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第二節書籍的生產方法

書籍的生產方法，或者稱為書籍的製作方法，同書籍的製作材料一樣，前後經歷過若干不同的階段，方式方法也有過很大的不同。書籍的製作方法，不是一開始就用雕版印刷或是活字印刷的。印書術的出現，在書籍史的發展上具有偉大的劃時代的意義，所以我們應當以印製書籍的出現劃一界限，分兩段講述書籍的生產方法。 我國印製書籍大約起於唐，成於五代，盛於兩宋，旁及遼、金、西夏，沿襲於元、明、清。但在唐以前，我國書籍的製作方法大概依書籍的製作材料而定，先後有過刀刻、鑄造、筆寫等不同的方法。 初期書籍之一的甲骨文書，從現存的甲骨文片看，其上面的文字都是用刀刻的。為什麼非要用刀刻？這大概取決於這種材料的質地。我們知道，骨頭是有一定硬度的，而吃墨的能力卻不怎麼強，如果用筆寫，可能不會保存很久，因而只好用刀刻。用刀刻可能還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刀刻的筆道纖細勻稱。如果用筆寫，那時有沒有那麼細的筆還是個問題。一塊龜甲或一塊獸骨，沒有多大的平面。除掉占卜時形成的卜兆裂紋，能著字的地方所剩無幾，如果筆尖稍粗，根本無法寫下。這大概也是採用刀刻的原因之一。刀刻的字跡既能保持久遠，又能筆道勻整，又適應甲骨僅有的空餘平面，又有一定的硬度，所以我們見到的甲骨文書絕大多數都是用刀刻的。有的刻得十分纖細，像陝西周原地區出土的西周甲骨，其字跡要用五倍的放大鏡才能看清，可見那時的微雕技術已經相當精湛了。

初期書籍之二的青銅器銘文，據現在所知道的，其上面的文字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凸出來的陽紋，一種是凹進去的陰紋。兩種紋路不同，它們的製作方式也不同。凹進去的陰紋文字比較好理解，那就是在事先設計製作好的青銅器上，如果什麼時候想在上面鐫刻文件或事件，都可以隨時請人操刀鐫刻就是了。這種用刀在青銅器上直接鐫刻陰紋文字，比在青銅器上鑄字要方便得多，自由得多。在青銅器上鑄字，事先就要有周密的計劃。有的在設計時大概就不想當作器具用，而是想鑄字，以文字意義為主的。例如鄭國、晉國鑄造的刑鼎，目的就是為了公佈法律，曉諭全國。這類青銅器物上面的文字，在製造澆鑄模子時就要考慮周詳。一份文件，一個事件，一共有多少字，如何佈局，乃至每個字的鎪〔sou搜〕鋟〔jian堅〕，都要精心設計，精心製作。而且模子內壁的陽陰紋字跡必須是凹進去或凸出的反字，澆鑄出來的才是凸起或凹進的陽紋或陰紋正字。這就牽涉到模子內壁上陰陽紋反字究竟是怎麼弄上去的問題。正寫反貼雙勾再鎪鋟，自然是我們現代人的思維。古人是不是這樣做，不敢肯定。考古學界有人根據青銅器銘文中常用虛字的酷似，推測青銅器鑄模內壁的陰陽紋反字，可能是一個一個事先做好的陽陰紋正字壓擠出來的。這種推想十分大膽，假如這種推想能夠成立，那就表明我們的祖先老早就懂得製造活字的原理了。當然這種活字尚不是為了排版印刷，而是為了鑄造青銅器銘文。

初期書籍之三是石質文書。我國自周秦以來，以玉片、石片、石鼓、摩崖、碑、碣、套帖等形式刻、寫的石質文書，也可以說是浩如煙海。歸納起來，往石質材料上著附文字，就現在所知也只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書寫，一種是刀刻。書寫者見於侯馬盟書。 1965年在山西侯馬春秋晚期晉國遺址出土的盟書，都是以朱色或墨色書寫在玉片或石片上。其中最大的長32厘米，寬3.8厘米，上尖下方，形態規整。這種盟書為什麼要用筆寫而不用刀刻，道理說不清楚。也許因為侯馬盟書是社會急劇變化的產物。在中國古代，大凡需要發誓定盟，總是事有急需，發於義憤。並且盟書要一式兩份，一份留作證據，藏於盟府，以備查驗；一份沉於河底或埋於地下，以示永不背盟。事急，又要兩份，刀刻可能不適應，故採用手寫。不過這只是推測，不能算是科學結論。除侯馬盟書以外，傳世的所有石質文書，包括摩崖石刻、碑、碣、歷代所刻儒家石經、釋家石經、道家石經等，全部都是用刀刻的。這些刀刻的石質文書，不同於侯馬盟書的一份要藏於盟府，一份要沉於河底或埋於地下，而是要立在光天化日之下，或本來就是依山刻石，風吹日曬自是家常便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是用筆在石質上寫字而不是用刀在石質上刻字，時間一長，或經過雨水的沖洗，字跡就會模糊不清，甚至是字跡全無。所以古代的石質文書絕大多數都是用刀刻成的。

隨著書籍的發展，特別是隨著正規書籍的出現和發展，以前的甲骨、青銅器、玉、石材料等都不再適應需要，竹木簡便廣泛地被採用為書籍的製作材料。這種材料不同於以前的甲骨、青銅器和石頭，究竟採取什麼辦法將文字著附在竹木簡上，這是書籍生產方法上的重大課題。歷來出土的大量竹木簡，證明了竹木簡書都是用筆寫成的。過去有所謂“刀筆吏”的說法，說竹木簡書是用刀刻成的，這完全是一種誤解。事實上刀、筆、墨、硯要預備齊全，才能書字於竹木簡上。筆、墨、硯的功能不言而喻，誰都知道。唯有刀的用途，過去說法不一。一種說法，刀就是筆，用刀筆在竹木簡上刻字。這早已為事實所推翻。還有一種說法，道破了刀的用途。我們大家都知道，現在的小學生，甚至包括初中學生，每天上學，他們的書包裡所帶的鉛筆盒中，必帶有鉛筆、筆刀和橡皮。目的是當寫了錯字時，就用橡皮將錯字擦掉，而後改成正確的字。竹木簡書盛行時期，之所以要把刀、筆、墨、硯同時備齊，同樣是各有各的用途。其中的刀的用途就類乎今天中小學生所用的橡皮。當在竹木簡上寫了錯字時，就及時用刀子刮去，然後再寫上正確的文字。過去人將“刀筆”連讀，解釋為刀子筆，進而說竹木簡書是用刀子刻的，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事實上竹木簡書都是用筆寫成的。

在竹木簡書盛行的同時，絲織品中的縑帛也是書籍的製作材料之一。用這種材料製作書籍，就無法像甲骨、青銅器、玉石那樣，其文字可以鑄造，可以刀刻，而只能是用筆書寫。這道理很簡單，用刀在縑帛上刻字，那根本是不可想像的。同樣，像後世印製紙書那樣，將文字印在縑帛上，也是不可想像的。所以帛書只能是用筆書寫而成，不可能用其他的辦法將文字著附上去。事實上，歷來出土的帛書，也確實都是用筆書寫而成的。 紙張取代竹木簡、縑帛而成為書籍的普遍製作材料之後，不但改變了竹木簡笨重，縑帛貴重的弊病，而且由於紙張比竹木簡、縑帛更易於著墨，所以自東漢至五代上千年的時間裡，紙書多是用筆抄寫而成。又由於紙張具有特殊的吸墨能力和柔軟，所以又承擔起自唐代開始的印製書籍的任務。雕版印製書籍中經五代的緩慢發展，至兩宋而極盛，標誌著書籍的生產方法發生了劃時代的變革，人類文明也跨進了新的歷史時期。

我國用雕版印刷的辦法來印製書籍，大概在唐朝已經開始。這無論從文獻記載或實物留存都能得到證實。但印書之始，絕不意味著雕版印刷的技術到唐朝才發明，反而表示這種技術在唐以前應該早已出現。到了能夠印製整部的書籍，則應該是這種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了。但長期以來，參與討論中國雕版印刷術發明問題的中外古今學者，卻多以印書之始來論證雕版印刷術的發明，結果不是提前，就是靠後，始終得不出一致的意見和科學的結論。早的有東漢發明說，東晉咸和(公元326—334年)發明說，六朝(公元222—584年)發明說，隋朝(公元581—617年)發明說，唐朝(公元618—906年)發明說；晚的有五代(公元907—959年)發明說，北宋(公元960—1126年)發明說。時代跨度上千年。這些說法，有的因論據不足固然不能成立，有的以流存的實物為證，但不符合事物發展的自然法則，因而也不能成立。好在我們這裡不是討論印刷術的發明，我們注意的是用這種技術來生產書籍在唐朝則是史不絕書了。

明朝有位史學家叫邵經邦(公元1491—1565年)，他寫了一部歷史著作叫《弘簡錄》。在《弘簡錄》卷四六記載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長孫氏，洛陽人，年僅36歲就不幸夭亡了，唐太宗很是悲痛。當宮女們將皇后生前所編纂的《女則》10篇呈獻給皇帝時，唐太宗撫物生情，“覽而嘉嘆，以後此書足垂後代，令梓行之。”這裡的“梓行”二字，指的就是雕版印行。這是迄今所知關於印製書籍的最早記載。長孫皇后卒於貞觀十年(公元636年)的六月，印行《女則》應當就在這一年的下半年或稍後一點。表明在7世紀的上半葉，中國已經懂得用雕版印刷的辦法來生產書籍了。而且生產的第一部書就是婦女著作。 馮贄的《雲仙散錄》記載“玄奘以回鋒紙印普賢像，施於四眾，每歲五馱無餘”。我們知道，唐玄奘到印度取經出發的那一年是貞觀三年(公元629年)，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取經回國，前後經過了17年。再過19年，即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唐玄奘涅槃圓寂。所以他用回鋒紙印刷普賢菩薩像，施於四眾，應當在貞觀十九年他取經回國，到麟德元年他涅槃圓寂之間。這件事情的發生，距雕印長孫皇后的《女則》僅10多年的時間，說明7世紀的上半葉，中國不僅懂得雕版印製書籍，也懂得雕版印製佛畫了。

此後，關於唐代雕印曆書、字書、韻書、文集、道書、陰陽雜記等書的記載，屢見不鮮。流傳於世的實物也不只一兩件。像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jie 介〕為父母祈福而雕造普施的《金剛經》、西川成都府樊賞家雕印的曆書、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印賣的梵文《陀羅尼經咒本》等，就都是至今還留存在世的雕版印刷品。特別是那件被斯坦因攜走，現在庋〔gui 鬼〕藏於大英圖書館東方部的《金剛經》，可以說是世界上現存最早最完整而又相當成熟的印刷品。它用七張紙粘連而成，全長15.2尺，完整無損。卷首有釋迦牟尼佛坐蓮花座上，對長老須菩提等僧眾說法的扉畫。妙相莊嚴，栩栩傳神。經文字體端莊凝重，刀法穩健。印紙精良，墨色精純。古樸大方，賞心悅目。說明到9世紀中葉，我國的雕版印刷技術已經進入相當成熟的時期了。

進入五代之後，雕版印製書籍的方法已被政府正式採納，並且用來印製儒家經典了。從後唐長興三年(公元932年)起，到後周廣順三年(公元953年)止，中原地區的四個不同朝代唐、晉、漢、週，在22年的時間裡，由國子監連續不斷地完成了《九經》的校勘和雕印工程。這是儒家經典第一次用雕版印刷的辦法生產出來。或者說儒家經典的第一代版本，就是五代時期國子監出版的，監本之稱也就開始於此。與此同時，《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以及解釋儒家經典的《經典釋文》，也先後被雕版印製出來。鄆州須昌(今山東東平縣)人和凝，不顧別人指責，自己主持雕版印製了自己的文集，開創了版本學史上“自刻本”的先河。後蜀宰相毋昭裔，不但主持雕刻了《蜀石經》，還主持雕版印製了《九經》，還讓自己的門人句〔gou勾〕中正、孫逢吉主持雕版印製了《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等。地方政府以及民間雕印的佛經、佛畫更多，道家的某些著作也被雕印出來。整個書籍的生產方法，已面臨全面改革的前夜。

進入宋代以後，書籍的生產方法便以雕版印刷為主流了。南北兩宋刻書之多，雕鏤之廣，規模之大，流通之寬，版印之精，都堪稱前所未有，後世楷模。上自中央各殿、院、廊、司、局、監，下至地方各府、州、軍、縣，各路茶鹽司、安撫司、提刑司、轉運司、公使庫，各府學、州學、軍學、郡齋、郡庠、學宮、頖〔pan 盼〕宮、學舍，各縣縣學、縣齋，各地書院，私宅、家塾、書棚、書坊、書肆、書籍鋪，各地寺院、道觀、祠堂等等，都競相刻書，形成了廣泛的刻書網絡，使書籍生產出現了空前未有的高潮。兩宋以後，迭經元、明、清，旁及遼、金、西夏，書籍的生產方法多是採用這種雕版印刷，為今天留下了十分豐富的文化典籍。 雕版印製書籍，比起用手抄寫書籍，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只要雕刻一套版，你想印多少，都可以隨心所欲。但這種技術必須是每一種書籍雕一套版，每套版只能印一種書籍。它只能在部數上增加，不能在種數上生新。若要生新，就只能再雕一套版。這顯然是工本極大，勞師費時。這種固有的弱點，在兩宋雕版印製書籍充分發展的同時，也就充分暴露出來。能否克服這種弱點，使之既省工本，又能隨意生新？這是擺在當時書籍生產者面前的新課題。北宋慶曆年間(公元1041—1048年)，平民畢昇用自己的天才和實踐圓滿地解決了這個問題，這就是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圖5)。

關於畢昇發明泥活字印書法，北宋沈括在他所著《夢溪筆談》卷十八中有翔實的記載。沈括說： 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為板本。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鬆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為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熔，則以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帖之，每韻為一帖，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藥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為餘群眾所得，至今保藏。 這段記載，從製字、排版、常用字的儲備、生闢字的臨時製作、不用時的收藏方法，以及不用木料製字的原因等，都說得清清楚楚。我們從中可以認識到，畢昇發明的泥活字印書法，除了稍顯原始古樸之外，其餘關乎現代排字印刷的基本原理，那時幾乎都已具備了。這是書籍生產方法上的又一次重大革新，閃現了現代書籍生產方法的最早火花，比德國人谷騰堡用活字排印書籍大約要早400年。可惜的是，畢昇用這種泥活字排印過什麼書，不見記載。實物更無流傳。但按照畢昇泥活字排版印書的原理，仿製泥活字，用它來實踐印書，卻是代有其人。週必大在南宋紹熙四年(公元1193年)根據沈括《夢溪筆談》中的記載，在潭州(湖南長沙)仿製成了泥活字，用它排印了自己的《玉堂雜記》二十八事。這是現在所知關於用泥活字印書的最早記載。元朝定鼎前夕，忽必烈的謀士姚樞，在河南輝縣教弟子楊古根據沈括的記載，也仿製了泥活字，排印《小學》、《近思錄》、《經史論說》等書，用來化民成俗，提高百姓的文化水平。直到清朝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蘇州人李瑤仍仿製出泥活字，並用它排印了《南疆繹史勘本》和《校補金石例四種》等書。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安徽涇縣翟金生及其家人，經過30年的努力，仿製了10多萬個泥活字，並用它排印了自己的集子《泥版試印初編》、家譜《水東翟氏宗譜》，以及他朋友黃爵滋的集子《仙屏書屋初集》等書。 在泥活字原理啟發下，被畢昇當年揚棄了的木活字，到元朝初期又由王楨試製成功。與此同時，還創制了轉輪揀字法。王楨用自己創制的木活字，排印了自己主持纂修的大德《旌德縣志》。比王楨晚20年，浙江奉化州官馬稱德，在任內也主持製作了10多萬個木活字，並用它排印了《大學衍義》等書。與此同時，少數民族文的木活字也被製造出來，如回鶻文、西夏文木活字都已出現。至今還有西夏文木活字排印的佛經傳世。新疆博物館、敦煌藝術研究院和中國歷史博物館，還分別收藏有回鶻文木活字的實物。回鶻文不同於漢語，每個詞組的字母構成不同，詞組的長短也不同，因而形成的木活字長短也就不同。這種長短不一的木活字，排版技術要比一樣大小的漢字木活字複雜得多。可當時被忽必烈譽為神逸俊秀的回鶻人，居然能解決這樣複雜的排版技術問題，不能不說是開了拼音文字活字排版技術的先聲。這是我國少數民族為中國書籍史發展做出的一大貢獻。 到了明朝，使用木活字印書的地區已普及到蘇州、杭州、南京、福州、四川、雲南等地。明朝用木活字印的書，有書名可考的，至今仍有百餘種。崇禎十一年(公元1638年)，由於形勢的需要，朝廷發布的邸報，也叫作朝報，也改用木活字排印了。這可以說是開了報紙活字排印的先河。清朝，木活字已在全國通行。上至內府，下至各級衙署、書院、書局、書坊等，大都備有木活字。河北、山東、河南、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廣東、陝西、甘肅等省，都曾用木活字印過書。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詔求天下遺書，復出內府秘籍，併校輯《永樂大典》所見佚書，開館編纂《四庫全書》。原先打算選擇其中傳世極罕，又足資考鏡者，先行刊印流通。無奈工程太大，於是採納金簡的建議，刻了25萬多個大小不等的木活字，用來排印上述的難得之書。乾隆皇帝以為稱活字不雅，便賜名“聚珍”。又因為這項工程在武英殿進行，所以將用這批木活字所印的相同規格的書，就稱為《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共收錄圖籍134種。這是我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書工程。 金屬活字，包括銅活字、錫活字、鉛活字等。其中銅活字應用較廣，現知最早銅活字印書活動是在15世紀末，即明朝的弘治年間。當時江甦的無錫、常州、蘇州一帶都有用銅活字排印的書籍出現。最有名的是無錫的華家與安家。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華燧用銅活字擺印了《宋諸臣奏議》50冊。因銅字難受水墨，印製出來的書葉，墨色濃淡極不均勻，但它卻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銅活字排印的書籍，因而顯得十分珍貴。現知華燧以會通館名義用銅活字先後排印過15種書。華燧的叔父華珵〔cheng成〕於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用銅活字排印過陸游的《渭南文集》和《劍南詩稿》。華燧的侄子華堅和華堅的兒子華鏡，也用銅活字排印過《蔡中郎集》、《白氏文集》、《元氏長慶集》等。無錫除華氏外，尚有安國桂坡館也用銅活字印書。安國字民泰，是無錫的巨富，有“安百萬”之稱。他用銅活字排印的書，可以考知者也有10餘種。其中的正德《東光縣志》，是國內現存最早用銅活字印製的地方史志。此外，福建建陽書商也用銅活字排印過《墨子》。清代，福建人林春祺，從18歲開始刻製銅活字，花了21年的時間，耗去白銀20萬兩，製成大小銅活字40多萬個，並用這套銅活字排印了顧炎武的《音論》、《詩本音》及軍事叢書《水陸攻守戰略秘書》等七種書籍。當然，規模最大的還要算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內府用銅活字排印的《古今圖書集成》，全書共一萬卷，目錄40卷。分六編32典，6109部。內容繁富，區分明晰，是我國著名的大型類書之一。這次銅活字印書活動，構成了我國歷史上最大的金屬活字印刷工程。 錫活字，元朝人的著作中就有記載，但不見實踐。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廣東佛山鎮有位姓唐的書商，出資一萬元鑄造錫活字20多萬個。並於咸豐元年(公元1851年)用這套錫活字排印過馬端臨的《文獻通考》348卷。鉛活字，明朝人、清朝人都有記載，但不知印過什麼書。 用活字排版來印製書籍，在我國出現很早，但發展卻很緩慢。然而它畢竟是一種新生事物，較之雕板印書具有無比的優越性，代表了書籍生產方法前進的方向，所以到了清朝晚期，隨著西方鉛字排印技術的傳入，中國書籍的製作方法也就走上了世界鉛字排印的共同道路。今天，激光照排、電腦打印等新方法不斷湧現，書籍生產方法又面臨一場偉大的革命，人類文明將要跨入新的歷史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