高處的12種植物分佈，則與近現代植物地理學書中常引用的小水池或湖泊植物演替序列圖十分相似。充分錶現了當時對湖邊植物演替規律的正確認識。
關於土壤的認識與分類，最早比較系統的認識，除了我們提到的《禹貢》外，最具代表性的是《管子·地員》中的有關記述。 《管子》根據土壤的顏色、味道、透水性、粒度、含沙量、孔隙度等，分九州(全國)土壤為90種。即：先是根據土壤肥力分為上中下三等；等下又根據土壤質地分為18類(每等下六類)；每類下又據赤、青、白、黑、黃色分為五個土種(五色土)，總計90種。有所謂粟土、沃土、沙土、塥〔ge革〕土、桀土等。雖然這種分類有許多牽強和虛擬之處，但作為早期人們對土壤的觀察、認識成果，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萌芽於原始社會末期的水利工程，到春秋戰國時已得到空前的發展，特別是戰國時代出現的許多著名水利工程，如芍陂、都江堰、鄭國渠、靈渠等，都包含了當時人們對區域地理形勢、水文特徵等認識的重要地理思想成果。
芍陂是公元前6世紀末楚國孫叔敖領導修築的一座大型蓄水灌溉工程，位於今安徽壽縣安豐城南，所以又稱安豐塘。它恰當地利用了當地東、南、西三面較高而北面較低窪的地形特點，引水截流而形成一個大型蓄水池，利用閘門等控制調節水量，可灌溉農田近一萬頃，使這一地區農業(水稻種植)得到較大發展。
都江堰，位於四川灌縣，是舉世聞名的水利工程。它是公元前3世紀李冰在古人引水工程基礎上，通過對都江堰一帶地形、水文等地理要素進行調研、分析，而設計實施的引岷江灌溉的水利工程。它由分水、開鑿和閘壩三部分工程組成。分水工程是在水中築分水魚嘴，將岷江一分為二，東為內江，供灌溉農田用水；西為外江，即岷江主流。閘壩工程則包括調節入渠水量的溢洪道——“飛沙堰”和一組調節水量的閘門。開鑿工程是對江道引水處及引水渠加以適當開鑿，使岷江有足夠水量流入引水渠，以保證灌溉面積。同時還在水中設置三個石人，作為隨時觀測水量變化的標尺(水尺)，以便及時掌握引水量等問題。
都江堰不僅是保證引水的單一工程，而且在防洪、分配洪枯水期水量上都有系統的配置。所以，它的修成，使成都平原300萬畝良田得以灌溉，使這裡成為旱澇保收的“天府之國”。 2000多年來，這一工程始終發揮著作用，足見當時人們在工程地理位置選擇及技術問題見解上的科學性。
鄭國渠，是公元前246年秦國修在關中的一條引涇(河)水利工程。它由韓國人鄭國主持設計施工，自涇河出山(北山)口引水，向東至洛河，修築長達300裡的灌溉渠道，用以澆灌關中渭北四萬餘頃農田。其結果，使“關中為沃野，無凶年”(《史記·河渠書》)。這項水利工程也是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恰當地利用了關中渭北、涇洛二河之間的地形特點，進行總體設計和施工的，在引水口最大可能地利用了當時涇河出山口處西北略高，東南稍低的地勢，將渠首選在較高處；又利用這里東側河岸彎曲，在其稍偏下游的河流最大衝擊流速處引水。從而有效的保證了進水量及渠線高度，最大限度地控制了灌溉面積。同時整個水利工程又形成一個自流灌溉系統，充分利用和發揮了這裡的地形優勢。自此以後，這裡的水利建設，經漢、唐、宋、元、明、清，到現在，無論是在引水位置，還是在渠線上，都基本沿用秦鄭國渠的傳統，僅有些微變化。
靈渠，位於今廣西興安縣城附近，是一條連接湘江、漓江、大榕江，溝通長江和珠江兩大水系的人工運河。它是秦始皇為攻取五嶺以南各地，解決軍糧運送問題，於公元前219年派史祿經五年勘察設計、修鑿而成的，全長約34公里。靈渠的修鑿是在充分利用地理形勢的優越條件下完成的。
興安縣城附近是一個小盆地，周圍為山地，這裡與東北的湘江、東南的大榕江、漓江相連，形成歷史上著名的交通要道“湘桂走廊”。在這裡，以興安縣為界，東半部地勢南高北低，發源於海洋山的海洋河，便依地勢由南向北，經興安縣城東側流過，成為湘江的一支源流，它由湘江而入長江，屬長江水系。興安縣西半部地勢北高南低，發源於貓兒山的六澗河順勢南流，一路上匯支流而成大榕江，南至桂林附近又稱為漓江，漓江向西南流經梧州等地而入西江、珠江，屬珠江水系。在興安縣城附近，有一條源於縣城西北的始安水，向西南流入大榕江，成為珠江水系的一條小支流；興安縣城東又有一條雙女井溪流入湘江，為長江水系的一條小支流。而這二條小水系的分水嶺是幾條小山嶺(即太史廟山、始安嶺等)，其寬度不過1.5公里左右。
靈渠的開鑿就是巧妙地利用了這一地形優勢，選取這里為溝通長江、珠江兩大水系運河的最佳地段。在具體選線上，為了解決最窄處湘江低於大榕江水位，長江水系的水流不能流入大榕江的問題，採取了抬高引水渠口到海洋河下游，延長渠線，降低比降，使之保持一定的水位高程。而渠道的開鑿又充分利用了舊河道，全長34公里的運河只有四公里為新開挖河道，其他全利用舊河道進行少量修改。新河道還注意避開了溶洞滲漏問題，同時在引水處採用分水鏵嘴、在運河沿線採用防洪的“大小天平”等工程措施，使運河無論在洪澇還是乾旱時期，都能保證航運的正常進行。至今，這一水利工程仍在被沿用，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從以上水利工程的規劃、設計，到效益來說，不難看出，它們都不僅是採用了比較科學的工程措施，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們是在對各種區域地理形勢進行認識、比較的基礎上，正確地選擇了最優的地理走向(條件)，即在當時技術生產水平下的最好選擇。這說明，當時在區域地理認識上，已能正確地將對地理的正確認識應用到生產實踐中去。
先秦時期中國人民對於世界的認識觀念主要有三種，即“蓋天說”、“大小九州說”和“四海說”。
蓋天說這種觀點在春秋時代非常流行，其核心觀念是認為天像一頂斗笠，地像一個反扣的盤子。據《周髀〔bi畢〕算經》記載，蓋天說不僅認為“天象蓋笠，地法复盤”，而且指出：“天地各中高而外下”，天地間相差八萬里，北斗為天的中央，中央天比兩旁高出六萬里，北斗正對的下面是地的中央，它比人們居住的地區高出也是六萬里。
大小九州說為戰國時齊人鄒衍創立。他以《禹貢》九州概念為基礎，推衍世界面貌，認為中國有九州，九州之內各有名山大川物產等等，叫“赤縣神州”。在中國之外，有如“赤縣神州”的九個州，叫“九州”，“九州”之外又有這樣的“九州”九個，所謂“大九州”，共計天下81州。 “九州”之間為海水所隔，大九州之外有大海環繞，為天地之際。而中國僅佔天下的1/81，其原話是：
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bi必〕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也……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四海說這種觀點認為中國四面為海水環繞，世界似乎是一個海洋的世界。這種觀念產生的比較早，流傳時間也較長。如《尚書·大禹謨》中已提到“文命敷於四海”，《五藏山經》中也明確講到東西南北四海。講得比較系統的還是荀子，其曰：“四海之內若一家。”“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he河〕齒草曾青丹幹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皮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荀子·王制》)
由此可見，先秦時期中國人對於世界地理觀念是十分狹隘的，僅僅限於自己活動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對外部世界的地理認識還是比較幼稚的猜測。
軍事地理研究很早就受到人們的重視，尤以春秋戰國時代最為發達，這時不僅在戰爭實踐中出現了許多英勇善戰的軍事家，而且在學術研究上出現了“兵家”學派。雖然軍事地理並未作為一門專門學科，但是，當時對地理環境與軍事活動的關係卻非常重視，無論是在戰爭實踐中加以巧妙利用，還是軍事理論論述中都有涉及。
首先，關於地形與軍事活動的關係，先秦時的認識是明確的。如孫子說：“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扼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還指出：“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地知天，勝乃可全。”(《孫子兵法·地形》)所以，當時作戰便要求“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了解所謂“轘〔huan環〕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因殖之地”等地理條件，“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管子·地圖》)。而且在兵法中，明確提出戰爭勝負與地理條件的關係。如曰：“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孫子兵法·地形》)它的意思是：兵法說，判斷戰爭的勝負，要注意五種情況，一是土地面積的大小，二是物產的多少，三是兵員的多寡，四是力量的對比，五是勝負的可能性。而歸根結底是地理環境的問題，因為有了土地才有面積的大小(度)，有了土地面積的大小，才有生產物產的多少(量)，由物產的多少就可以決定兵員的多少(數)，由兵員的多少就能衡量出雙方的實力(稱)，由實力的對比就可看出誰勝誰負(勝)。這就清楚地表明，當時已認識到戰爭與地理條件的密切關係，特別是它在軍事活動中的巨大意義。
其次，在軍事理論方面也有比較深刻的研究，並詳細論述各種地形與軍事活動的關係。 《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文獻中就有很多豐富的資料。如《孫子兵法·地形》中所載：
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是說：地形有通、掛、支、隘、險、遠六種。在通形地帶(敵我都可以往來之地)作戰，要先佔據地勢高而向陽的地方，並使糧道通暢易於轉運，然後交戰才有利。在掛形地帶(易去不易回，即地形複雜，敵我犬牙交錯之地)作戰，倘敵無備，則出擊可取勝，敵有備，則出擊不勝會被截斷歸路，難以返回，如此則出擊不利。在支形地帶(敵我出擊皆不利之地)作戰，敵我相持，若敵誘我出擊，則不要出擊，等敵自動撤退時，引兵追擊，待敵半出險要時而擊之，則為有利。如我軍先佔據隘形地帶(兩山之間)，要用重兵佈滿隘路以待敵，相機出擊，若敵先佔據隘路，已布重兵把守，則不要與敵交戰，如無重兵，則可以交戰。在險要的地帶如我軍先佔領，則應佔據高而向陽的地方等待來敵，敵先佔據，則不宜交戰而應撤退。敵我雙方距離很遠，且勢均力敵，則不應主動出兵挑戰。最後指出：所有這六種關於地形作戰規律，是將帥非常重大的責任，不能不慎重對待。
由此可見，當時對地形與軍事活動關係的分析已相當深入細緻。也可能正是這種認識的普遍應用，所以古代許多著名戰役都是與巧妙利用地形分不開的。如公元前341年齊魏馬陵之戰，就是齊軍孫臏利用馬陵道的險要地形，伏擊魏軍取勝的。秦穆公時“晉人及姜戎”伏擊秦軍於殽(河南靈寶附近)，也是利用了這裡的險要地形。特別是這次戰前，秦蹇叔等就明確指出此次出兵東去，必敗於“殽扼也”(《史記·秦本紀》)。可見他們對各地軍事地理形勢瞭如指掌，十分熟悉。
總之，先秦時代關於地理形勢與軍事活動的認識、探索、實踐活動，特別是關於不同地形採用不同作戰方式的理論，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具有科學道理，充分說明中國先秦時代軍事地理學的發展，已漸趨成為一門近於成熟的學科。
註釋：
”，就被認為是山、雲、氣、太陽的組合，反映的是古人對太陽照射、水汽蒸發成雲這一過程的正確認識。
到了夏商周時代(公元前21世紀—前771年)，隨著文字的出現，已有了較多的當時地理認識記錄。如商代甲骨卜辭中就有不少日食、月食等天氣現象的記述。據董作賓等先生研究，其中就有從公元前1217年(殷文丁六年)3月20日至29日連續10天的天氣記錄。當時人們已認識到的天氣現像有：晴、陰、雲、雨、雪、風等，而且還有對風和雨的強度、方向等差異的認識和記錄。周代對地理環境很重視，非常注意居住區地理條件的好壞。如周成王準備建都洛邑(今洛陽市)時，就先派召公去洛邑一帶踏勘地形，後來又派周公去現場考察，並繪成地形圖讓周成王審定。保存至今的周代詩歌總集中，也包括了很多地理知識，反映了當時人們對流水地貌、土壤、植被等方面的知識。特別是周代還設有許多與地理相關的專門官職。如“司徒”(金文作司土)就是管理土地、農業生產及相關地圖的官職；“司馬”是主管軍賦及軍事地圖的官職；“土訓”則是以介紹各地情況供君王諮詢為主要職責。
總之，從最早的地理知識萌芽到夏商周時代，我國古代人民已對一些區域的地理現象及一些自然地理要素的特徵，有了相當認識。
傳說約在公元前21世紀的夏禹時代，我國各地洪水滔天，到處一片汪洋。這時有一位叫作禹的人帶領大家疏導河流、平治水土，他在外13年，三過家門而不入，終於使河流歸道，天下太平。我國古代著作《尚書》中的一篇《禹貢》，就被認為是記述當時大禹平治水土業績的古老文獻。
其實，《禹貢》是假託大禹之名，寫作於春秋戰國之際(約公元前5世紀左右)的一部古老地理作品，它系統地反映了當時人們對區域地理的認識。
《禹貢》文字精練，敘事概括，全文僅1000多字，記述了全國的山川、物產、田賦等方面的重要內容。全部內容可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以區域對比的方法記述九州的情況。 《禹貢》以荊、衡、岱、太華四山，河、濟、淮、黑四條河流和海為分界標誌，劃分全國為九州，即：冀(今山西、河北，遼寧遼河以西)、青(山東東部)、兗〔yan演〕(今山東西部)、徐(今山東南部、江蘇北部、安徽北部)、揚(今江蘇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江西北部)、豫(今河南)、雍(今陝西、甘肅)、荊(今湖南、湖北)、梁(今陝西西南、四川)。分州敘述各州內山川、湖泊、土壤、物產以及田賦等級、貢品名目和水陸運輸線，在一些州里還提到少數民族。如所記述的青州，說青州地居海與岱(泰)山之間；其地土壤為白墳(灰壤)、斥(鹽漬土)；田地為第三等，賦稅為第四等；物產有鹽、絺〔chi痴〕等；貢道(交通線)是由汶水到濟水入黃河至王都所在的冀州。九州之後，以專題形式記述的是“導山”、“導水”兩部分。 “導山”是假託大禹治水時的行經路線，所以只記山名，但相關聯的山岳便形成四條“山列”的概念。 “導水”假託為大禹所治之水，所以從上游開始，依次記述了弱水、黑水、河水(黃河)、江水(長江)、漢水、濟水、淮水、渭水、洛水及其重要支流的名稱。 《禹貢》最後一部分是一個理想的政治地理制度，即“五服制”。它以距王都距離的遠近進行區劃。以500里為別，由王都向外依次分為甸、侯、綏、要、荒五服，並規定了相應的管理方法及賦役交納等級。
從《禹貢》的內容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已掌握了我國地勢西高東低、山岳分佈西部集中東部分散兩大特徵，同時對境內的主要水係也有了深刻了解。其次，對境內自然地理現象的觀察也相當準確。如關於東部兗、徐、揚三州自然景觀的描述，說兗州“厥草惟繇〔yao窯〕，厥木惟喬”；徐州“草木漸包”；揚州。正確記述了三地的植物景觀特徵。再次，反映了當時土壤分類的萌芽和水道系統的觀念。因此，《禹貢》是一部包含了我國最古老的有關政治地理(九州制、五服制)、水文地理、山岳地理和經濟地理等內容的系統區域地理著作，反映了早期人們的地理認識水平。
是我國歷史上一部非常著名的古老著作，很多人都把它當作記述奇異古怪的神話作品來讀。其實這部書中包含了我國最早的地理著作之一——《山經》(又稱《五藏山經》)。
《山經》約成書於戰國時代，不僅是各部分中時代最早的作品，而且地理意義也最大。它共分五卷26篇，實際上是以晉西南和豫西為中心，以東西南北四個方位配合區劃，記述中國境內的五大區26列山岳。五大區以方位分別稱“中山經”、“西山經”、“東山經”、“南山經”、“北山經”。每區內又按順序分若干列，每列從頭到尾有山的方位、相互間距離，以及每列末的山岳數、總長度的總結記述。計“中山經”有十二列193山，“西山經”四列77山，“東山經”四列46山，“北山經”三列88山，“南山經”三列29山。 《山經》的記述內容是以這些山列為綱，然後在每一山岳下附記河流、地形、動物、植物、神話等內容。
從《山經》的內容可以看出，它至少反映了當時人們在以下幾方面的地理認識：
第一，對我國區域地理的認識範圍。 《山經》對山岳的記述極為廣泛，遍及全國廣大地區。據譚其驤先生研究，“南山經”所涉及的範圍，大致東起浙江舟山群島，西抵湖南西部，南達廣東南海。 “西山經”大致包括東起山陝黃河，西抵鳥鼠山、青海湖一線，南自秦嶺山脈，北到寧夏鹽池西北、陝北榆林東北一線，西北及於阿爾金山的範圍之內。 “北山經”包括西起賀蘭山，東到太行山，南起中條山，北到陰山及北緯43度一線的地區。 “東山經”範圍大致北起萊州灣，東抵成山角，西含泰山山脈的地區，其主要屬於山東境內，只有“東次二經”的南段部分山位於蘇贛境內。 “中山經”則主要限於河南、陝西、湖北三省交界及河南省的廣大地區。
第二，反映了當時人們的“山脈”和“水系”概念。 《山經》記述山岳，一方面分成區、“段”(列)，另一方面，每列的記述都按一定的順序依次講其走向、距離。如所述：“西山經，華山之首曰錢來之山……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又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凡西山經之首，自錢來之山，至於騩〔gui龜〕山，凡十九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山經·西山經》)。雖然這些山是各自獨立的山岳，相互不具連綿性，但是通過這種敘述方法，則不難看出這裡包含的正是具有科學意義的山脈概念的萌芽。 《山經》在敘述河流時，不僅指明各河流的發源山岳、流向，還講明了它們的交匯情況。已從單獨的河流記述，逐漸形成相互關聯的水系觀念。如《西次四經》中講到孟山“生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河。”其西的白於之山“夾水出於其陰，東流注於生水”，敘述的就是一個有二三級支流的水系系統。
第三，包含了當時有關地貌、水文、物產等方面的地理認識。如所涉及的礦產資源中，僅金屬產地就有170多處，其中提到的金屬礦物名稱就有金(黃金、赤金)、銀、銅(青銅、黃銅)、鐵、錫等十多種。
當然，《禹貢》和《山經》仍有許多不可靠的內容，尤其是《山經》中包含了許多奇花異草、神禽怪獸的神話故事，以及虛構的山岳距離等內容。但它們作為我國現存最早的地理著作，仍具有重要的意義。
《管子》是一本託名為春秋時齊相管仲的先秦時代著作；《爾雅》傳說是周公或西漢劉歆的作品，實際上它是戰國末期收集各家著作編成的一部詞典。在這兩部著作中，有許多內容涉及到春秋戰國時期人們的地理觀念和認識。主要有地形分類、河流特徵、植物地理分佈、土壤分類等方面。
在地形分類方面，《管子》按照農業生產的要求對地形進行分類，分丘陵有15種、山地有五種不同形態。如丘陵有：墳延(或墳衍，指平緩低丘)、杜陵(較大土阜)、延陵(延展的大土阜)、環陵(高大塊狀土阜)等。山地有：縣泉(有泉水流下的山)、复呂(重山的頂部)、泉英(有泉水的兩重山)、山之材(半山腰)等。 《爾雅》的分類更系統，也較科學，有些地形命名至今仍在沿用。如《爾雅·釋地》中稱：“下濕曰隰〔xi席〕，大野曰平，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同時《釋水》中還將河中自然洲與人工洲等進行了分類.說：“水中可居者曰，小洲曰陼，小陼曰沚〔zhi止〕，小沚曰坻〔chi遲〕，人所為為潏〔yu譽〕。”
關於河流特徵，《爾雅·釋水)中有一個瀆——澮〔kuai塊〕——溝——谷——溪——川的山地河流體系。並指出它們的相互關係為：“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是一個包括了五級支流的河流體系。此外，關於河床演變原因，也已從水力學角度注意到這一變化過程。 《管子·度地》中就講到：河水流到河床彎曲處，就會衝擊河岸使之崩塌，同時流水本身由於受激而發生躍動，水躍動則流向會偏斜，偏斜而產生環流和漩渦，環流和漩渦又會沖刷河床，由於沖刷河床而使水易挾帶泥沙，這些泥沙在河床上就會沉積，從而阻塞河道，使河道遷徙，在遷徙過程中還會受到新的阻力，由此繼進，就使河流不遵舊道而妄行。
在植物的地理分佈方面，當時已註意到植物的垂直、水平分佈差異及湖邊植物演替序列等現象。如《管子·地員》提到的五種山地形態及其植物品種，其分佈特徵與秦嶺太白山植被垂直帶譜相比較，植被分佈譜序十分類似。同時所記述的從水中到陸地，從低處到高處的12種植物分佈，則與近現代植物地理學書中常引用的小水池或湖泊植物演替序列圖十分相似。充分錶現了當時對湖邊植物演替規律的正確認識。
關於土壤的認識與分類，最早比較系統的認識，除了我們提到的《禹貢》外，最具代表性的是《管子·地員》中的有關記述。 《管子》根據土壤的顏色、味道、透水性、粒度、含沙量、孔隙度等，分九州(全國)土壤為90種。即：先是根據土壤肥力分為上中下三等；等下又根據土壤質地分為18類(每等下六類)；每類下又據赤、青、白、黑、黃色分為五個土種(五色土)，總計90種。有所謂粟土、沃土、沙土、塥〔ge革〕土、桀土等。雖然這種分類有許多牽強和虛擬之處，但作為早期人們對土壤的觀察、認識成果，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萌芽於原始社會末期的水利工程，到春秋戰國時已得到空前的發展，特別是戰國時代出現的許多著名水利工程，如芍陂、都江堰、鄭國渠、靈渠等，都包含了當時人們對區域地理形勢、水文特徵等認識的重要地理思想成果。
芍陂是公元前6世紀末楚國孫叔敖領導修築的一座大型蓄水灌溉工程，位於今安徽壽縣安豐城南，所以又稱安豐塘。它恰當地利用了當地東、南、西三面較高而北面較低窪的地形特點，引水截流而形成一個大型蓄水池，利用閘門等控制調節水量，可灌溉農田近一萬頃，使這一地區農業(水稻種植)得到較大發展。
都江堰，位於四川灌縣，是舉世聞名的水利工程。它是公元前3世紀李冰在古人引水工程基礎上，通過對都江堰一帶地形、水文等地理要素進行調研、分析，而設計實施的引岷江灌溉的水利工程。它由分水、開鑿和閘壩三部分工程組成。分水工程是在水中築分水魚嘴，將岷江一分為二，東為內江，供灌溉農田用水；西為外江，即岷江主流。閘壩工程則包括調節入渠水量的溢洪道——“飛沙堰”和一組調節水量的閘門。開鑿工程是對江道引水處及引水渠加以適當開鑿，使岷江有足夠水量流入引水渠，以保證灌溉面積。同時還在水中設置三個石人，作為隨時觀測水量變化的標尺(水尺)，以便及時掌握引水量等問題。
都江堰不僅是保證引水的單一工程，而且在防洪、分配洪枯水期水量上都有系統的配置。所以，它的修成，使成都平原300萬畝良田得以灌溉，使這裡成為旱澇保收的“天府之國”。 2000多年來，這一工程始終發揮著作用，足見當時人們在工程地理位置選擇及技術問題見解上的科學性。
鄭國渠，是公元前246年秦國修在關中的一條引涇(河)水利工程。它由韓國人鄭國主持設計施工，自涇河出山(北山)口引水，向東至洛河，修築長達300裡的灌溉渠道，用以澆灌關中渭北四萬餘頃農田。其結果，使“關中為沃野，無凶年”(《史記·河渠書》)。這項水利工程也是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恰當地利用了關中渭北、涇洛二河之間的地形特點，進行總體設計和施工的，在引水口最大可能地利用了當時涇河出山口處西北略高，東南稍低的地勢，將渠首選在較高處；又利用這里東側河岸彎曲，在其稍偏下游的河流最大衝擊流速處引水。從而有效的保證了進水量及渠線高度，最大限度地控制了灌溉面積。同時整個水利工程又形成一個自流灌溉系統，充分利用和發揮了這裡的地形優勢。自此以後，這裡的水利建設，經漢、唐、宋、元、明、清，到現在，無論是在引水位置，還是在渠線上，都基本沿用秦鄭國渠的傳統，僅有些微變化。
靈渠，位於今廣西興安縣城附近，是一條連接湘江、漓江、大榕江，溝通長江和珠江兩大水系的人工運河。它是秦始皇為攻取五嶺以南各地，解決軍糧運送問題，於公元前219年派史祿經五年勘察設計、修鑿而成的，全長約34公里。靈渠的修鑿是在充分利用地理形勢的優越條件下完成的。
興安縣城附近是一個小盆地，周圍為山地，這裡與東北的湘江、東南的大榕江、漓江相連，形成歷史上著名的交通要道“湘桂走廊”。在這裡，以興安縣為界，東半部地勢南高北低，發源於海洋山的海洋河，便依地勢由南向北，經興安縣城東側流過，成為湘江的一支源流，它由湘江而入長江，屬長江水系。興安縣西半部地勢北高南低，發源於貓兒山的六澗河順勢南流，一路上匯支流而成大榕江，南至桂林附近又稱為漓江，漓江向西南流經梧州等地而入西江、珠江，屬珠江水系。在興安縣城附近，有一條源於縣城西北的始安水，向西南流入大榕江，成為珠江水系的一條小支流；興安縣城東又有一條雙女井溪流入湘江，為長江水系的一條小支流。而這二條小水系的分水嶺是幾條小山嶺(即太史廟山、始安嶺等)，其寬度不過1.5公里左右。
靈渠的開鑿就是巧妙地利用了這一地形優勢，選取這里為溝通長江、珠江兩大水系運河的最佳地段。在具體選線上，為了解決最窄處湘江低於大榕江水位，長江水系的水流不能流入大榕江的問題，採取了抬高引水渠口到海洋河下游，延長渠線，降低比降，使之保持一定的水位高程。而渠道的開鑿又充分利用了舊河道，全長34公里的運河只有四公里為新開挖河道，其他全利用舊河道進行少量修改。新河道還注意避開了溶洞滲漏問題，同時在引水處採用分水鏵嘴、在運河沿線採用防洪的“大小天平”等工程措施，使運河無論在洪澇還是乾旱時期，都能保證航運的正常進行。至今，這一水利工程仍在被沿用，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從以上水利工程的規劃、設計，到效益來說，不難看出，它們都不僅是採用了比較科學的工程措施，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們是在對各種區域地理形勢進行認識、比較的基礎上，正確地選擇了最優的地理走向(條件)，即在當時技術生產水平下的最好選擇。這說明，當時在區域地理認識上，已能正確地將對地理的正確認識應用到生產實踐中去。
先秦時期中國人民對於世界的認識觀念主要有三種，即“蓋天說”、“大小九州說”和“四海說”。
蓋天說這種觀點在春秋時代非常流行，其核心觀念是認為天像一頂斗笠，地像一個反扣的盤子。據《周髀〔bi畢〕算經》記載，蓋天說不僅認為“天象蓋笠，地法复盤”，而且指出：“天地各中高而外下”，天地間相差八萬里，北斗為天的中央，中央天比兩旁高出六萬里，北斗正對的下面是地的中央，它比人們居住的地區高出也是六萬里。
大小九州說為戰國時齊人鄒衍創立。他以《禹貢》九州概念為基礎，推衍世界面貌，認為中國有九州，九州之內各有名山大川物產等等，叫“赤縣神州”。在中國之外，有如“赤縣神州”的九個州，叫“九州”，“九州”之外又有這樣的“九州”九個，所謂“大九州”，共計天下81州。 “九州”之間為海水所隔，大九州之外有大海環繞，為天地之際。而中國僅佔天下的1/81，其原話是：
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bi必〕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也……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四海說這種觀點認為中國四面為海水環繞，世界似乎是一個海洋的世界。這種觀念產生的比較早，流傳時間也較長。如《尚書·大禹謨》中已提到“文命敷於四海”，《五藏山經》中也明確講到東西南北四海。講得比較系統的還是荀子，其曰：“四海之內若一家。”“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he河〕齒草曾青丹幹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皮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荀子·王制》)
由此可見，先秦時期中國人對於世界地理觀念是十分狹隘的，僅僅限於自己活動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對外部世界的地理認識還是比較幼稚的猜測。
軍事地理研究很早就受到人們的重視，尤以春秋戰國時代最為發達，這時不僅在戰爭實踐中出現了許多英勇善戰的軍事家，而且在學術研究上出現了“兵家”學派。雖然軍事地理並未作為一門專門學科，但是，當時對地理環境與軍事活動的關係卻非常重視，無論是在戰爭實踐中加以巧妙利用，還是軍事理論論述中都有涉及。
首先，關於地形與軍事活動的關係，先秦時的認識是明確的。如孫子說：“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扼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還指出：“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地知天，勝乃可全。”(《孫子兵法·地形》)所以，當時作戰便要求“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了解所謂“轘〔huan環〕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因殖之地”等地理條件，“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管子·地圖》)。而且在兵法中，明確提出戰爭勝負與地理條件的關係。如曰：“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孫子兵法·地形》)它的意思是：兵法說，判斷戰爭的勝負，要注意五種情況，一是土地面積的大小，二是物產的多少，三是兵員的多寡，四是力量的對比，五是勝負的可能性。而歸根結底是地理環境的問題，因為有了土地才有面積的大小(度)，有了土地面積的大小，才有生產物產的多少(量)，由物產的多少就可以決定兵員的多少(數)，由兵員的多少就能衡量出雙方的實力(稱)，由實力的對比就可看出誰勝誰負(勝)。這就清楚地表明，當時已認識到戰爭與地理條件的密切關係，特別是它在軍事活動中的巨大意義。
其次，在軍事理論方面也有比較深刻的研究，並詳細論述各種地形與軍事活動的關係。 《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文獻中就有很多豐富的資料。如《孫子兵法·地形》中所載：
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是說：地形有通、掛、支、隘、險、遠六種。在通形地帶(敵我都可以往來之地)作戰，要先佔據地勢高而向陽的地方，並使糧道通暢易於轉運，然後交戰才有利。在掛形地帶(易去不易回，即地形複雜，敵我犬牙交錯之地)作戰，倘敵無備，則出擊可取勝，敵有備，則出擊不勝會被截斷歸路，難以返回，如此則出擊不利。在支形地帶(敵我出擊皆不利之地)作戰，敵我相持，若敵誘我出擊，則不要出擊，等敵自動撤退時，引兵追擊，待敵半出險要時而擊之，則為有利。如我軍先佔據隘形地帶(兩山之間)，要用重兵佈滿隘路以待敵，相機出擊，若敵先佔據隘路，已布重兵把守，則不要與敵交戰，如無重兵，則可以交戰。在險要的地帶如我軍先佔領，則應佔據高而向陽的地方等待來敵，敵先佔據，則不宜交戰而應撤退。敵我雙方距離很遠，且勢均力敵，則不應主動出兵挑戰。最後指出：所有這六種關於地形作戰規律，是將帥非常重大的責任，不能不慎重對待。
由此可見，當時對地形與軍事活動關係的分析已相當深入細緻。也可能正是這種認識的普遍應用，所以古代許多著名戰役都是與巧妙利用地形分不開的。如公元前341年齊魏馬陵之戰，就是齊軍孫臏利用馬陵道的險要地形，伏擊魏軍取勝的。秦穆公時“晉人及姜戎”伏擊秦軍於殽(河南靈寶附近)，也是利用了這裡的險要地形。特別是這次戰前，秦蹇叔等就明確指出此次出兵東去，必敗於“殽扼也”(《史記·秦本紀》)。可見他們對各地軍事地理形勢瞭如指掌，十分熟悉。
總之，先秦時代關於地理形勢與軍事活動的認識、探索、實踐活動，特別是關於不同地形採用不同作戰方式的理論，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具有科學道理，充分說明中國先秦時代軍事地理學的發展，已漸趨成為一門近於成熟的學科。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