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諸侯國君的墓地已有一些重要的發現，現擇要予以介紹。
1978年在湖北隨州發現了戰國初期(約公元前433年)曾侯乙的墓葬。開鑿於小山上，為岩坑豎穴木槨墓。墓室為多邊形，分為東、北、中、西四室。槨室四周填充木炭及青膏泥，使隨葬品保存較為完好。曾國在當時僅僅是一個小國，但墓中卻出土了上萬件精美的器物。如在前面我們已經介紹的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完整的最大的一套青銅編鐘。此外該墓還出土了大量的青銅禮器，主要有鑊鼎二件、升鼎九件、飼鼎九件、簋八件、簠四件、大尊缶一對、聯禁大壺一對、鑑缶兩套、尊盤一套兩件、盥缶四件等。形體巨大，製作精緻。例如其中的一對大尊缶，高達1.26米，腹徑一米，重達327.5公斤。尊盤系用失蠟法鑄造，十分繁縟而精美，堪能代表戰國時期青銅文化發展所達到的高度水平。墓中還出土了大量的青銅武器和車馬器，其中有多戈戟、殳〔shu書〕和帶矛車軎等。該墓出土的青銅器的總重量達10噸之巨，足以反映戰國時期青銅產量之巨大。並且，此墓還出土有金盞、金杯、金帶鉤及長達48厘米的成組的玉佩飾等，是曾侯乙生前奢侈生活的具體寫照。此外，墓中還出土竹簡240枚，上有墨書文字，詳細記載了用於葬儀的車馬兵甲的情況。加上青銅禮器、樂器以及衣箱上的漆書文字等，總字數達12696字，是自西晉汲冢竹書出土以來先秦墓葬出土文字資料最多的一次，對歷史學、音樂史、天文學史及古文字學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
1933年和1938年兩次被盜掘的安徽壽縣(現屬長豐縣)李三孤堆戰國晚期楚王墓，墓上有直徑約200米、高約二米的封土堆。下為近方形土坑豎穴墓室，東西長41.2米，南北寬40.2米，東端有一條斜坡墓道。墓室中部為木構槨室，推測長約11米、寬約9米至10米。中間放置長約三米、寬約一米、高約一米的朱紅色木棺。墓中出土文物4000餘件，包括千餘件青銅器。著名的有楚王熊璋劍、楚王熊肯鼎、楚王熊悍鼎及曾姬無恤壺等。其中楚王熊肯鼎，形體巨大，高59.7厘米，口徑60.5厘米。又如楚王熊悍鼎，高53.6厘米，口徑45.9厘米。蓋上刻銘33字，器上刻銘31字，共計64字。其中有“楚王熊悍戰獲兵銅，正月吉日室鑄鐈〔qiao喬〕鼎，以供歲嘗。”據研究此墓可能是卒於公元前228年的楚幽王熊悍的陵墓。
1950年至1951年發掘的河南輝縣固圍村戰國中期魏國的王陵，坐落在共山腳下的一個南北長135米、東西寬150米的高台地上，其上有三座大墓並排在一起，是魏王及王后的陵墓。其中以居中的二號墓(魏王墓)為最大。墓室正方形，上口長寬各為15米，深約17米。有南北兩條墓道。槨室為長方形，長9米，寬8.4米，高2米。棺置於槨室之中。槨室外面積砂積石，用以防止盜掘。墓口上建有夯土台，在台上建有享堂。享堂平面為正方形，每邊長27.5米。經復原是一座七開間四角攢尖的瓦頂建築。此外，在一號墓享堂東南部散水下面發現兩個埋藏祭玉的小坑，其中出土有玉簡冊、玉圭和大玉璜等。這些說明此時墓祭已經產生。二號墓被盜嚴重。但一號墓出土了成套的仿銅的陶質禮器，有升鼎九件、簋二件、壺四件、鑑四件、盤一件及匜一件等，這說明傳統的禮器製度已大為衰落。在一號墓的南墓道中發現有放置車馬的墓室，表明自西周以來在大墓旁另建車馬坑的製度已經改變。
1974年至1978年在河北平山發掘了戰國中期中山國王的陵墓，其中以中山王□〔CUO錯〕墓(一號墓)最為重要。墓上建有高大的封土與享堂。封土南北長110米，東西寬92米，高約15米，呈三級台階狀。封土上面建有上覆瓦頂的享堂。封土南面有兩座車馬坑及一座船坑和一座雜殉坑。墓室為土坑豎穴，有南北兩條墓道。槨室南北長14.9米，東西寬13.5米，深8.2米。槨室兩旁有藏器坑以放置隨葬品。西邊的藏器坑出土了青銅禮器正(列)鼎九件、簠四件及鬲、豆、壺等。其中最大的一件中山王鐵足銅鼎，高51.5厘米，口徑42.7厘米。腹部刻有銘文77行469字，是目前已知的戰國時期的最長的青銅器銘文。同出的中山王□方壺，腹部刻銘450字；((妾子)(上次下蟲))〔ci次〕壺，腹部刻銘182字。內容豐富，除記載了中山國的世系外，還記載了中山國參加公元前314年齊伐燕的戰爭，並且“闢啟封疆，方數百里，列城數十”。彌補了文獻記載的缺佚。該墓還出土了中山國特有的大型山字形銅儀仗用器及罕見的青銅兆域圖版。圖版為長方形，長94厘米，寬48厘米，厚一厘米。上面是錯金銀的中山王陵園平面圖，圖中還有銘文460字，包括中山王命營陵的詔書及各陵的位置及尺寸等。對研究戰國時期王陵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墓中還出土了許多工藝水平極高的青銅製品，如錯金銀龍鳳銅方案座、錯銀雙翼神獸、錯金銀虎噬鹿器座、十五連盞樹形銅燈、銀首人形銅燈等，栩栩如生，極為生動。根據文獻記載，中山國是北方鮮虞族建立的國家。墓中也出土了一些青銅帳構等反映游牧生活的製品。但大量的器物則與中原趙、魏文化一致，反映了戰國時期中原文化與北方少數民族文化的進一步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