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隨著鐵工具的逐步應用，各諸侯國的興起，各地區的經濟文化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具有鮮明特點的地區性的青銅文化逐漸形成，各國的青銅器也有了很大的發展。除周王室的青銅器以外，現在已經發現的有晉、齊、燕、秦、楚、吳、越、魯、鄭、宋、衛、蔡、曾、徐、江、黃、鄲、都〔ruo若〕、鄧、許、陳、曹、滕、邾〔zhu朱〕、薛、莒、部、杞、紀、鑄、虞、虢、蘇、芮、(昔阝)〔xi習〕、費、郳〔ni泥〕、戴、息、潘、胡、邳〔pi批〕等40餘國的青銅器。由於各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和文化習俗的差異，各國的青銅器也有所區別。目前我們可以把春秋時期各國以青銅器為代表的文化大致劃分為六個文化區，即中原以晉國為代表的晉文化區、東方以齊國為代表的齊文化區、北方以燕國為代表的燕文化區、西方以秦國為代表的秦文化區、南方以楚國為代表的楚文化區、東南以吳國和越國為代表的吳越文化區。下面分別予以介紹。
第一，晉文化區。西周初，周成王封其弟叔虞於唐，後改稱為晉。周平王東遷以後，晉國成為周王室的重要支柱，以後逐漸強大起來，至晉文公時大敗楚軍於城濮而成為霸主。晉文化區包括今山西、河北、河南等省的廣大地區，地處中原，經濟發達，在當時最為先進。前述在山西侯馬發現的晉國鑄銅手工業作坊遺址，充分代表了晉文化青銅冶鑄業的高度水平。晉文化青銅器造型渾厚穩重，例如鼎多為深腹圜〔huan環〕底、附耳、蹄足，淺圓形蓋，多飾有蟠螭紋和蟠虺紋，晚期多呈浮雕狀，繁複華麗。春秋時期晉國著名的青銅器有晉姜(晉文侯夫人)鼎、晉(定)公(上奠下皿)、子犯(狐偃)編鐘、郘〔lu呂〕(上(左戶右戈)下黑)鐘及趙孟介壺等。例如子犯編鐘，共16件，8件成組合成一篇長達132字的銘文，說明作於魯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五月十一日，記載了子犯協助晉文公進行城濮之戰及踐土之會，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又如趙孟介壺，兩件，傳河南輝縣出土。高48.3厘米。圓形，侈口，斂頸，腹下部圓鼓，矮圈足。頸部有兩個立雕獸形耳，蓋頂呈蓮瓣形。頸部及腹部飾有浮雕狀的蟠螭紋、獸面紋及绹〔tao淘〕紋。蓋外鑄有銘文19字，記載了魯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晉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的黃池(今河南封丘縣南)之會，具有重要的歷史與藝術價值。此外，春秋中期以後，晉文化的青銅器銘文中興起了一種藝術字體，筆劃的特點是尖頭、肥腹，形似蝌蚪，被稱為蝌蚪紋。它不僅起到記事的作用，而且具有美術裝飾作用。例如傳出土河南輝縣的智君子鑑，高22.2厘米，口徑43.5厘米，腹內鑄銘六字：“智君子之弄鑑。”即為蝌蚪文。據研究，智君子即春秋末年晉國的卿大夫智瑤，公元前453年被韓、趙、魏所滅。
第二，齊文化區。西周初，周武王封姜太公於齊，都於營丘。春秋時齊桓公任用管仲為相，整頓行政、軍隊與賦稅制度，使齊國強盛起來。並提出“尊王攘夷”的口號，聯合一些國家打敗北戎和狄人，興師問楚罪於召陵(今河南偃城縣)，成為春秋時期最初的霸主。齊文化區主要包括今山東地區。其青銅器亦有特點，例如由簋發展而來的敦，春秋中期首先在這裡發展起來。例如清光緒十九年(公元1893年)河北易縣出土的春秋晚期或戰國初期的齊侯敦，高17.5厘米，斂頸深腹，腹旁有兩個環形耳，圓蓋上有四個環形鈕，自銘為“膳敦”，為齊侯嫁女於燕時所作的媵器。同出的鼎為附耳平蓋，這也是齊文化青銅器的特點。齊文化青銅器銘文多作長方形，規矩整齊，筆劃平直，為其特點。春秋時期齊國著名的青銅器有叔夷鎛、叔夷鐘、(素命)〔ming命〕鎛、國差(缶詹)〔dan丹〕、齊侯盂、齊侯鑑、洹子孟姜壺、公孫灶壺及國子鼎等。其中北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山東臨淄齊故城出土的叔夷鎛，銘文長達491字，記述了齊靈公賜給叔夷萊都地方的300縣以及4000徒眾等史事，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又如(素命)鎛，傳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山西榮河后土祠旁出土，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高66厘米，口長44厘米，高大厚重。鈕作雙龍噬獸形，篆間及鼓部飾雲雷紋。鑄有銘文174字，記齊侯賜給鮑叔((素命)的祖父)299邑及鄩之民人都鄙，補充了《史記·管晏世家》記載之疏略。
第三，燕文化區。燕國為北方大國，但春秋時期的文獻如《左傳》、《國語》等書中關於燕國的記載很少。可是1972年至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帛書《春秋事語》中有關於燕、晉交戰的記載，說明當時燕與中原還是有著一定聯繫的。因此，1949年以來發現的春秋時期的燕國青銅器與中原地區的青銅器有著很大的一致性，例如紋飾亦以蟠螭紋為主。但是，由於燕國偏處北方，離成周較遠；因此，保存西周以來傳統特點較多。例如鼎足上部及鼎耳上端平折部分仍多飾以獸面紋。但是，以燕國為代表的燕文化青銅器也有著自身的特點。例如在春秋晚期燕國青銅器上的人事活動紋多為狩獵紋，而不見水陸攻戰紋；並且又常見獸紋與鳥紋等。這可能與燕國的地域和內蒙古、東北地區毗鄰，較多地受到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響有關。春秋時期燕國著名的青銅器有杕〔di弟〕氏壺，高37.8厘米。圓形，侈口，長頸，鼓腹，圈足，有蓋。頸部有兩個環耳，係有提鏈，並與蓋頂之鈕相連。頸部和腹部飾有精美的鑲嵌狩獵紋三道，並以三道凸弦紋相隔。在中間凸弦紋上刻有銘文41字，記載杕氏戰勝鮮虞，以此壺為珍玩，具有重要的歷史與藝術價值。
第四，秦文化區。西周滅亡時，秦襄公出兵救周有功；周平王東遷時，將西周故地分封給秦，秦國逐步發展起來。至春秋中期，秦穆公向西發展，“益國二十，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記·李斯列傳》)。但是由於秦僻處西方，因而發展較慢，其青銅器製作比較粗糙，但保存西周傳統文化因素較多。例如秦國青銅器銘文直接繼承西周晚期的籀書系統，形成一種規整的風格。此外，以秦國為代表的秦文化的青銅器也有著自身的特點。例如1974年陝西戶縣宋村出土的春秋初期的青銅鼎，形制為淺腹，蹄足粗壯。春秋時期秦國著名的青銅器有1978年陝西寶雞太公廟出土的秦公鐘、秦公鎛和宋代已見於著錄的秦公鐘以及1923年甘肅天水西南鄉出土的秦公簋等。其中秦公簋，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高19.8厘米，口徑18.5厘米。圓形，口微斂，鼓腹，圈足，雙獸耳無珥，有蓋。器及蓋皆飾以蟠螭紋及瓦紋。器與蓋共鑄有相連的銘文105字，內容主要記載秦景公自述秦國的歷史：“鼏〔mi密〕宅禹跡，十又二公……保業厥秦，虩〔xiao小〕事蠻夏。”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並且其銘文是每個字單獨作模，然後壓印在泥範上，再澆鑄而成。因此，可視為印章、封泥以及活字印刷術之濫觴。
第五，楚文化區。周成王時封楚子熊繹於丹陽，春秋初楚武王自立為王，至楚文王時始都於郢〔ying影〕，開始在江漢地區蓬勃發展起來。至春秋晚期，楚國兼併了江淮地區申、息、鄧、唐、鄀、羅、厲等四五十個小國，成為南方最強大的諸侯國，並逐步形成了以楚國為代表的楚文化。楚文化青銅器有著鮮明的特點，例如青銅鼎多為細高足。尤其是青銅器銘文中出現並流行鳥書，即將文字書寫成鳥形或在筆劃上下加上鳥形裝飾，成為一種美觀的藝術字體。而且往往將鳥書銘文施於器物表面作為裝飾，許多銘文並加以錯金，顯得十分華麗。春秋時期楚國著名的青銅器有王子午鼎、王孫誥鐘、王孫遺者鐘、楚王領鐘、邵(昭)王簋、楚屈子赤角簠、王子申盞盂、王子嬰次爐、楚王孫漁戈等。其中王子午鼎，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為七件一組的列(升)鼎，其中最大的一件高67厘米，口徑66厘米，重100.2公斤。圓形，侈口，束腰，淺腹，平底。雙耳外侈，三蹄足。腹外攀附六隻怪獸。有蓋，器內附一匕。腹部飾以夔紋、竊曲紋及雲紋等。腹內鑄有銘文84字，蓋銘四字，為鳥書。作器者王子午，即子庚，楚莊王之子，楚康王時為令尹，康王八年(公元前552年)卒。此鼎是春秋晚期楚文化的典型青銅器。
第六，吳越文化區。商代末年，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奔吳，周康王時封其後人周章於吳。春秋中期吳王壽夢時開始強大起來，春秋晚期在晉國的支持下，吳王闔閭率軍攻破楚國的郢都，其子吳王夫差多次伐齊，公元前482年與晉定公爭盟主於黃池。這時居於會稽(今浙江紹興)的越王勾踐乘機攻入吳都(今江蘇蘇州)，並於公元前473年滅吳。此後越國成為東南地區最強大的諸侯國。春秋時期以吳越為代表的吳越文化有著鮮明的地方特點。首先，吳越的青銅兵器在當時最為精良，以劍最為有名。戰國時期的《周禮·考工記》早已備加稱讚，而考古工作中發現的吳王夫差劍、越王勾踐劍等證明文獻所記絕非虛語。例如1965年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踐劍，長達55.6厘米，寬4.6厘米，劍身上有鳥書銘文二行八字：“越王勾踐自作用劍。”銅質精良，劍身上飾有菱形暗紋，劍格上嵌有藍琉璃及綠松石，雖然歷經二千四五百年，至今仍光潔如新、鋒利異常。其次，吳越文化的青銅禮器在形制與紋飾上亦有鮮明的地方特點。例如鼎的三足外撇，通稱越式鼎。簋為小口扁腹，雙耳外側或加鏤空扉棱。尊為扁圓腹外凸，或呈鳥形。盤的雙耳緊貼腹壁，成為裝飾。紋飾則多為變形的獸面紋、變形的夔紋、編織紋及錐刺紋等。另有極具地方特色的角狀器、三輪盤、飛鳥蓋雙環耳壺等。此外，春秋時期著名的吳越青銅器還有者減鐘、者(氵刀)〔dao刀〕鐘、配兒鉤鑃、吳王光鑑、吳王夫差鑑、吳王孫無壬鼎、吳王禦士簠、邗王是野(壽夢)戈、王子於戈及攻敔〔wu吳〕王光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