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和李漁是明、清之際劇壇上的兩員健將，他們分別在創作和理論方面卓有建樹。到了清代康熙年間，又有兩顆巨星在我國劇壇上升起，這就是著名的“南洪”和“北孔”。
“南洪”即洪昇(公元1645—1704年)，字昉思，號稗畦，浙江錢塘人。自幼聰穎過人，才華橫溢。 24歲赴京入國子監就學，意在求取功名。然而由於發生“家難”，坎坷不斷，使洪昇陷於困頓潦倒之中。加上他恃才傲物，秉性疏狂，一直功名無望。他不肯為統治者歌詠功德，卻積10餘年的辛苦，寫下抒發興亡之感的傳奇。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因為在佟皇后的喪期內演唱該劇，被御史彈劾，引起一場軒然大波，被國子監除名削籍。洪昇攜眷返杭，從此寄情山水而疏狂如故。不久，從外地觀劇歸來，乘舟不慎落水而死。洪昇年輕時便“以詩鳴長安”，詩、詞、散曲很多，劇作12種，今存、《四嬋娟》二種。
是洪昇代表作，前後花了15年辛勤勞動，於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最後完成。此劇敷衍的是李、楊愛情和天寶遺事。這是個家喻戶曉的老故事，自中唐以來就有不少詩人、小說家、戲曲家以此為題材創作了各種形式的作品。有的把李隆基(唐明皇)、楊玉環(楊貴妃)從帝王、后妃的歷史人物淨化、美化為鍾情的傳說人物，著重寫他們生死不渝的“釵盒情緣”；有的把唐明皇看作好色的昏君，視楊貴妃為誤國亂階的尤物，不避史家穢語，寫他們淫亂的私生活。洪昇不去重複前人，而是另闢新路。劇本前半部分主要寫楊貴妃如何得寵和“固寵”。楊玉環靠著秀麗的姿色、超群的伎藝，贏得唐明皇的寵愛，被冊封為貴妃。但唐明皇的風流多情，常使她發出“白頭之嘆”。直到《密誓》一出，兩人在雙星之下訂了海誓山盟，才真心相愛。李、楊得到了愛情，但也帶來嚴重的後果。楊玉環得寵後，楊氏一家雞犬升天。楊國忠“外憑右相之尊，內恃貴妃之寵”，氣焰囂張，任意胡為。楊氏兄妹“競豪奢，誇土木”，揮霍民脂民膏。為博取妃子一笑，不惜從千里之外的嶺南派專使進獻鮮荔枝。驛馬星夜奔馳，一路上不知踐踏多少禾苗，撞死多少百姓！由於唐明皇“佔了情場，弛了朝綱”，終於釀成“安史之亂”和“馬嵬之變”。不僅給國家和民族帶來巨大災難，就連這一對真心相愛的“冤家”也難逃悲慘結局。
劇本後半部分吸取了民間神話和傳說，採用浪漫主義手法，讓李、楊二人一個在人間，一個在天上，繼續精誠相愛，刻骨相思，並對往事追悔、自責。 “一悔能教萬孽清”，終於感動了天孫織女，讓他們在月宮裡團圓，將一幕人間悲劇幻化成奇特、美麗、不落俗套的大團圓結局。
對李、楊愛情具有清醒的認識。作為帝妃之間的生死愛戀，李、楊之愛既不同於中崔、張的“有情人終成眷屬”，又不同於中杜、柳之間的“生生死死為情多”，也不同於中寶、黛的“木石姻緣”。李、楊的愛情“逞侈心而窮人欲”，建立在“后宮佳麗三千人”的不幸和黎民百姓的痛苦之上。一個為了“終老溫柔”，一個追求“一門榮幸”，很難做到純真專一，白首偕老，地久天長。必然會“佔了情場，弛了朝綱”，“樂極哀來”的命運是不可避免的。李、楊既是“安史之亂”的受害者，又是李唐王朝由盛轉衰，人民慘遭戰亂痛苦的罪魁禍首。然而，《埋玉》之後，楊貴妃化為“神山仙子”，唐明皇也變成一個沉溺於“釵盒情緣”的癡情人物。劇本調動一切藝術手段，對李、楊作了淨化和美化，使人們忘掉了他(她)們的罪惡，對他(她)傾注了深切的同情。這樣，既未單純地歌頌李、楊之間堅貞不渝的至情，又不是一味地否定“帝王家罕有”的情愛，而是真實地描寫了李、楊之間的特殊關係，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歷史成見。沒有極力美化唐明皇，也沒有沿襲“女色亡國論”，把楊貴妃看作亂世的妖孽，將“安史之亂”的罪責推到她身上。
是一部熱鬧，不僅歌頌了“精誠不散”、“真心到底”的“兒女情緣”，而且表彰了“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的“忠臣義士”，把兒女之情擴大到家國、社稷之情。節度使郭子儀在國難當頭之時，心懷忠義，力挽狂瀾，滅賊復國，完成了“再造唐家社稷，重睹漢官威儀”的大業，不愧為胸襟磊落、整頓乾坤的英雄。雷海青和李龜年只是個梨園樂工，卻懷著強烈的愛國之心。安祿山佔領洛陽，滿朝文武貪生怕死，爭去投降不迭，雷海青卻懷抱琵琶，衝了安祿山的太平筵宴，並用琵琶投擲賊首，壯烈而死，表現出崇高的民族氣節和英雄氣概。李龜年流落江南，沿街彈唱，面對著滿目荒涼的河山，傾吐著國破家亡的無限感慨。
不僅包含著深刻的意蘊，而且具有高超的藝術造詣。 “以絕好題目，作絕大文章”(梁廷柟《曲話》)，稱雄於清代劇壇。洪昇以宏大的藝術概括力將蕪雜的素材進行了合理的取捨和剪裁，然後加以藝術的想像和虛構，既符合歷史真實，又不拘泥於史料。全劇以李、楊愛情為主線，以“安史之亂”作為穿插，愛情線和政治線交錯進行，運用虛筆、仄筆、側筆、閒筆，勾勒描繪，形成規模宏大、跌宕起伏、對比鮮明的結構和格局。 “悲歡離合，錯綜參伍。搬演者無勞逸不均之慮，觀聽者覺層出不窮之妙。自來傳奇排場之勝，無過於此。”(王季烈《螾〔yin引〕廬曲談》)
的曲詞清麗流暢，富有詩意美、韻律美。論文詞，篇篇都是好文章。論曲子，闕闕支支都是好曲子。全劇使用的幾百支曲牌各具特色，變化無窮，且符合人物性格和情境氛圍。因其審音協律，所以便於謳歌。 “一時朱門綺席，酒社歌樓，非此曲不奏，纏頭為之增價。”(《長生殿·徐靈胎序》)尤其是的《彈詞》一出，悲涼慷慨，字字如傾珠落玉，雖鐵石人亦不能不為之斷腸，不為之下淚。 《彈詞》與李玉《千忠戮》中的“八陽”並稱，有“家家'收拾起'，戶戶'不提防'”(《彈詞》首句是“不提防餘年值亂離”)的佳話。
“北孔”，即孔尚任(公元1648—1718年)，字聘之，號東塘，自號雲亭山人、岸堂主人。山東曲阜人，孔子64代孫。他是個早熟的奇才，工詩賦，博典籍，雜學旁收，隱居於曲阜城北石門山中，過著“養親不仕”、林居多暇的生活。他37歲的時候，康熙南巡，途經曲阜祭孔，隱居不仕的孔尚任被薦舉在御前講經，深得康熙賞識，特授國子監博士。不久被派往淮安、揚州疏淮治水，結識了南明遺老，遊歷了南明故地，憑弔了梅花嶺、秦淮河、燕子磯、明故宮、明孝陵。所見所聞加深了他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為寫作作了充分的準備。四年期滿回京後，與顧彩合作《小忽雷》傳奇，進行了一次藝術實踐。然後歷13個寒暑，三易其稿，於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寫成，立即轟動京師。康熙皇帝索劇審閱。次年春，孔尚任即以“疑案”被謫官，重新回到曲阜隱居，鬱鬱寡歡而終。
孔尚任詩文甚多，卻因而贏得不朽盛名。此劇取材於當時人們記憶猶新的“明季國初之事”。它以復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愛情故事為線索，以南明興亡為中心事件，將朝政得失、文人聚散交織成一部雄偉悲壯的史詩，展現了明末動盪不已、紛繁複雜的社會生活畫面。歌聲檀板之中隱含褒揚誅貶之義，從而“知三百年之基業，隳〔hui揮〕於何人？敗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達到“懲創人心，為末世一救”(孔尚任《桃花扇小引》)之目的。
像一樣，包蘊著深沉強烈的興亡之感，並藉“離合之情”抒發出來。劇本把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愛情置於激烈而復雜的政治漩渦之中。李香君雖然身居娼寮，卻具有與一般歌妓不同的見識與品格。她熱愛故國，痛恨權奸，敬重東林、復社文人。新婚之夜，當她得知妝奩〔lian連〕來自閹黨阮大鋮後，毅然拔簪脫衣，摔到地上，並斥責侯方域的軟弱。閹黨強迫她嫁給新貴田仰，她一口回絕，頭撞翠樓，血濺詩扇，用鮮血和生命捍衛了自己的清白。她把自己比作擊鼓罵曹的女禰衡，酒筵上義正辭嚴地揭露馬士英、阮大鋮的罪行，剛烈之氣咄咄逼人。被打倒在雪地上，依然罵不絕口，真是一副錚錚俠骨！侯方域雖然有些軟弱、動搖、糊塗，但在李香君的激勵下，積極投身抗清復明鬥爭，被權奸投進監獄也未投降變節。出獄後，立即到南京尋找李香君。當他們歷盡艱辛，再次相逢於棲霞山上時，在張道士的棒喝下，毅然割斷兒女情根，雙雙出家入道。 “曲終人杳，江上峰青，留有餘不盡之意於菸波縹緲間，脫盡團圓俗套”(梁廷柟《曲話》)，具有蒼涼的悲劇氛圍。
“借離合之情，抒興亡之感”，表現了善惡、正邪、清濁、美醜之間的殊死搏鬥，全面評價了南明興亡的歷史。和一樣，劇中充滿了否定本階級的悔恨、儒家理想的幻滅，與對歷史和人生空幻悲涼的感傷情緒。他們上承湯顯祖的浪漫主義精神，熱切地呼喚人間至情，但遠不如湯顯祖那樣樂觀、酣暢、淋漓。對李自成農民軍的仇視態度，則表現出作者的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
是一部龐大嚴謹、內容宏闊的歷史劇。那麼紛紜、複雜、多變的人物事件，竟被作者舉重若輕、巧妙自然地組織到一起。脈絡清晰，渾然一體，“通體佈局，無懈可擊”(吳梅《中國戲曲概論》)，不愧為佳構傑作。特別是那把桃花扇，不僅糾結著侯、李的際遇，而且聯繫著時代的風雲，真是“南朝興亡，遂系之桃花扇底”(《桃花扇本末》)。
擁有龐大的人物形象體系，幾十個人物無不繪聲繪色：李香君之剛烈、史可法之忠直、柳敬亭之任俠、侯方域之軟弱善良、馬士英之庸鄙貪婪、阮大鋮之機敏滑賊、楊龍友之八面玲瓏……全都躍然紙上，栩栩如生。
和是我國歷史劇的雙璧。它們像兩塊豐碑，最後顯示出明清傳奇的實力，成為傳奇由盛而衰的轉折點。 “南洪北孔”之後，明清傳奇的光華漸漸熄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