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保護的本質，既然是保護製作圖書的材料，或者說是保護圖書文字的載體，所以中國人很早以前便鍥而不捨地在這個問題上下功夫。當圖書製作普遍採用竹簡時，人們便整治竹簡，使之防朽蠹；當圖書製作普遍採用紙張時，人們又想方設法加工紙張，使之防黴避蠹；當圖書已被蟲蛀鼠囓或霉爛破損時，人們又針對不同情況採取不同的維修手法，使之整舊如新。可見圖書保護只能是針對不同的製作材料而採取不同的保護方法。
《墨子·明鬼篇》中說：“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為，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這是說古聖賢王是很敬信鬼神的，對鬼神的祭祀也是很虔誠的。恐怕後世子孫不懂這些道理，所以要將這種事情書寫在竹簡、縑帛上，以傳告給後世子孫。可是又擔心竹簡、縑帛都容易腐朽或被蟲蛀而滅絕，後世子孫無從知曉，於是又將祭祀鬼神這種事磨刻在盤盂器皿上，雕刻在金屬、石頭上，以表示對此類事情的鄭重。墨子其人生活在春秋戰國之交，距今已有2300多年。也就是說2300多年以前的墨子已經發現了竹、帛易朽蠹的弱點，所以改換文字載體而“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但盤盂也好，金石也罷，容納文字均很有限。稍長一點的文章，就只好著之竹帛。可竹帛較之金石又確實是易朽蠹，難以傳諸久遠。怎麼辦呢？經過長期的實踐，至西漢便有人對這個問題做出了總結性的全面回答。西漢成帝時，劉向受命校理國家藏書，對書寫材料的竹簡整治有過精到的議論。他說：“殺青者，直至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乾之……以火炙簡，令汗去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曰汗簡。”還說：“汗者，去其竹汁；殺青者，去其青皮。”(見吳樹平《風俗通義校釋·佚文十一》)這就是說，以竹作簡，充任書籍的製作材料，其防治朽蠹，最晚到西漢已經有了系統的整治方法。遠比墨子時只知道它易腐蠹，不知整治而改換金石盤盂的做法顯然是大有進步了。新竹，含有水分，且帶有青皮。破竹為簡後直接利用，不但難以吃墨書寫，而且青竹潮濕，寫好編連便捲起收藏，極易生蟲被蛀，最後腐朽。所以凡做簡之竹，必先去掉它的青皮，再於火上炙幹它的水分。條條竹簡沒有青皮，又沒有了水分，刮削出的平面新且幹，寫起字來極易吸墨。這就是劉向所說的“易書”。由於簡已去掉了青皮，又烤乾了水分，也就是經過了殺青去汗，生蟲被蛀的條件沒了，朽蠹也就不會發生了。這就是劉向所說的“復不蠹”。既易書，又不蠹，真是一舉兩得。這可以視為我國以竹簡作為書籍製作材料時期的圖書保護。大約到西漢末年或東漢初年，已經有了手寫紙書出現。到東漢蔡倫拓寬造紙原料，改進造紙工藝，提高造紙質量之後，紙書日漸普及。迭經三國、西晉，直至桓玄帝下令廢簡用紙，紙張正式取代了行用很長時間的竹簡、木牘，而成為書籍主要的製作材料。
紙張充任書籍主要的製作材料，為書籍生產的廣泛普及提供了先決條件。但紙張比起竹簡更難保護。它不但易破損，而且易黴易爛，易生蟲被蛀。如何防止破損、維修破損，如何防潮防黴，防蟲避蠹，又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
中國人向有繼承、發揚優良傳統的作風。以竹簡製作書籍而圖書保護重在材料整治的傳統，到紙書盛行以後人們仍然移植髮揚，轉而對書寫、印刷書籍的紙張加以整治，使之防蟲避黴，防止書籍老化，延長書籍壽命。歸納起來，古人對紙的整治主要有染潢、塗佈、砑光幾大工藝。這幾大工藝的相互配合，就能使書籍延年益壽，久傳世間。
紙張染潢並不光是為了滿足顏色要求。中國古時講陰陽五行，五行對五位，五位對五方，五方對五色，最後推算出當崇尚黃色。所以古代中國的皇帝、皇室、皇宮，穿的衣服尚黃，用的器具尚黃，住的宮殿也尚黃，使用的紙張也尚黃。染出黃色紙張並不是什麼難事，但能不能在染黃的同時，使之能防蟲避蠹，並開卷書香呢？事實證明，中國人早就巧妙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早在漢魏時，人們就知道了用黃檗〔bo〕染紙可以一舉三得的方法。黃檗，又叫黃柏，北京人又稱它叫黃木，主要產於四川。屬芸香科，落葉喬木，高可長到十一二米。其莖部的內皮呈黃色，可作染料；也是中藥，具有醫治洩痢、血痢、口瘡、目熱赤痛等；含有生物鹼，主要是黃連素性質的小蘗鹼，具有殺蟲卵的效用。這種東西的汁液，嗅者清香；嘗者味苦；目者呈黃。清香令人開卷爽神；味苦防蟲蛀鼠囓；黃色悅目並符合中國尚黃的習俗。用這種東西處治紙張，製作書籍，可謂一舉三得。故公元二世紀的劉熙在其《釋名》中釋“潢”字，便說它是染紙的意思了。可見劉熙以前人們就懂得用黃檗汁染紙了。東漢煉丹術士魏伯陽在《周易參同契》中也有“若染為黃兮，似藍成綠”的記載。東晉葛洪(公元281—341年)在其《抱朴子》中也談到了用黃檗汁染紙，並親自試用這種汁浸染麻紙獲得成功，並很快被廣泛採用。西晉陸雲(公元262—303年)的《陸士龍集》卷八收有一篇《與兄平原書》。在這封信裡陸雲對他哥哥說：“前集兄文為十二卷，適訖十一當潢之。”其意是陸雲勸他哥哥寫文章用紙要染潢，以防蟲蛀。與陸氏同時代的荀勖(公元289年卒)在其《上穆天子書序》中亦說：“謹以二尺黃紙寫上。”也是經過染潢的紙。王羲之、王獻之寫字，據宋米芾〔fu扶〕《書史》著錄，也多是經過入潢的麻紙。
由東漢至南北朝，人們積累了三四百年入潢染紙的經驗，至北魏賈思勰寫《齊民要術》便有了極為科學的描述。他說：“凡打紙欲生，生則堅厚，特宜入潢。凡潢紙滅白便是，不宜太深，深則年久色暗也。入浸蘗熟，即棄滓，直用純汁，費而無益。蘗熟後漉滓搗而煮之，布囊壓訖，复搗煮之。凡三搗三煮，添和純汁者，其省四倍，又彌明淨。寫書，經夏然後入潢，縫不綻解。其新寫者，須以熨斗縫縫熨而潢之，不爾，入則零落矣。”(《齊民要術·雜說第三十》)他這段話說了幾層意思：一是說打紙(即砑光)要用生紙。原因是生紙發泡發松，極易吸水而且向四周湮染，特別適宜入潢。入潢的程度以滅去紙白為宜，不宜染色太深，太深了則年久紙色便變得黑暗。寫完書要經過夏天潮濕的考驗，然後再入潢。這樣紙與紙相粘連的紙縫就不至於綻開脫落。若是剛寫完的書便入潢，則必先用熨斗將粘連的紙縫熨平粘牢，否則一入潢著濕，紙縫就要脫落。蒸煮黃檗內皮，也不要煮一遍，只取用純汁，便將渣滓扔掉。而是在頭遍取汁過程中濾出渣滓搗碎再煮，然後放在紗布上包好和壓擠，令其再出汁。而後再搗再煮再壓擠出汁。凡三搗三煮，添和純汁一併使用，便可節省四倍。而且紙張還顯得越發明淨。這種細微的描述，科學的論斷，不借鑒前人經驗不行，不親自動手，躬身實踐也不行。可見至南北朝時，我國的染紙入潢技術已臻爐火純青，圖書保護又跨入了一個新階段。
入唐之後，染黃技術更加普遍，更加提高。 《唐六典》記載唐太宗貞觀十三年(公元649年)，在弘文館置“熟紙裝潢匠九人”；秘書省皇朝所定“熟紙匠、裝潢匠各十人”。還規定一些官府文書、宗教經典皆須用黃紙。 《文房四譜》卷四說：“貞觀中始用黃紙寫敕制。高帝上元二年詔曰：'詔敕施行，既為永式，此用白紙，多有蟲蠹。宜令今後尚書省頒下諸州並宜用黃紙。'”《洞天清祿集》說：“硬黃紙唐人用以書經，染以黃檗，取其避蠹。”所有這些記載，都說明到唐代染紙入潢不但極為普遍，而且已經成為詔立的製度，可見那時對圖書保護是何等的重視。難怪從敦煌藏經洞出來的大量唐人寫經，很多完整無損。黃紙黑字，莊重肅穆。其紙摸之較厚，抖之有聲，攬之則舒，舍之則卷，千閱寒暑，紙質未變。此後迭經宋元明清，染紙入潢，防蟲避蠹，始終沒有間斷。明代的高濂在其《遵生八箋》卷十五中仍在描述染潢的具體作法：“黃柏一斤捶碎，用水四斤浸一伏時，煎熬至二升止。聽用橡斗子一升，如上法煎水。聽用胭脂五錢，深者方妙，用湯四碗，浸榨出紅。三味各成濃汁，用大盆盛汁。每用觀音簾堅厚紙，先用黃柏汁拖過一次，後用橡鬥汁拖一次，再以胭脂汁託一次。更看深淺加減，逐張晾乾可用。”可證明明朝人在繼承染潢的同時，又大膽創新，加進了橡子角水和胭脂水，從而使圖書保護又往前邁進了一大步。
宋代書籍的出版量已大大超過它的前代，光用黃檗汁染紙，已不敷世用。於是又出現了一種椒紙，是用胡椒、花椒、辣椒的汁調和染的紙。椒實中含有香茅醛，水芹萜〔tie 貼〕等，有殺蟲作用。椒紙主產福建建陽，這很容易理解。福建是兩宋刻書中心之一。特別是建陽，書肆林立，刻手雲集，所印書籍行銷全國。其書印紙要不要加以防蟲處治，直接影響他們的生意。所以取當地盛產的胡椒、花椒、辣椒煮水取汁，用以染紙，對圖書加以保護。 《天祿琳瑯》書目著錄宋刻《春秋經傳集解》，引其木記說：“'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四月十七日，左司廊內曹掌典秦玉楨等奏聞，壁經《春秋左傳》、《國語》、《史記》等書，多為蠹魚傷牘，未敢備進上覽。奉敕用棗木、椒紙各造十部。四年九月進覽。監造曹棟校梓，司局臣郭慶驗犢。'據識則孝宗年所刻，以備宣索者。棗木刻也尚知用，若印以椒紙，後來無此精工也。”可見，宋朝人在紙張處治，防蟲避蠹，保護圖書方面，又有大膽的創新。
明、清兩代，為了解決南方潮濕，蠹魚容易氾濫成災，在書籍印紙之外，又創制了一種萬年紅紙。萬年紅紙是用紅丹為塗料將紙刷紅。紅丹的主要成份是四氧化三鉛，次要成份是鹼性硫酸鉛、一氧化鉛等。四氧化三鉛的分子量是685.57，比重約為7.1，在空氣中穩定，且有毒。明代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專門對紅丹的配製有如下的描述：“炒鉛丹，用鉛一斤，土硫磺十兩，硝石一兩。熔鉛成汁，下醋點之；滾沸時，下硫一塊；少頃，入硝少許；沸定，再點醋，依前漸下硝、磺，待為末，則成丹矣。”這种红丹，其實就是紅汞，以其刷紙，蟲不樂食。如果蟲蛀了這种红丹紙，等於吃進了若干鉛。而鉛不僅是有毒，主要是比重大，吃進之後重量墜胃，致使蛀蟲下墜而死，故有殺蟲作用。古來藏書家深知此法，所以常用此紙作古籍的前後內封頁，或書頁襯紙。看上去紅白相襯，既鮮豔美觀又防蟲避蠹，令用與美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坐收一舉兩得之功。清朝廣東有位藏書家叫方功惠，其藏書地處多雨潮濕的嶺南，故其書多裝有萬年紅扉頁或內襯。被蟲蛀者絕少。但時間久遠，萬年紅紙自身也會發生變化，連書葉帶萬年紅襯紙一道被蟲穿蛀者，也不稀見。
總之，古代中國人，為了保護圖書，延緩其老化，延長其壽命，首先註重書籍製作材料的整治。從竹簡的殺青去汗，到紙張的染潢、浸椒以及橡鬥汁、胭脂汁浸染，再到萬年紅紙的裝扉加襯，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為人類的圖書保護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塗佈是造紙過程中的一道工序，也是一種工藝。現代實踐證明，除了被蟲子蛀蝕之外，書籍的最大天敵還是紙張的自然老化、脆化。特別是西方工業革命以後，機製紙代替了手工紙。用這種紙書寫、印製的書籍，更易變脆老化。尤其是經過陽光照曬，紫外線輻射之後，發脆老化得更快。這是什麼原因呢？原因就在於機械造紙，是以機械的強大威力，將樹木連皮帶乾、連枝帶梢全部絞碎，做成紙漿，抄造紙張。大家知道，植物樹木中都含果膠酸。果膠酸在造紙帚化過程中能夠脫去多少，直接關係著紙張老化的快慢、壽命的長短。現代圖書保護，重點是給將要老化的手稿、圖書脫酸。而脫酸的辦法，有的用低鹼度的小蘇打溶於水，然後將手稿、書頁攤開放於水中浸泡，使鹼與紙中所含低酸慢慢中和，從而達到脫酸保書的目的。美國國會圖書館高投入建一密室，放置將要和已經老化的圖書，而後充入低鹼性氣體，利用氣體滲透，使酸鹼中和，達到脫酸保書的目的。中國古人不懂這麼多現代科學的道理，但他們在造紙過程中採取的某些方法，實施的某些工藝卻做到了盡可能脫酸，使生產出來的紙張自然“延年益壽”。
中國的手工造紙，特別是古代中國的手工造紙，無論是造麻紙、皮紙或竹紙，大都需要經過漚、泡、蒸、煮等幾個環節，然後才能搗碎漂漿。而在漚、泡、蒸、煮幾個環節中，果膠酸便已脫得差不多。加之人工搗漿，怎麼也不會把植物纖維搗得很碎。不像現代機製紙那樣，纖維已被搗成顆粒狀態，紙的結構中缺乏纖維之間的彼此拉力。而古代中國手工紙，保留的纖維較長，自身拉力與彼此拉力均較強，所以紙張本身的壽命就比較強。加上脫酸較好，老化也較慢，自然也會延長紙的壽命。除這些之外，紙張抄造出來之後，質地泡松，不能著墨。一著墨就會漫湮，不成格局，所以紙抄出上牆烘乾後，還必須得經過砑光的工序。所謂砑光，就是用極光而又有一定重量的石滾軋過紙面，使紙的結構貼緊，質地細密。這一砑，又加強了紙的拉力，從而使紙面光滑，易於揮毫書寫。而除了砑光之外，還有一道工序，就是塗佈工藝。所謂塗佈，就是用白堊〔e惡〕粉、石膏粉、滑石粉、麵粉等，混合和成稠度適合的稀糊，然後以毛刷排筆蘸著這些粉糊朝紙上塗刷，直到佈滿為止。經過塗佈的紙張白度增加，更易揮灑。更重要的是，用來塗佈的這些原料，多是低鹼性的物質，塗在紙上，繼續會與殘留在紙結構中的低度果膠酸中和，又可進一步減緩紙張的老化速度，延長紙的壽命。
前邊已經說過，古時作為書寫、寫書的紙，還要經過入潢處理。而潢紙所用的黃檗，也含有生物鹼，亦有酸鹼中和的效用。
試想，經過漚、泡、蒸、煮等造紙過程，果膠酸大部分已被脫去，而後又加上砑光、塗佈、入潢等工藝整治，不但可以防蟲避蠹，還可以繼續用低鹼脫去紙中的殘留酸，延緩紙張老化。如此的圖書保護，不敢說古代中國人都是清醒的，科學的，有意識那樣做的。但經驗使他們成熟了，令他們這樣做了，因而圖書保護也就成功了。莫高窟出現的大量敦煌遺書，有的雖已閱一千五六百年，但看去與新紙無異。尤其是其中大量的唐人寫經，有的紙質光潔堅硬，再經過入潢塗蠟，真是抖之有聲，完好如初。可見古人加強對圖書製作材料的整治，是圖書保護的成功經驗，很值得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