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大類事物的品種不斷增多，必然會導致人們產生對這類事物進行再分類的追求。遠古樂器品種的大量增加，也就使古人有了樂器分類的需要。在周代，僅文獻記錄的中國樂器就達70多種，至此便出現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樂器分類——八音。它首見於記錄西周末年和春秋時期週、魯等國貴族言論的史籍《國語》的《週語》部分。所謂“八音”，就是樂器的八大類。當時劃分樂器是按照製作材料來歸類的，例如編鐘、鏞、鉦、鈴等用金屬製作，就歸入“金”類；磬、編磬等用石或玉製作，就歸入“石”類；塤、缶等用陶土燒製，歸入“土”類；鼓、鞀鼓、健鼓等用動物皮革作為鼓膜，歸入“革”類；琴、瑟等用絲線作為琴弦，歸入“絲”類；柷、敔等用木料製作，歸入“木”類；笙、竽等用葫蘆或木瓢作為共鳴鬥體，歸入“匏〔pao袍〕”類；篪、簫、籥等用竹管製作，歸入“竹”類。這樣“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共八類，所以稱為“八音”。
“八音之中，金石為先。”商周時代的金、石類打擊樂器，在宮廷和貴族的祭典音樂活動中，往往被視為“重器”而得到特殊的重視。正式表演時，這類樂器都放置在顯要的位置並通過它們顯示主人的社會地位和權勢，所以只有王公貴族才可能擁有這類樂器和享受這類樂器演奏的音樂。
屬於“絲”類的琴、瑟等彈弦樂器，此時期則在稱為“士”的知識分子階層和民眾中得到廣泛傳播，並逐漸發展成為表現力很強的伴奏樂器和獨奏樂器。琴，今稱“古琴”或“七弦琴”(圖12)，傳說由遠古氏族領袖神農氏創制，用桐木為琴體，以繩絲為琴弦，長三尺六寸六分，最初為五弦，至周代定為七弦。春秋戰國時期，士人中已湧現出一批琴家，琴技琴藝已發展到較高水準，孔子就曾以善彈古琴而為人稱頌。另有一位名叫伯牙的古琴家，《呂氏春秋·本味篇》載有一段關於他的著名故事：伯牙是戰國時代人，他彈奏的古琴曲意境深遠、技法嫻熟，所以自詡無人能欣賞其演奏的音樂，因而常常孤芳自賞，彈琴獨樂。一日，伯牙來了雅興，先彈了一曲《高山》，一位名叫鍾子期的樵夫聽後立即讚歎說：“多壯美啊！曲意巍峨如泰山！”伯牙大吃一驚，復又彈了一曲《流水》，曲調剛終，鍾子期又立即讚歎說：“多壯美啊！樂情浩蕩如江河！”伯牙驚喜萬分，從此與鍾子期結為生死之交，成為音樂上的難得“知音”。現在我們常說的“知音難覓”就出於這一典故；“高山流水”一詞也因此而成為美好音樂的代稱。今湖北武漢有一遊覽勝地叫“古琴台”，傳說就是當年伯牙彈琴的地方。 “古琴台”殿堂正門房檐下有一面書有“高山流水”四個大字的橫匾，遊人見到，每每會情不自禁地追憶起古代伯牙與鍾子期相交的音樂故事來。
圖12 古琴圖
今日常用成語“濫竽充數”也來源於“八音”之中的“匏”類樂器竽。 《韓非子·內儲說上》記載：齊宣王(公元前319—前301年在位)喜好用竽吹奏的音樂，但只愛聽眾人合奏而不愛聽個人獨奏，故每次聽樂都讓300餘名吹竽樂工同時演奏，這樣宮中供養的吹竽樂工便達到數百人以上。一位名叫南郭先生的人，對吹竽技藝一竅不通，只因知道齊宣王的嗜好，便毛遂自薦以求成為一名為王吹竽的樂工，齊宣王非常高興，就讓他加入到了吹竽行列。每當宮廷大合奏時，南郭先生就混在數百人的吹竽隊伍中裝著吹竽的樣子：搖頭晃腦，虛動手指，其實他根本沒有奏出曲調，就這樣居然還在宮廷樂隊中混跡了很長時間。可是好景不長，齊宣王死後齊湣〔min敏〕王繼位，他對竽卻有與宣王完全不同的嗜好：只喜歡聽獨奏，對大合奏則不感興趣，因此便傳令吹竽樂工說以後給王奏樂要單人逐次表演。南郭先生聽到這一消息，自知以後再也無法蒙混過關了，便悄悄地逃出宮廷。這一極富幽默感的音樂故事，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春秋戰國時期竽已相當普及，演奏技藝已有相當難度。竽與笙同類，其形制是在一個瓢形匏斗上橫排插入若干帶音簧的竹管。迄今所見最早的笙實物是戰國曾侯乙墓葬出土的笙；所見最早的竽實物是晚於春秋戰國的漢代馬王堆墓出土的竽(圖13)。
盛行於周朝的樂器分類法“八音”，顯示出我國先民在兩千多年前的音樂實踐中已具有較為科學的物理音響學認識，樂器的工藝製作也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後來，隨著歷史的變遷，“八音”一詞漸漸失去了早期的分類學意義，至近現代它已衍變成為多種樂器組合演奏的某些地方民間樂隊的代稱，如山西五台山一帶的“八音”會、廣西隆林縣壯族的“八音”樂隊等。
圖12 古琴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