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二節類書的出現和發展
“類書”這個名稱在宋代以前沒有出現過。晉代荀勖的《中經新簿》將這類書列入史部，唐代李延壽、魏徵修《隋書·經籍志》時，將類書歸入子部雜家類。到後晉劉昫等修撰《唐書·經籍志》時，才在丙部闢出“類事”一類，著錄這類圖書。宋代歐陽修等修《新唐書·藝文志》時沿襲下來，又改“類事”為類書。自此以後，才有了類書這個名稱。
但是，叢書籍體制上說，類書創體之早，可能在秦、漢之間。其早期胚胎，有人認為發端於西漢淮南王劉安及其門客著的《淮南子》；也有人認為是西漢劉向所編的《新序》、《說苑》；還有人認為《爾雅》按類收詞的體例，實開後代類書之先河；更有把類書的開端上推到戰國末秦相呂不韋及門客們共同編寫的雜家代表作《呂氏春秋》，認為它是類書的先驅。然而這些書都只可看成是類書的遠源，卻不能把它們當作類書。類書的出現，應該說是到曹魏初年《皇覽》問世後，才有此一體；因為這書的性質和形式完全符合前面所說的，具有“百科全書”和“資料彙編”綜合體的性質，而且編輯形式上是區分門類的；所以，一般公認《皇覽》是古類書的始祖。
類書的出現不是偶然的。這不能不追溯到中國古代的抄撮之學。在印刷術出現之前，書籍的流傳，文人士子的學習，全憑手抄。早在姬週末年，研究《春秋》的學者，就曾做文章資料的抄撮工作。 《史記》卷十四《十二諸侯年表》裡就記有：鐸椒為楚威王摘抄《春秋》裡有關世事的成敗，成40章，名《鐸氏微》。其用意與後世的類書略似。自漢代以來，文學創作中有一種特定的文體——賦，兼具詩歌與散文的性質，講究文采。著名賦家以其豐富的知識，優美的筆觸，極盡鋪陳天上人間的各類事物，如：江山宏偉、山川綺麗、城市繁榮、物產豐饒、宮殿巍峨、服飾的華麗奢侈、人物神采風流、草木鳥獸的奇異、狩獵的驚險等等，無不刻意描寫，真所謂“賦家之心，包括宇宙”，使其作品簡直就像名物製度的專著，不但取材廣博，且按事類排比。如：東漢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二京賦》、西晉左思的《三都賦》，都具窮思博訪之功，三年乃成或十年乃成；一成之後，即聞名遐邇，遠近傳誦，以致洛陽紙貴。不僅因其辭藻華麗炫奇而震驚，實則因其內容豐富而當著類書來讀的原故；或可視為類書的早期胚胎。
在後漢，人們的抄寫還只限於史書；而後發展到經、史、子、集各個方面。到三國時，抄撮之風最盛，上自帝王，下及百姓，無不風靡。這就是醞釀中國第一部類書《皇覽》出世的土壤。當時抄撮出來的書籍有兩類，一是原文照抄，另一類則是摘抄經、史、子、集中的各種材料彙編成書，是分門別類編次排比的；這就同時具備編纂類書的兩個條件：即雜取眾籍，又分類排列。這已成為當時士子們讀書學習的普遍方法。於是，自然使類書的產生具備了主觀因素。
類書之所以產生於魏晉，還有其客觀原因：一方面兩漢經學到這時已經崩潰，被“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壓抑了數百年的先秦名、法、道諸家，又重新為人們所探究，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出現以“雜”為特點的類書；另一方面，漢末魏晉之際，隨著駢體文的興起，文章全篇以雙句(偶句)為主，講究對偶和聲律，尤其重視辭藻、典故；誰知道得多，誰的學問就大。漢魏間的文人，如荀悅、祢〔mi彌〕衡(就是京劇《擊鼓罵曹》裡的那個禰衡)、曹植(曹操的第三子)、孔融(世稱“孔融讓梨”的孔融)、王粲等著名人士都因他們的博聞強識而備受稱道。而一般的文人，受當時風尚的促使，就不得不求助於資料類編，以便做文章時隨時查檢，這就成為類書出世的社會需求，也就促成了我國第一部類書——三國曹魏《皇覽》的誕生。
《皇覽》的出現，不但在古籍中開創了類書這一種體裁，也給後世許多封建王朝在開國初年，集中人力大規模編纂類書以顯示文治之盛，做了一個示範。 《皇覽》之後，歷代帝王相繼仿效，委派大臣，延攬當朝名人學士依據皇家藏書纂修類書。齊、梁、唐、宋和清初，風氣更盛。其中也有不少是私人撰修，推波助瀾，使類書更形發展。
類書的發展也不是偶然的。封建王朝大規模編輯類書，首先是為誇耀王朝“文治之盛”，所以才不惜人力財力地編類書。當然也確為實際應用。當封建專制權力高度集中之後，王朝的政事涉及各個方面，就需要各方面的知識，熟悉各種典故，所以，封建王朝總是要委派博學強記的人做執政和侍從之臣，遇到問題可立即作答。但是，任何有學問的人，也不可能把所有資料都記在腦袋裡，因而必需準備可以臨時查閱的資料工具書；結果，王朝為此目的而編輯類書，文人學士自己也為此而自編類書。據記載：有一次唐太宗出行，有人提議帶一些書去；太宗說，不需要，有虞世南在，他就是“行秘書”。 “行秘書”就是現代語講的“隨行書庫”。虞世南是隋末唐初人，博學多才，很得唐太宗的賞識。但估計他能做“行秘書”，恐怕與他自己編的類書《北堂書鈔》有關。由於他勤抄類書，也就助長了他的博聞強記。而且類書既有選擇，又有分類，可以迅速翻檢；對皇帝驟然提出的問題，能夠應急地作出答案，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帝王自己和皇族想藉類書來熟悉封建文化的全部知識，從《皇覽》、《御覽》的書名即可知道；名義上是專為皇帝看的，實際上同時也讓封建士大夫來熟悉這些東西。而且封建文人學者自編類書，雖是為了積累資料，以備撰寫文章的不時之需，但最終也是為給統治階級更好地服務。還有一個因素：隋、唐以來，統治集團都是通過科舉的形式來選拔人才，文人應試製文更講究辭藻華麗，用典奇特；於是各種專門收集經、史、子、集中辭藻、故實，以類排比，以供文人採摘的辭藻性工具書——類書，就如雨後春筍般地應運而生，日益隆盛了；到了清代，更為成熟。
此外，類書的發展與某些帝王企圖藉以緩和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說法，也是言之有據的。唐宋以來，一些大型官修類書，大都編於改朝換代或政局動蕩之後。如《藝文類聚》和《文思博要》撰於唐初；《三教珠英》撰於唐武則天稱帝之時；《太平御覽》撰於宋太宗趙光義得帝位之後；而《永樂大典》撰於明成祖朱棣〔di第〕“靖難”之後；《淵鑑類涵》和《佩文韻府》撰於清初，《古今圖書集成》則重編於清世宗雍正帝胤禛〔yinzhen印真〕奪得帝位之時。這難道都是巧合嗎？唐初多用陳、隋舊臣，太宗怕他們失職怨恨，恐生意外，就設文學館，延攬這些人，給他們豐厚俸祿，叫他們編類書。武則天則因寵臣張昌宗醜聲在外，所以命他領銜修《三教珠英》，為的是想以美事掩蓋他的劣跡，收拾人心，緩和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宋太宗趙光義的帝位是從他哥哥趙匡胤手中得到的，且有殺兄嫌疑，當時他必須安定人心，首先需要安定舊臣的心，就給他們優厚待遇去編類書，以消除其不滿甚至反抗情緒。明成祖詔修《永樂大典》，是在發動內戰、殘酷地鎮壓異己之後，作出故示寬大、偃武修文的姿態，藉以耗磨遜國諸儒的不平之氣。至於清聖祖康熙詔儒臣大編類書，除了點綴昇平之外，自然還有麻醉人民、沖淡士大夫們故國之思的意圖；而清世宗雍正命蔣廷錫等重新編校印行聖祖時陳夢雷已經編就的《古今圖書集成》，也是在對其政敵的鬥爭結束之後，為顯示文治以消除臣下疑懼的措施之一。由此來窺測這些帝王廣修類書的心理及其政治作用，不難看出，他們的手法雷同，沒有一個單純是要發揚文化的。魯迅先生在提到《太平御覽》和《太平廣記》等書的編纂意圖時，早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此在政府的目的，不過利用這事業收養名人，以圖減其對於政治上之反動而已，固未嘗有意於文藝……”不過，不管他們當初編類書的動機如何，畢竟還是促進了類書的發展。
封建文人寫作詩、文時大多需要堆砌典故，臨時得題，不得不求助於類書，而平日也就不得不准備。虞世南編《北堂書鈔》、白居易編《白氏六帖》、元稹編《類集》、李商隱編《金鑰》、溫庭筠編《學海》、晏殊編《類要》、秦觀編《精騎集》等等，這些唐、宋時期有名的文學家、詩人都自編類書，無非是為了作詩文時採用方便。後來，也有書坊輯錄類書的，那也是為供讀書人查檢資料、典故和應付科舉考試的需要。書坊也編出過一部分適應民間日用需要的常識性類書；這當然還有營利的目的。應該說，正因為當時文學上有在辭藻裡兜圈子的要求，以及追求堆砌典故的風氣，就必然促使辭藻性類書的出現。以上幾種因素交織，也定會推進類書內容和形式的不斷演進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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