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雖然鐵器已經開始廣泛使用，但是青銅冶鑄業仍在繼續向前發展，不僅產量仍然很大，而且技術水平仍在不斷提高。最能代表戰國時期青銅冶鑄業水平的是1978年湖北隨州戰國初期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銅編鐘。這套青銅編鐘共計八組64件，外加一件楚王熊璋贈送的鎛(據其銘文可知，作於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共計65件，是目前已發現的中國古代件數最多的青銅編鐘。出土時完好地分三層懸掛在高達2.67米，總長為10.79米的平面呈曲尺形的銅木結構的編鐘架上，並且同時出土了撞鐘用的髹〔xiu休〕漆彩繪長木棒兩根及敲鐘用的T字形的髹漆彩繪的木槌六個。鐘架的中、下兩層橫梁由六個身上佩劍的青銅武士用頭和雙手承托。鐘架最上一層懸掛三組鈕鐘共計19件，中間一層懸掛三組甬鐘共計33件，下面一層懸掛兩組甬鐘12件加一件楚王熊璋鎛。其中最大的一件編鐘高153.4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一件編鐘高20.4厘米，重2.4公斤。整套編鐘重達2567公斤，十分驚人。經研究，這套編鐘也是用範鑄法鑄成的，其合金成分，除銅以外，含錫12.49—14.46%，含鉛一般小於2%，其他雜質很少。這種合金配比科學合理，使鐘的綜合性能最優良，音色豐滿悅耳。經金相組織檢測，當時可能已採用預熱陶範、延時脫範，利用陶範及鐘的餘熱進行均勻退火以改善金相組織，以減少殘餘應力，保持音頻穩定，達到了中國古代青銅範鑄技術的高峰。每件編鐘上面不僅鑄有精細的花紋，而且還有大量的錯金銘文。除正面鉦部有“曾侯乙作持”的銘文外，其餘鼓部等處皆為關於音樂的銘文。包括標明此鐘的音階名稱和關於樂律的銘文，其中包括當時楚、晉、齊、周和曾國的各種律名、階名及變化音名之間的對應關係等。整套編鍾銘文的總字數達2828字，為研究中國古代音樂史提供了重要的資料。經中國音樂研究所測試，每個鐘均能發出兩個樂音，而且和鍾上的音階銘文相符，至今音色優美。整套編鐘的音階結構和現在國際通用的C大調七聲音階同一音列，音域寬廣，包括五個八度，其中心音域12個半音齊備，已趨向十二平均律的律制，具有一定的旋宮轉調能力，至今可以演奏各種曲調，在中國音樂發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說明戰國時期的青銅鑄造工藝已經完全可以滿足音響設計的要求。 1979年這套編鐘首次在北京市中國歷史博物館展出時，曾為各國駐華使節及朋友們演奏了“楚商”及“一路平安”等中外名曲，大家無不為中國古代人民在音樂及青銅鑄造工藝上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而熱烈鼓掌和表示欽佩。
此外，曾侯乙墓還出土了編磬四組32枚、鼓四件、瑟12件、五弦琴及十弦琴各一件、笙四件、箎〔chi遲〕及排簫各兩件等樂器，生動地再現了戰國時期樂隊陣容的龐大和樂舞所達到的高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