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二節三國演義

兩晉、南北朝時期，三國故事已經在民間廣泛地流傳。當時的筆記小說，例如裴啟所著的《語林》、劉義慶的，已經記錄了一些三國人物的軼聞。南朝劉宋時，裴松之為《三國志》作注，徵引了漢末和三國以來的大量史料，這些史料為後來三國故事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隋唐時，三國故事通過詩歌和雜戲等形式，更加深入民間和宮廷。北宋的時候，三國故事已經成為民間藝人講述、演唱的重要題材。至遲在這時，已經形成了尊劉貶曹的傾向。元雜劇中有大量的三國戲。在元雜劇700多種劇目中，三國戲的劇目就有近60種。著名的元雜劇作家，如關漢卿、王實甫、高文秀、武漢臣等，都創作過有影響的三國戲。元代還留下了一部講說三國故事的長篇話本——《三國志平話》。 《三國志平話》具有濃厚的民間文學色彩。擁劉反曹的傾向十分鮮明。這部長篇話本為的總體結構、人物塑造提供了藍本。三國故事通過各種通俗文藝的醞釀，同時藉鑑有關的史料，虛構的成分愈來愈重，人物形象越來越生動。元明之際，羅貫中在長期的群眾創作的基礎上，經過艱苦的再創造，終於寫成了長篇歷史小說。這是我國古代最優秀的歷史小說，也是我國古代小說史上第一部長篇小說。羅貫中，元末明初小說家、戲曲家。名本，字貫中，號湖海散人。杭州人，祖籍山西太原。傳說他曾經參加反元鬥爭，入吳王張士誠幕。明朝建立後，羅貫中即離開政治，全力於小說戲曲的創作。今存署名由他編著的小說有《三國志通俗演義》、《隋唐兩朝志傳》、《三遂平妖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傳》。又《百川書志》卷六著錄一百卷，題“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天都外臣敘本和袁無涯刊本則並署施耐庵和羅貫中之名。根據這些情況，可以認為羅貫中有可能參與了的成書工作。

經歷了一千多年的成書過程，中間經歷了難以計數的無名氏的修改、補充和潤飾。成書的關鍵時期是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十分尖銳的宋、元時期。的文字素材主要來自陳壽的《三國志》。史書中強烈的儒家史學觀念、倫理觀念也必然會滲透到小說中來。三國故事長期在民間流傳，三國戲的觀眾也主要是民眾。這些故事和戲劇經受了人民的評判，從民眾的語言、想像和生活經驗中吸取了豐富的營養。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他們的愛憎。作為歷史小說，尊重基本的歷史事實，但小說中的精彩部分，往往是虛構想像的部分。例如，史書上關於劉備請諸葛亮出山的事，記載極為簡略。而小說作者卻敷衍出劉備三顧茅廬的大段漂亮文字。再如，史書上涉及關羽的材料很少，可是，小說中卻描繪出“溫酒斬華雄”、“三英戰呂布”、“過五關、斬六將”、“單刀赴會”、“水淹七軍”等一系列可歌可泣的故事。中的這些精彩篇章大多具有民間傳說的深厚基礎。

漫長的成書過程，它的素材來源的無比龐雜，直接導致了思想傾向的複雜性。如前所述，羅貫中編撰的時候，他所面臨的材料是極為龐雜的。有正史、有野史、有民間的傳說、有元雜劇中的三國戲、有歷代文人吟詠三國人物故事的詩文辭賦，有涉及三國的志怪、志人小說、有三國人物留下的詩文。 《三國志》有裴松之的注，裴注引書200多種。這些材料從魏晉至宋元，跨越了歷史時空，反映了不同時代、不同地位、不同教養的無數作者與讀者的愛憎褒貶。龐雜的材料帶著各自的思想傾向一舉湧進，羅貫中很難將它們一一改造成思想傾向完全一致的描寫。這就使的思想傾向變得相當複雜。 平心而論，還是有傾向的，這就是“擁劉反曹”。這種傾向突出體現在那些來自民間傳說的描寫中，也表現在那些貶曹傾向明顯的野史所提供的描寫中。例如，《曹瞞傳》對曹操多有揭露和譏諷，中採自《曹瞞傳》的描寫便自然地帶有貶曹的傾向。羅貫中在吸收各種材料的時候，注意減少材料與材料之間的矛盾，儘管這種工作做得不夠細緻，但是，從整體上看，中的多數描寫，至少是赤壁之戰以後，在擁劉反曹的傾向下，取得了大致的協調和統一。劉備、諸葛亮的一方，直接間接反映了民眾對仁君和仁政的嚮往；曹操一方的描寫，反映了民眾對奸臣、權臣的憎惡。赤壁之戰以前，曹操的對立面是董卓、袁紹，作者更多地寫他“能臣”的一面。赤壁之戰以後，劉備集團與曹魏集團的對立成為小說描寫的主線，作者更多地寫曹操“奸雄”的一面。 “擁劉反曹”的傾向才漸趨明顯。

的戰爭描寫極為出色。三國時的兼併戰爭，頭緒紛繁、錯綜複雜。作者選擇劉備和曹操兩個主要的對立面來組織材料，讓孫權集團來作魏、蜀鬥爭的陪襯。在寫法上，繼承了《左傳》和《史記》描寫戰爭的傳統手法。作者把戰爭看成綜合性的社會現象，不把它看成單純的軍事對抗。不單純追求戰爭的緊張熱鬧，而是以人物為中心，結合人物的個性來寫戰爭，突出人的作用，突出導致戰爭勝負的原因。重點寫“運籌帷幄之中”，而不是寫“決胜千里之外”。中寫了很多戰役，其中有關赤壁之戰的描寫，更是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這是一次孫權和劉備兩個集團聯合起來、共同抵禦曹操的戰役。雙方力量相差懸殊。戰役的結果是聯軍勝利了，弱的戰勝了強的。作者詳細地描寫了優勢與劣勢、主動與被動、強者與弱者之間互相轉化的全過程。諸葛亮的方針是首先建立和鞏固聯軍內部的團結。他舌戰群儒，陳述和戰利害，穩住東吳集團，促成了孫權北拒曹操的決心。周瑜利用水軍的優勢，一再地挫傷曹軍的銳氣。當曹操的全部注意力被吸引到“水”的問題上以後，周瑜和諸葛亮卻為曹軍準備好了“火”的陷阱。水軍首領蔡瑁、張允的被離間乃至被殺，黃蓋的詐降，龐統的連環計，使火攻的條件逐漸成熟。連續八回的巨大篇幅來寫這樣一次戰役，最後寫到決戰的文字卻只佔很小的比例。讀者通過前面的描寫，已經得出曹軍必敗的結論。所以到火燒赤壁，確實不必多費筆墨了。赤壁之戰中穿插了周瑜和諸葛亮的鬥智，反映了聯軍內部孫權、劉備之間的矛盾。通過聯軍內部矛盾的描寫，寫諸葛亮處處比周瑜棋高一著，給人以“山外青山樓外樓”，“強中更有強中手”的感覺。赤壁之戰的描繪還採用了“動中有靜”的寫法，把刀光劍影的戰爭寫得有張有弛、鬆緊和諧。有曹孟德的“橫槊賦詩”、龐士元的“挑燈夜讀”。席不暇暖之時，偏有輕鬆去處、閒情逸致。忙裡偷閒的穿插，調節了小說的節奏，使情節不致於一味的緊張，使戰爭的描寫疏密有致，更顯出其曲折生動。

在描寫軍事政治鬥爭的同時，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曹操、諸葛亮、關羽三個人物的刻畫，尤為出色。 曹操一出場，就給人以復雜的印象。他少年時代就恣意放蕩，然而，他又不同於一般只知聲色犬馬的紈絝子弟。初入仕途，他就厲行法治，革除弊政，表現出一位未來的大政治家的魄力和才能。作者的同情無疑是在劉備、諸葛亮一邊，但是，作者並未因此而對曹操的形像作簡單化的處理。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個“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的二重形象。他時而奸詐到極點，時而坦率得驚人。奸詐時深不可測，坦率時猶如赤子。他有時隱而不露、城府深沉；有時卻感情外露，激烈奔放。他可以殘忍得令人髮指，也可以體貼入微、富有人情。他有剛愎自用、驕橫專制的一面，也有虛懷若谷、從善如流的一面。他今天睚眥必報、瞬息不容，明天又豁達大度，不咎既往，將天大的仇恨擱在一邊。他猜忌極深，不信任任何人，可有時候又推心置腹、無話不談。他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又是無恥自私的庸人。他老謀深算、常打勝仗，可也時有丟盔卸甲、一敗塗地的情況。那即席吟唱的詩人和殺戮人民、發掘墳墓的梟雄，竟是同一個人。一系列尖銳對立的思想和性格，和諧自然、令人信服地出現在同一個人的身上。許攸和曹操的相逢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故友相逢於戎馬倥傯之際，無拘無束，熱烈親密，可是，曹操死活不願透露曹軍糧食將盡的底細。直到許攸出示曹操給荀彧〔yu玉〕的密信，曹操才不得不承認軍糧即將用盡的事實。曹操這種人物是東漢末年那個動盪時代的產物。唯有這種“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式的人物才能收拾混亂的政局。曹操一生戎馬，統一了半個中國。繼起的司馬氏父子統一了全國。而司馬氏父子正是曹操的影子。曹操那種“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的處世哲學，同他的智慧、才乾和權術結合，便組成了文學史上剝削階級政治家的著名典型。曹操形象的複雜性由以下三方面的原因所造成：歷史上的曹操，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人物，正史對他的描述，不免有所諱飾，不能把一切不利於曹操的記載都看成是誣衊不實之辭。此其一。材料本身十分龐雜，它們對曹操的態度有種種不同，羅貫中兼收並蓄，折衷調和，統一素材思想傾向的工作做得不夠細緻。此其二。羅貫中有意識地要塑造一個能臣而奸雄的複雜形象。此其三。在曹操這一形象的描寫中，凝結著人民對統治者深刻而豐富的認識。

諸葛亮是一位賢相的典型。小說的第三十七回諸葛亮才出場。他一出場，就使局勢頓時改觀，起到了扭轉乾坤、力挽狂瀾的作用。他草船借箭、三氣周瑜、智取漢中、安居平五路、七擒孟獲、智收姜維，處處表現出他的高瞻遠矚、足智多謀、指揮若定的大政治家、大軍事家的胸襟識度。劉備去世後，諸葛亮忠心耿耿地執行既定的方針。他嘔心瀝血地指揮了每一次戰役。他嚴以律己、忠貞不貳。他是劉備集團實際上的靈魂。他的決策關係著蜀漢的生死存亡。從全書來看，諸葛亮出山以後，才顯得那樣風吹雲動、精彩紛呈。從人物描寫的角度而言，諸葛亮在全書處於中心的位置。極而言之，書中一切與其有關的人物，包括曹操、孫權、劉備、徐庶、周瑜、司馬懿，都是諸葛亮的陪襯。諸葛亮在這種陪襯中自然地給人以“魔高一丈，道高十丈”的印象。諸葛亮洞察一切，可是他偏喜歡後發製人；諸葛亮功勳卓著，可是他並不咄咄逼人；諸葛亮智慧過人，但是他並不心高氣盛；諸葛亮料事如神，但他卻比任何人都小心謹慎。縱然是大軍壓境，他也依然是那麼從容鎮定。這就是諸葛亮的魅力。

的修訂者毛宗崗曾經說：“吾以為《三國》有三奇，可稱三絕：諸葛孔明一絕也，關雲長一絕也，曹操亦一絕也。”毛宗崗所謂的“三絕”係指諸葛亮的智絕、關羽的義絕、曹操的奸絕。毛宗崗對人物的理解自然不無可以商榷之處。可是，諸葛亮、關羽、曹操這三位人物，確是讓作者寫絕了。曹操、諸葛亮已如前所述，關羽則同樣是一位不朽的文學典型。他驍勇善戰、神武過人，為劉備集團的崛起立下了不朽的功勳。他義重如山，歷盡艱難，終不背叛。可是，他的“義”重在個人恩怨，有很大的局限性。華容道上，為了報答曹操的昔日之恩，他可以不顧大局，把曹操放跑。他居功自傲、狂妄自大、心胸狹隘、好聽奉承。終於因為他的意氣用事，破壞了吳、蜀聯盟，召來殺身之禍，造成嚴重損失。

“三絕”之外，張飛、魯肅、周瑜、孫權、趙雲、呂布、陳宮、黃忠等人物，也鮮明生動、令人難忘。 描寫人物，以激烈複雜的政治軍事鬥爭為背景，採用粗線條的勾勒、誇張、對比、烘托，抓住人物的主要思想性格特徵加以渲染。小說第五回的“溫酒斬華雄”是一個範例。對於關羽來說，這是他嶄露頭角的第一次戰鬥。可是，作者並沒有急於去寫關羽和華雄的交鋒，而是不慌不忙地寫華雄的驍勇，寫聯軍的將軍如何一個接一個地敗在華雄的手下。先是鮑忠“關下搦戰”，被華雄“手起刀落，斬於馬下”；接著是華雄夜襲孫堅營寨，追得孫堅落荒而逃。孫堅的赤幘〔ze責〕落到華雄的手裡，部將祖茂被華雄“一刀砍於馬下”。華雄乘勝追擊，“用長竿挑著孫太守赤幘，來寨前大罵搦戰”。作者在這裡極寫華雄囂張的氣焰，把關羽出場前的氣氛寫得足足的。鮑信、祖茂之後，俞涉、潘鳳又步其後塵。各路諸侯面面相覷、束手無策。將華雄的驍勇寫足以後，作者方才安排主角關羽出戰。然而，作者不直接寫關羽和華雄如何交鋒，卻避實就虛，寫曹操敬關羽的一杯酒還沒有涼，關羽已經提了華雄的頭得勝歸來。這就用極簡省的筆墨寫出了關羽超群絕倫的武藝。華雄已斬而杯酒尚溫，關羽斬華雄的神速、輕而易舉已在不言之中。曹操敬酒和袁術怒斥關羽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一個是識英雄於草莽之中，表現出大政治家的氣魄；一個是小肚雞腸、一副勢利眼光，表現出沒落貴族的平庸自負。與此同時，聯軍內部的矛盾也已經初露端倪。這就使讀者對後來聯軍的分崩離析、乃至袁紹的覆滅有了一定的思想準備。

小說第三十七回的“劉玄德三顧茅廬”是誇張、對比、烘托手法的又一個成功的例子。諸葛亮是作者胸中得意之人。他的出場，作者特別用心，寫得百步九折，所謂“千呼萬喚始出來”。三國之中，蜀漢的建立最為艱難曲折。得孔明以前，劉備東奔西走、寄人籬下，不成其為一支獨立的力量。他沒有根據地，沒有形成強有力的核心。劉備身邊人才寥落，雖有關羽、張飛、趙雲等一班虎將，但文職如孫乾、糜竺等人，充其量也只是三流人才。這樣一個班子，根本不可能製定出有遠見的策略。在這一階段，劉備還遠沒有具備割據稱雄的條件。南陽得孔明、赤壁破曹操是劉備集團崛起的轉折點。作者正是從這樣的高度來看待諸葛亮的出山，所以他寫得那麼用心和耐心。作者先在第三十五回，藉水鏡先生之言“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虛寫諸葛亮的聲望。接著，又藉單福(即徐庶)之口來呼應水鏡先生對諸葛亮的讚譽。單福幫助劉備奇襲樊城，大敗曹仁。可是，單福和劉備分手時卻說，自己和諸葛亮相比，“譬猶駑馬並麒麟，寒鴉配鸞鳳耳”，又說“若得此人，無異週得呂望，漢得張良也”。劉備聽了徐庶的話，就去登門拜訪。誰知事情遠非預想的那麼順利。 “一顧茅廬”的結果是領教了崔州平的一番迂腐言論。 “二顧茅廬”的結果是見到了諸葛亮的兩個朋友。儘管兩次拜訪都沒有結果，可劉備求賢若渴的心情、諸葛亮的聲望魅力，已經寫得筆酣墨飽。 “三顧茅廬”總算沒有白跑，可惜諸葛亮午睡未醒。作者以此對劉備禮賢下士的誠意作了最後一次考驗。諸葛亮不出則已，一出就成為舞台的主角。他的一顰一笑、舉手投足，都使讀者為之屏息凝神。他高臥隆中，足不出戶，對天下大勢卻瞭如指掌。他恰如其分地估計了敵、我、友三方的實力，分析了未來的形勢，為劉備製定了先奪荊州，後取川蜀的戰略方針。劉備後來基本上執行了這一戰略，贏得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充分證實了諸葛亮的遠見卓識。

是我國古代歷史小說的頂峰之作。後來的歷史演義，雖層出不窮，終未能超越所達到的高度。風格雄渾、想像豐富、長於誇飾渲染、善於描寫戰爭的長篇歷史小說，對後世的歷史小說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