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由於兼併戰爭頻繁，以及各諸侯國手工業與商業的發展，促使各諸侯國的城市迅速發展起來。考古發現各國的都城大多從春秋時期開始修築，至戰國時期進一步建設，許多還沿用至漢代。
首先，1954年至1960年在河南洛陽調查發掘了東周的王城遺址，位於洛河與澗河交匯之處。根據古代文獻記載，自周平王東遷至周景王，凡十二世以王城為周都；周敬王時因王子朝之亂，遷都於東面的成周，至週赧〔nan蝻〕王時又遷回王城。該城略呈方形，北牆長2890米，西牆南北兩端相距3200米，南牆和東牆各殘存約1000米，總面積約10平方公里。城牆一般寬約10米，系用夯土版築而成。北牆外還發現有深五米的護城濠。城內中部漢代時為河南縣城所在，因而東周時期的建築遺跡遭到毀壞。在城內南部發現兩處大型夯土建築遺址。其中北面的一處，東西長344米，南北寬182米，四周有圍牆，內有長方形建築基址，並發現有大量的板瓦、筒瓦及獸面紋、卷雲紋瓦當，可能是周王王宮之所在。在城內西北部發現有鑄銅、製陶、制骨器等手工業作坊遺址。這種城市佈局與《周禮·考工記》所載“面朝後市”相符合。在城內現今的中州路一帶發掘了大批東周時期的墓葬，大多為土坑豎穴墓，有棺槨，葬式為屈肢葬，頭向北方。大、中型墓隨葬有青銅鼎、豆、簠、盤、匜等禮器。小型墓主要隨葬陶器，根據隨葬陶器組合與型式的變化，發掘者將墓葬分為七期，年代約當公元前8世紀至前3世紀，現已成為中原地區東周墓葬斷代分期的標尺。
其次，從1952年起在山西侯馬調查發掘了晉國晚期晉景公十五年(公元前585年)所遷的都城新田遺址。位於今侯馬市西北郊、汾河與澮河交匯之處，由平望、台神、白店、牛村、呈王、馬莊等七座小城組成，總面積約35平方公里。在牛村古城與平望古城內都發現有夯土台基。其中平望古城南部的夯土台基，南北長約95米，東西寬約75米，北高南低，呈三級階梯狀，現存最高處約8.5米。牛村古城內西北部的一處夯土台基，呈正方形，每邊長52.5米，高6.5米。兩者周圍散佈有許多筒瓦及板瓦殘片，附近還分佈有數十處夯土建築基址，它們可能是當時宮殿區之所在。在牛村古城南還發現了前述鑄銅作坊遺址以及製陶、制骨器等手工作坊遺址。在澮河以南的上馬村發現了大量的西周至東周時期的墓葬。墓地分為若干區，可能屬於有親緣關係的不同家族。尤其重要的是，1965年在古城址東南秦村附近發現了春秋晚期的盟誓遺址。包括宗廟建築基址和痤〔cuo嵯〕埋犧牲的土坑(“坎”)400餘個以及排葬墓等。根據文獻記載，當時的諸侯和卿大夫為了鞏固內部的團結，打擊敵對勢力，經常舉行盟誓活動。將盟辭用朱書或墨書書寫於祭玉或石圭上，稱為盟書或載書。一式二份，一份藏於盟府，一份埋於地下或沉於河中，以取信於鬼神。侯馬盟誓遺址共出土盟書5000餘片，大多呈圭形，長18厘米至32厘米，寬2厘米至4厘米。每件少者10餘字，多者達200餘字。其內容大多是與盟人表示要效忠於盟主，並一致誅討已逃亡在外的敵對勢力的宗盟類盟書。據研究，這批盟書的主盟人趙孟可能就是晉國世卿趙鞅(趙簡子)，這批盟書就是晉定公十六年(公元前496年)前後晉國世卿趙鞅與其他卿大夫之間舉行盟誓的約信文書，其目的是為了共同反對其政敵趙尼(稷)。侯馬盟書印證了春秋晚期晉國統治階級內部的奪權鬥爭，為研究這一時期的社會大變革及盟誓制度提供了重要資料。
第三，從1958年起在山東淄博市臨淄區調查發掘了西周晚期(齊獻公元年，公元前859年)至戰國時期的齊國都城臨淄遺址(圖16)。城址位於今臨淄區西北部的淄河西岸，由大、小相連的兩座城址組成。小城系宮城，位於大城的西南角，略呈長方形，東牆長2195米，北牆長1404米，周長達七公里餘。現已探明南門二座及東、西、北城門各一座以及三條主要街道。城內北部有大片夯土建築基址，是當時宮殿區所在，出土有樹木卷雲紋及樹木雙獸紋半瓦當等。其中心建築“桓公檯”呈橢圓形，南北長86米，東西寬70米，高達14米。在小城內南部發現有鑄銅及鑄錢幣的手工作坊遺址，可能是齊侯直接控制的官府手工業之所在。大城為廓城，略呈長方形，東牆隨淄河彎曲，長5209米，北牆長3316米，周長達14公里餘。南、北城牆外面有寬25米至30米、深約3米的護城濠。東牆外為淄河，西牆外為系水。現已探明大城南、北兩面各有二座城門，東、西各有一座城門。大城內已探明有七條主干大道，多與城門相連，一般寬10餘米至20米。在大城西部還發現了一條縱貫南北、全長2800米、寬30米左右的排水渠道，其北端分為兩支，分別注入北護城濠及城西的系水。在西北隅穿過城牆之處還發現有用大石塊砌成的內窄外寬的涵洞。長16.7米，寬約八米，高約三米，有三層流水孔，每層五孔，相錯排列。大城是官吏與平民的居住區，城內東北部及中部等處發現有鑄銅、冶鐵、制骨器等手工業作坊遺址。城內出土的東周陶器上，發現有大量的戳印陶文，內容多為作器者的居里及名字，如“高閭豆里人陶者曰汩”等。在大城東北隅的河崖頭一帶發現一處春秋時期高、中級貴族的墓地，有大、中型墓20餘座，可能是姜氏齊國國君的家族墓地。其中一座石槨大墓，可能是齊景公墓，外圍有冂形殉馬坑，僅清理了其中一部分，就發現了殉馬多達145匹，據推算總數達600餘匹，數量之大，甚為罕見。此外，在大城南10公里左右的牛山一帶，有高大的墓葬封土堆10餘座，俗稱“四王塚”、“二王塚”，可能是田齊國君的陵墓。考古工作者又在城南0.5公里的郎家莊發掘了一座春秋時期的貴族大墓。值得注意的是墓中殉葬了17名年輕女子，皆有棺槨及隨葬品。根據《戰國策·齊策》等文獻記載，齊宣王時臨淄有七萬戶，“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是當時全國最繁華的城市，大大超過了東周的王城。
圖16 臨淄齊國都城遺址平面圖
第四，從1973年起對春秋中期(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至戰國中期的秦國都城雍城遺址進行了調查與發掘。雍城遺址位於今陝西鳳翔城南、雍水之北，平面近方形，南北長約3200米，東西寬約3300米，總面積約10平方公里。城牆夯築，寬3—8.8米，殘存最高處達7.9米。在城內姚家崗、馬家莊、鐵溝發現大型宮殿建築遺址群。其中在城內中部偏南發現的馬家莊一號建築遺址，坐北朝南，四周有圍牆。北部居中為祖廟，面闊20.8米，進深13.9米，繞以迴廊。左側為昭廟，右側為穆廟，南面是大門。在中心空地——中庭發現有人、車、牛、羊各類祭祀坑181座，顯係秦公的宗廟。馬家莊三號大型建築群遺址，長326.5米，寬59.5米至86米，四周亦有圍牆。是一組五進院落、五門三朝的建築，可能是秦公宮殿朝寢之所在。在姚家崗宮殿區內還發現了一座可以藏冰190余立方米的“凌陰”(冰窖)遺址。在北城牆南面偏東300米處，發現了“市”的遺址，平面長方形，東西長180米，南北寬160米，四周有夯土圍牆，每面各開一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內中部偏西處姚家崗宮殿區內還出土了三批共64件窖藏的青銅建築構件，可能是古代文獻所記的金釭〔gang剛〕。大多呈長方形筒狀，有的作曲尺形，表面多飾有蟠螭紋。用來套在木質樑枋上，既起保護作用，又達到裝飾效果。類似的青銅建築構件在陝西臨潼和鹹陽等地也有發現，說明東周時期宮廷建築中已廣泛使用青銅建築飾件。這些青銅建築飾件，金光閃閃，可以起到彩繪所達不到的富麗效果。此外，在雍城遺址西南八公里的三畤原上還發現了秦公陵園，陵園以北八旗屯、高莊等地為中、小型墓葬區。
第五，從本世紀50年代起對春秋戰國時期的楚都郢城遺址不斷地進行了調查和發掘。城址位於湖北江陵城北五公里處，因其在紀山之南，所以又稱為紀南城。城址平面略呈長方形，東西長4450米，南北寬3588米。夯土城牆高出地面達3.9米至7.6米，底寬30米至40米，四周環繞有護城濠。現已探明城門七處，東牆一座，西牆、南牆、北牆各二座。其中有兩座水門，現今朱河和龍橋河穿過城牆之處即當年北牆東部及南牆西部的水門之所在。已經發掘的西牆北門有三個門道，兩側有門房。南牆西部的水門亦有用四排豎立木柱組成的三個門道。城內發現有夯土台基84座，以中部偏東南處最為密集，呈中軸線排列。最大的建築基址長達130米，寬100米，是宮殿區之所在，周圍還發現有宮牆遺跡。在城內還發現了500座以上的水井，並發現有陶井圈、竹井圈或木井圈。有的井底放置一個大陶甕，當為冷藏窖。在城內西南部陳家台發現鑄銅手工作坊遺址，在城內北部龍橋河兩岸發現有製陶手工作坊遺址，出土有筒瓦、板瓦、瓦當及陶器等。在城址周圍三四十公里範圍內發現了30餘處規模巨大的墓葬區，其中大、中型墓達數百座之多，大多為春秋晚期至戰國中期的墓葬。已發掘的隨葬品豐富的大墓有望山一號墓(出土越王勾踐劍等)、馬山一號墓(出土絹、紗、錦、繡等大批絲織品)、包山二號墓(出土大批卜筮祭禱及司法文書竹簡)等。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郢都的繁榮。
圖16 臨淄齊國都城遺址平面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