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時期，有一位名叫范曄〔ye葉〕的史學家，在所著的《後漢書·馬援傳》中，記載了東漢時期號稱“伏波將軍”的名將馬援，在交趾(今廣西、廣東南部)少數民族地區獲得一種神奇銅鼓的史事，其後在兩廣地區少數民族中廣泛流傳的這一類型鼓，便有了“伏波鼓”的俗稱，並傳說這是“馬援遺制”。無獨有偶，在三國時期，蜀國諸葛亮大軍分三路平越西(今四川西昌)、牂牁〔zangke贓科〕(今貴州大部、廣西西北部和雲南東部)和益州(今雲南大部)，其後在所經地域少數民族中廣泛流傳的這一類型鼓，便有了“諸葛鼓”的俗稱，並傳說這是“諸葛遺制”(《西清古鑑》)。
這些關於南方銅鼓的記載和傳說，無論是“馬援遺制”的說法，還是“諸葛遺制”的說法，都是一種附會，自然不足為訓。但是，這些記載和傳說卻包含著一個的確存在的歷史事實：這就是在馬援和諸葛亮所處時代(即漢魏時期)，中國西南和兩廣地區的少數民族群體(史籍稱為“西南夷”和“南蠻”)中，一種用青銅鑄造的、與中原地區各類鼓大異其趣的金屬鼓——銅鼓，已經有了普遍的使用和流傳。後來的考古發掘，完全證實了漢魏歷史文獻的有關記載。
1955年至1957年間，雲南省考古部門首次在晉寧石寨山相繼發掘出16具這樣的銅鼓，因同時出土有一枚確定為漢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賜滇王當羌的“滇王金印”，所以這些銅鼓便可斷定是西漢時期的遺物。隨後，在廣西、雲南、貴州等省各地，又相繼發現數十具漢魏時期的銅鼓。
銅鼓這種通體用青銅鑄造的打擊樂器，按中國古代樂器分類，它應列為“金”類；按現代樂器分類，它則應列為“體鳴類”。其形制就像一個圓形的“坐墩”，上實下空，有的通體鑄有花紋，鼓面邊緣還立著幾個小蟾蜍(青蛙)(圖20)。擊奏時，或平置於地，或高掛於架，或兩人抬起，均用鼓槌敲打鼓面。有時，還會有人在鼓的後面，用一個容器一開一合地變化發音共鳴，以豐富其音響效果。
漢魏以來存見的南方少數民族銅鼓，在各民族社會生活中，表現出了多種多樣的用途。它是一種樂器，但同時又可作它用，因此，從音樂史學的觀點來說，銅鼓具有人類早期樂器兼具多種社會功能的特點。
圖20 雲南晉寧石寨山銅鼓(漢)
用於歌舞娛樂。銅鼓首先是各民族歌唱、舞蹈所用的重要伴奏樂器。每逢重大節日和重要祭典，人們便用銅鼓來伴奏群體歌舞，這樣就可顯示其場面的莊重和輝煌。如伴隨石寨山銅鼓出土的一具貯貝器上，就印鑄有一幅“滇人”的銅鼓歌舞場面：兩人抬著一具銅鼓，一人雙手戴著圓環(飾物)手舞足蹈地正在表演，另有兩人在旁作一邊打鼓一邊歌唱之狀，表演者均著盛裝，可見其場面的輝煌。後來，人們即稱這種廣為流傳的歌舞為“銅鼓舞”或“銅鼓樂”，如史料所記邊疆民族“東謝蠻……會集則擊銅鼓、吹角，歌舞以為樂”(《新唐書·南蠻傳》)，“夷人……親戚宴會，即以瓠笙、銅鼓為樂”(《太平寰宇記》卷一六九)的事實，就是漢魏時期邊疆民族所謂銅鼓樂舞的後繼延續。
用於重大祭祀。銅鼓還是一種與宗教儀式關係密切的禮樂重器。石寨山出土的一些貯貝器蓋，上面常常鑄造著一些祭祀場面模型。在這些祭祀場面模型中，不僅放置著多具銅鼓，而且還有祭祀人敲打懸掛銅鼓的形象。今天我們還能在南方壯、瑤、布依等民族中，見到他們以敲擊銅鼓來祭祀祖先的情景。
用於傳遞信息。銅鼓聲音洪大，傳播悠遠，在沒有現代通訊技術的古老部落群體中，它是一種非常理想的通訊器具。凡戰鬥、集眾、聚會、報警、聯絡等等，人們即用銅鼓敲擊出不同的節奏和音色來傳遞信息，這就是當今音樂學家們所說的“樂語”、“會說話的樂器”。 《隋書·地理志》所說：“欲相攻，則鳴此鼓，到者如雲”，就記載了古代南方部落銅鼓的這一音樂功能。
漢魏以來，在中國南方各民族地區頻繁出現的銅鼓，一直受到學者們的考查和研究。現在，它的發源地和最早遺物已得到初步的確認，那就是1960年和1975年在雲南祥雲大波那和楚雄萬家壩出土的六具銅鼓，據科學測定，這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古老的一批銅鼓遺物，其年代正處於公元前5世紀前後的春秋戰國時期。銅鼓歷史淵源的千古之謎，據此便有了一個新的結論。
圖20 雲南晉寧石寨山銅鼓(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