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二章政書

唐代杜佑的《通典》、宋代鄭樵的《通志》和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是三部最早的政書；三書都以貫通古今為主旨，又都以“通”字為書名，故被後人總稱為“三通”。在古代，這三部書是讀書人的必讀書，說是“士不讀三通，是為不通”。三部書中，《通典》和《文獻通考》的體例相同，《通志》雖然稍有不同之處，但其中有“二十略”與前面兩書內容相近，所以，習慣上總是合稱為“三通”。 《通典》200卷，唐杜佑撰，是一部記述古代經濟、政治制度沿革的史書。上起傳說的唐、虞，下迄唐天寶末年；食貨等部分間又述及唐肅宗、代宗、德宗時期的情況。舊目錄學以《通典》列政書之首。 在杜佑之前，劉知幾(《史通》的作者)的兒子劉秩博採經史百家書，取《周禮》六官的法制撰寫了《政典》，35卷，很受當時人稱賞。但是杜佑認為不夠詳備，於是他擴充體例，加入了《開元禮》、《樂書》，成書200卷，自己命名為《通典》。這部在《政典》基礎上充實內容而成的《通典》，是我國現存有關典章制度最早而又有很大價值的綜合性文獻。

杜佑在唐玄宗至憲宗六個朝代，長期作官，出將入相，史載他雖位及將相，但手不釋卷，往往燈下讀書，孜孜不怠。代宗大歷年間(公元766—779年)，杜佑任淮南節度使時，已著手編寫《通典》；過了30多年，至德宗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全書方才編成，可見功力之深。 《通典》共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等九門；每一門類下又分若干子目；每門前有總序；後面許多地方有論；發表了不少精闢見解。 《通典》取材廣泛：唐以前主要是把各史的“志”系統起來；魏晉以後的文集和其他資料，也被充分利用；唐朝的材料，則取自實錄、國史，及政府檔案等，內容翔實。此書最重要的一點是“通”，是從古到今的“通”。

《通典》的門類篇目安排次序和以往的正史諸志不同；自漢代以來，史家通常以禮、樂、天文之類置於志首，而《通典》則不載天文、五行等與政治、經濟沒有直接關係的事，卻特別把“食貨門”(經濟)列為第一；這是前史從來沒有的。他在書序中提出教化之本，在於足衣食，這是杜佑的樸素唯物主義的看法。可能杜佑是個重視人民經濟生活的官吏，且屢綰國家財賦，體驗到社會經濟對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在社會經濟中，又注意到農業生產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因此，“食貨門”中，先述田制，次談社會組織、賦稅制度、戶口盛衰、貨幣流通和各種雜稅。在“食貨門”12卷中，涉及到了生產和流通的整個過程。杜佑不僅系統記述，而且發表自己的意見，他是頗有見地的。

另一方面，出身於關中大族的杜佑，受到六朝、隋唐時期重禮的社會風氣熏陶，因而《通典》一書中，“禮典”居其半，為百卷；百卷禮典中，前65卷闡述了歷代有關吉、嘉、賓、軍、兇五禮的情況，後35卷是摘抄《大唐開元禮》而成。從唐代以禮設科取士，可以概見禮為當時之所重。通觀“禮典”，可以了解六朝、隋唐時期的風俗和社會習尚。 《通典》的體例是以事類為中心，分門別類地敘述歷代重要的製度沿革和史實發展，以及有關的議論等，其中所記唐事更為詳盡可貴。 《通典》向來被評價較高，《四庫全書提要》說：《通典》“博取五經群史及漢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類相從，凡歷代沿革，悉為記載，詳而不繁，簡而有要，元元本本，皆為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註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茲編其淵海矣。”這個評價是中肯的。

《通典》是我國的第一部政書，是了解唐代天寶以前典章制度的重要工具書。它成書在《唐會要》和《舊唐書》之前，講唐代歷史自然是第一等的史料。此外，由於這部書所引用的史書都是卷子本，不少已經散失，所以它又往往為史料輯佚和校勘工作提供了珍貴的來源和依據。如著名學者王國維就曾從中輯出了杜環的《經行記》(原書久佚)，使後人得以知道這位曾經遊歷過西亞、北非的旅行家富於傳奇色彩的經歷。 《通志》，200卷，南宋鄭樵撰；時間上起三皇，下迄隋代(禮、樂、職官、選舉、刑法、食貨諸略引而至唐)，是綜合歷史史料而成的通史。 鄭樵是歷史上一位學識淵博的史學家，年輕時於夾漈〔ji際〕山下苦讀30年，一生好學，“欲讀古人之書，欲通百家之學”。他曾說：“三十年著書，十年搜訪圖書”，“山林三十年，著書千卷”，所以《通志》的全部編著時間，至少是30年，也可說是費了他一生精力才著成的。

鄭樵主張通史，反對斷代。他著作宏富，《通志》一書為其代表作。 《通志》的體例與《通典》有所不同。 《通典》著錄的內容只是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典章制度，不收人物傳記。 《通志》則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紀、傳、譜(表)、略(志)俱全的通史；而內容所敘述的歷史時間，卻又不大一致：本紀自三皇五帝到隋，《后妃傳》自漢到隋，列傳自周到隋，這一部分體例一本舊史，只是古今打通，包括各朝而已；實無多少參考價值。 第二部分是“二十略”，52卷，歷史時間是自傳說時代到唐及北宋，這是鄭樵一生精力所在，亦為《通志》的精華。 這裡的“略”，是大綱、概略的意思。它的性質與正史裡的“志”類似，專記典章制度的沿革，還包括文化藝術的發展情況。 “二十略”包括：氏族、六書、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禮、諡、器服、樂、職官、選舉、刑法、食貨、藝文、校讎、圖譜、金石、災祥、昆蟲草木各略。其中的氏族、六書、七音、都邑、昆蟲草木五個門類是以前正史裡所沒有的。如“氏族略”區分姓氏由來得32類；“都邑略”除載帝王都城(止於隋)外，又有四夷都，涉及今少數民族地區部族與中國周圍國家，遠至於大秦、大食、天竺；都有特點及可取之處。又如六書、七音、藝文、校讎、圖譜、金石、昆蟲草木各略，都屬於研究學術和有關文化史方面的材料；其中“藝文略”，區分圖書為12類，156小類，284細目，這種分析綜合的形式是以前所沒有的；“六書略”、“七音略”，能啟示後來研究文字學的門徑；“校讎略”，論整理和著錄圖書的方法，指出不僅要著錄有者，更應著錄無者，以便明其流變；“圖譜略”，指出圖表的重要性，及其與書籍的相互作用；“金石略”，著錄歷代的鐘鼎碑刻，說明直接史料的珍貴；“災祥略”，駁斥五行災異之說，稱之為欺天欺人的妖妄之學等等。說明鄭樵當時能注意到這些方面，且還有不少獨到的見解，這是應予肯定的。 “二十略”，內容豐富，發凡起例頗有見地。但門類太廣，一人之力畢竟有限，顯得不夠充實，如“食貨略”，僅有二卷，簡略過甚，而且時間上起自上古，止於隋代(少量門類到唐代)，致使全書顯得有頭無尾，厚古薄今，並不完備。 《通志》不如《通典》，還與作者的經歷有關；杜佑長期作官，又留心當時的政治制度及措施，有實際的生活體驗，所以能指陳利弊；而鄭樵畢竟是一位窮儒，原先長住夾漈山中，雖曾遊覽名山大川，訪奇搜古，後又出仕至樞密院編修，但他沒有充分條件來研究典章制度，因而對論說前代典章制度，只是憑其研究心得，未能盡善，是有局限性的。

但正如《四庫提要》所說：此書資料豐富，且多有精闢的議論，雖然有缺點，但瑕不掩瑜，“究非遊談無根者可及，至今資為考鏡，與杜佑、馬端臨書並稱三通，亦有以焉”。 《文獻通考》(以下簡稱《通考》)，348卷，元馬端臨編著，記載上古到宋寧宗時的典章制度。 馬端臨認為歷史有繼承也有發展變化，所以著史應有“會通，因仍之道”。馬端臨的《通考》就是貫徹自己的歷史觀點，繼杜佑的《通典》而作的一部歷史巨著。 馬端臨的父親馬廷鸞在宋末任右丞相兼樞密使，因和奸相賈似道不合，辭官而去。馬廷鸞是個博學之人，宋理宗時曾任史館校勘、國史院編修官和實錄院檢討官等史官，著作甚豐。馬端臨的史學工作，在資料蒐集和對史事的見解上都受馬廷鸞不少影響。這樣一個家庭環境，為馬端臨著《通考》提供了有利條件，《通考》裡不少地方引“先公曰”，都是紹述馬廷鸞的意見。

馬端臨在宋朝滅亡時，年23歲，大約在30歲前後開始編寫《通考》，經過20多年，在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成書，這時他54歲。到元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饒州路以《通考》付印時，他還健在，已經是69歲了。此書自序說：“引古經史謂之文，參以臣僚奏疏諸儒議論謂之獻”，故名《文獻通考》。 《通考》編纂方法上與《通典》相同，基本上依據《通典》體例；共分24個門類：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徵榷、市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郊社、宗廟、王禮、樂、兵、刑、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輿地、四裔。據作者在自序中說，前17門和末二門雖和《通典》的類目名稱不同，有是析出，有的改稱，但都是仿效《通典》的成規，主要是增補唐天寶以前的材料，天寶以後至宋嘉定末年則進行續編；只有經籍(圖書目錄)、帝系、封建、象緯、物異五個門類是新立的，《通典》裡沒有。 “經籍考”採錄了歷代著作書目；“帝系考”敘歷代帝王姓氏出處及其統治時期；“封建考”敘歷代封爵建國事略；“象緯考”敘天象；“物異考”敘各項事物災異。

這24個門類，包括了封建社會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的許多領域。 《通考》雖說是從上古論述至宋末，但有關宋代的內容，約佔全書一半以上，是全書的主幹。 《通考》的體例是：每門有小序，合載於卷首。每門之下又分若干子目(類)，每一門下的內容也按時間先後排列。它不限於排比材料，而且有敘述、有考證、也有論斷。對研究宋代歷史來說，“敘事”部分，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因為它主要根據的是現已失傳的宋代國史和現已殘缺的“會要”。 “論事”部分，引用的宋人議論和著作有些現在已經失傳了，即使現存的，也可做為校勘材料。馬端臨自己的“考”，有許多精闢見解，也包含不少重要史料。 總之，《通考》的編述年代比《通典》長，取材範圍也比《通典》廣，包括了南宋嘉定末年(公元1224年)以前歷代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各方面的沿革材料；在詳實而又可靠的材料基礎上，系統地敘述了自古至宋代的典章制度的歷史；價值很高。 《通典》中最可貴的資料是唐代的，而《通考》的資料以唐中葉至宋朝的為最佳，各有側重。特別要提到的是，馬端臨對各種制度的沿革和歷史現象所做的按語，能夠貫串古今進行歸納，從而得到比較概括的結論，使讀者可以有一個清晰的印象，這也就是明清以來史學家對《通考》評價比較高的緣故吧。

“三通”之外，在清乾隆年間，設立續文獻通考館，又改稱三通館，集中力量編出了六部政書，就是《續通典》、《續通志》、《續文獻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獻通考》。這六部書加上“三通”，即所謂“九通”。下面簡單介紹一下這六部書。 《續通典》、《清通典》：《續通典》150卷，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官修，是杜佑《通典》的續編。內容記載了自唐肅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明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將近900年間有關政治、經濟方面的典章制度，其中以明代的史料最為詳細。 《清通典》，100卷，與前書同年官修，是通紀清朝典章制度的彙編，自清初至乾隆中葉止。體例依杜佑《通典》，其中細目，因古今沿革不同，稍有變通。

《續通志》、《清通志》：《續通志》640卷，是鄭樵《通志》的續編，也是乾隆三十二年官修。其中“二十略”的內容有所增補，時間則上續《通志》，自五代開始至明末為止；紀傳部分從唐代開始到元末為止。 《清通志》，126卷，也是同年官修，內容只有“二十略”，沒有紀傳、年譜。 “二十略”中與《清通典》有許多重複之處。 《續文獻通考》、《清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250卷。本來明王圻曾著《續文獻通考》254卷，作者蒐集史乘和名家文集以及當時存留的“往牒及奏疏”，據事節錄，編次而成。是續馬氏《文獻通考》的，自宋嘉定起，止於明萬曆，且較《文獻通考》多節義、書院、氏族、六書、道統、方外等六門。但到清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時，認為其中有礙清朝統治的記載，被列為禁書，不准流傳。而且，清乾隆時，以馬端臨《文獻通考》止於南宋嘉定以前，而王圻《續文獻通考》體例糅雜，且終於明萬曆年間，因而於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敕命設立續文獻通考館，命張廷玉等為總裁、齊召南為纂修，修成《續文獻通考》，250卷。門類以馬氏《文獻通考》原目為基礎，而於“郊社考”分出“群祀考”一門；“宗廟考”中分出“群廟考”一門，共26門。內容記載宋、遼、金、元、明五朝400多年間(自南宋寧宗以後至明崇禎以前)的典章制度，內容豐富。實際上，此書取材多根據王圻的《續文獻通考》而加以刪減改編。王圻《續文獻通考》第一次把嘉定後事蹟典故彙為一編，並以記載明代事最詳。王圻以當時人記當時事，真實具體，何況他的記載下限，與清《續文獻通考》只差40餘年，所以清《續文獻通考》其實是抄襲了王圻的《續文獻通考》，再引證各代正史、說部、雜編，以及文集、史評等重加考訂成書，因而它在“續三通”中是最好的一種。 《清文獻通考》，300卷，同年官修。分類與《續文獻通考》同，內容略有增減。如田賦考增“八旗田制”，戶口考增“八旗壯丁”，學校考增“八旗官學”，封建考增“蒙古王公”等，都是前代所無而清代所特有；刪去的子目如：選舉考刪去“童子科”，兵考刪去“車戰”等，則是因為這些都是前代所有而清代所無者。全書敘述自清代開國到乾隆年間的事蹟，是記清代前中期行政制度和社會經濟制度的資料彙編。 順便提及：清政府為編“清三通”曾調閱了大量的資料，僅書中載明的就不下數百種，以《清文獻通考》為例，材料多取自當代檔案、實錄、會典和國史館資料，還有玉牒、起居注、《大清一統志》、各種地方志、《聖訓》、《大清律例》等等，內容相當充實。 乾隆時既修“續三通”，何必又另修“清三通”呢？據說是因為清朝和它以前各朝的“尊號”等，在書寫格式上，體例難於劃一，前朝之事可以平書，清代則必須跳行出格，勢難劃一，不如另自為書，於是把清開國後的典制部分另編。 上述六部書都是仿“三通”的體例而作。 《清文獻通考》在“清三通”中是成書最早的，如上所述，內容相當充實。後來修的《清通典》、《清通志》的材料就是轉抄自《清文獻通考》的。因此，“清三通”雖然體例詳略有所不同，但材料相同，不少篇目又相近似，所以雷同、牴牾之處，在所不免。不過，儘管如此，它們還是各有所長。 “三通”和“續三通”都是“通古今”的政書，“清三通”則專述清一代的典章制度，應屬於斷代，但習慣上都合稱為“九通”。 前面所說的“九通”，再加上《清朝續文獻通考》，就是“十通”。 《清朝續文獻通考》，400卷，劉錦藻編。編者是浙江吳興人。吳興劉氏是浙江有名的藏書家之一，劉氏嘉業堂原來藏書就很多，後來繆荃孫的藝風堂藏書，又為劉錦藻購去，所以他能夠以私人力量，著成這部巨著，這與他的豐富藏書不無關係。 根據自序，這部書是自光緒甲午年(公元1894年)開始到1921年，費了28年的工夫編成。初稿320卷，上起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下至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辛亥革命後，更續纂至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清室遜位，初稿的疏漏部分亦多增補，寫成定本400卷。其體例，除依照《清文獻通考》所有的26門外，增加“外交”、“郵傳”、“實業”、“憲政”四門，以適應道光、咸豐以後的新形勢，共為30門。所屬230餘子目，亦有所更動，如國用考增“銀行”、“海運”諸目；學校考增“書院”、“圖書”、“學堂”諸目；兵考增“陸軍”、“海軍”、“船政”等等。全書敘述了由乾隆五十一年起，至宣統三年清朝滅亡為止的典章制度。 商務印書館在1935—1937年把“十通”匯印成精裝本，連索引一共21冊，這是目前通用的版本。 要想查閱“十通”裡的資料，就用得上《十通索引》了。這部索引是匯印精裝本“十通”的附冊。它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篇目、主題四角號碼檢字索引，是將“十通”裡所記載的製度、名物、篇章節目，凡成一詞或可定為條目的，都按其首字的四角號碼順序排列出來，註明所屬書名，所見的頁數和欄目。第二部分是分類索引，其中又分三編：通典部、通志部、通考部。書的後面附有筆劃檢字表，可以在這個表裡查出單字的四角號碼和該字在第一種索引裡的頁數。根據索引，就可以很方便地查得“十通”裡記載的歷代的典章制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