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是書籍生產流程中的首要環節，創作者則是歷史上各個時期的知識分子。而知識分子歷來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不是從屬於這個階級，就是從屬於那個階級。因此，他們的思想，他們的感情，他們認識世界的角度和立場，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方法，就不能不受到階級和時代的局限。而歷代的書籍創作，不僅反映著創作者的階級意識，也反映著相應的時代氣息，還反映著不同創作者的不同傾向和不同風格。
孔子之後，特別是進入戰國時期以後，奴隸制社會急劇向封建制社會轉化。奴隸制的堤岸已被沖決，但還沒有全線崩潰；新型的封建制社會已經萌生，但還十分脆弱，極不健全，極不成熟。如何維護舊的堡壘，使之苟延殘喘，或東山再起，這是奴隸主階級及其代言人終日思考和要解決的課題；如何培育新型封建社會這棵幼苗，如何塑造這個社會的形象，則是新興地主階級及其代言人終日思考和要解決的課題。兩軍對壘，各自都想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於是在思想界便形成了一種非常活躍的局面。大家各抒己見，各申主張，這就是所謂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
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其實質是不同階級不同政治路線的論爭，是思想戰線上不同哲學觀點的論爭。在論爭中，為了適應某一階級或階層的需要，彼此之間都極力宣傳各自的觀點和主張，以便戰胜對方，弘揚自己，爭取掌權者的採納，實現自己的治世理想。正是這種活躍的論爭，產生了大批私人著作，從而使我國正規書籍的創作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出現了書籍生產的第一個高潮。例如早期的儒家、道家、墨家。戰國中葉以後儒家又有孟子、荀子；道家又有尹文子、慎子、莊子；還有新生的法家商鞅、吳起、申不害、韓非；名家公孫龍、惠施；陰陽家鄒衍、鄒奭〔shi是〕等等，他們都有自己的著作。與此同時科技方面也出現了醫書《內經》、藥物書《本草》；文學方面則出現了不朽的名著——屈原的《離騷》。此外在天文、曆法、農業、畜牧、歷史、地理等方面也出現了專著。
這時期的著作，特別是諸子作品，一般都長於思辨，這是百家爭鳴局面所決定的。孟軻在《孟子·滕文公下》中嘆稱：“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這兩句話，很可代表先秦諸子的一般心境。就連文學作品，像屈原的《離騷》，也帶有這種長於思辨的時代氣息。可見，書籍的創作一開始就和社會的政治、經濟變化相聯繫。
漢初，吸取秦朝迅速滅亡的教訓，採取了“休養生息”的政策，使經濟很快得到恢復和發展。文化政策也比較開明，曾一度遭受秦王朝嚴酷壓制的幾個重要思想流派，如黃老學派、刑名學派，以及儒家學派等，就都不同程度地得到過提倡，出現了一批有見地的政治家和有成就的文學家。像賈誼、賈山、晁錯、枚乘、鄒陽、莊忌等，都是這時期有名的政治家和文學家，他們寫下了不少政論文章和文學作品，表明這時期的書籍創作，又趨於復蘇。
到了西漢武帝時期，社會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漢武帝本人，又是個文治武功都大有作為的人，這就與藩王出於政治目的而繼續提倡漢初的黃老之學發生了矛盾。漢武帝則以自己所掌握的政權力量，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使戰國以來出現的百家爭鳴的局面徹底結束，使經過董仲舒改造和解釋的儒家思想和儒家作品，成了官方哲學和經典著作。從此以後，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儒家思想雖然也經受過各方面的挑戰，但始終處於統治的地位。因此，書籍的創作也受其箝制，常常圍繞經學打轉轉。例如經註、經疏、經解、經書名物考證、地理考證、人物傳記、釋音、釋名、釋義等有關經學的著作，層出不窮，歷朝都有。所有這些，我們都可以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中找到最初發展的源頭。
“建安風骨”是文學創作和文學發展史上光輝的篇章。尋其形成的原因，也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這就是三國的統治者都親歷了黃巾大起義，目睹了人民的威力，加之他們出身都不高，因而更多地代表了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特別是佔據北方的曹操和他的集團，不但政治上代表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文學思想上也體現了這一階層的藝術趣味。曹操和他的兒子曹丕、曹植都是詩歌的創作者和提倡者，在他們的周圍又聚集了許多著名的文人。他們共同向樂府民歌學習，創作了許多優秀的作品，打破了兩漢以來辭賦獨盛的局面。曹氏父子及追隨他們的文人，又都是漢末軍閥混戰的目擊者，他們對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都有很深的感慨和同情。他們的作品就植根於此，不但反映了人民的疾苦，也表現了他們想改變這種社會現實的抱負和才能。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篇》中評論這個時期的文學作品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指的就是這一時期的作家敢於正視現實、反映動亂而又富於憂國之思和拯世濟物的宏願。這就是建安作家的特點，也是建安作品的風骨。後世凡屬文學創作上反對浮華，提倡注重現實，言之有物，多以建安風骨為典範。表明此期的書籍創作，特別是文學書籍的創作，是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和時代特色的。
李唐王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鼎盛時期。建國之初，李唐王朝借鑒了隋朝迅速失敗的經驗教訓，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採取了一系列較為開明的政策，使國民經濟很快得到了恢復和發展，政權建設也很快在全國確立並得到了鞏固。
唐王朝，特別是它的前期，各種思想、各種流派、各種宗教，都可以自由發展和傳播。佛教尤盛，玄奘西遊，鑑真東渡，都是佛教盛行的象徵。佛經翻譯規模更大，水平更高，佛教典籍突飛猛進地得到發展。唐王朝的最高統治者姓李，於是又追認老子李耳為他們的遠祖，並追封為太上玄元皇帝。而老子是先秦道家學派的鼻祖，於是他們又尊奉道家，崇尚道教。唐王朝的科舉考試，就曾一度把老子的和莊周的列為必讀之書。因而道家與道教著作也得到了整理和創作。唐王朝從皇帝開始就提倡文學，尤其崇尚詩歌，甚至發展為以文學取士的科舉制度。所以唐代詩人輩出，詩篇迭現，成了詩歌發展的黃金時代。光收入《全唐詩》的就有3200多位作家，近六萬首著名詩作。散文在陳子昂、韓愈、柳宗元等人的改革提倡下，也有輝煌成就，開唐宋八大家之先河。適應詩歌創作的需要，供查檢典故的類書和供查檢韻字的韻書，也先後被增補、編纂出來。小說也由以前的志怪、靈異、瑣語、軼事等筆記小說發展為唐人傳奇式的短篇小說。唐朝還非常重視數學，國家專門開有學習數學的太學堂，因而對自古流傳下來的數學著作，如《周髀〔bi避〕算經》、《九章算術》、《五曹算經》、《綴數》等，都悉心加以整理，成書數十種，作為教材課讀。對於儒家經典的整理更加不遺餘力，由政府組織孔穎達等一批經學家，對《五經》加以疏正，成《五經正義》，頒行天下。所有這些，都說明鼎盛的唐王朝，反映在書籍創作上也是十分興盛的。
宋朝李攸的《宋朝事實》一書，記載宋太宗趙光義說過這樣的話：“王者雖以武功克敵，終須以文德致治。”這可以說是宋太宗對歷來統治經驗的高度概括和深刻總結。基於這種認識，所以宋朝的文治政策較以前就更加顯得突出。到宋真宗時，在御撰《崇儒術論》的同時，又禦撰《崇釋論》。提出佛教與儒學“跡異而道同”，提倡儒、佛、道三教一義，相輔相成。因而對儒家經典的整理、釋家經典的整理、道家著作的整理，都達到了空前絕後的水平。加上宋代鼓勵科舉仕途，又刺激了社會各階層讀書應考，考取做官，做官富貴的熱情，烘起了整個社會各階層知識分子傾心學術，潛心文章，崇尚文化的濃重氣氛。因而在詩、詞及散文的創作上，也出現了極為繁榮的景象。加上宋代雕版印刷業的普遍盛行，更為書籍創作和生產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所以宋代關乎儒家經典、佛藏、道藏、史書、政書、類書、叢書、諸家文集、筆記雜著、詩詞歌賦、醫書、藥書、兵書、曆書、法律、條格等方面的著作，大量地被創作編纂出來並刊版印行，構成了中國書籍發展史上的黃金時代。
有明一代書籍創作和書籍出版的數量，幾乎是它以前各個時代書籍生產的總和。究其原因，大概與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八月公佈的免除書籍稅的政策緊密相關。但明初纂修的《永樂大典》，則仍是出於政治目的。 《永樂大典》的修纂，開始於明成祖朱棣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的七月間。為什麼朱棣一登皇位就立刻提議修纂這部大型類書呢？這有深遠的政治背景。明太祖朱元璋死後，因太子朱標早卒，依據帝王傳位的慣例，就把皇位傳給了長孫朱允炆〔wen文〕繼承。朱允炆就是建文帝。他當時很年輕，看到叔父們都擁有重兵，深感不安，於是採取了削除藩王勢力的措施。朱棣是明太祖的第四子，封為燕王，駐守北京。他眼看自己的兵權可能被剝奪，於是反以“靖難”為名，起兵南下，於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攻入南京，趕走了建文帝，自己做了皇帝，歷史上稱為明成祖。這次事變是叔侄之間的帝位之爭，依照正統觀念，有點“大逆不道”，為此引起了一部分士大夫的反抗和輿論譴責。朱棣便想到利用朱元璋想乾而未來得及乾的事——編纂大型類書，炫耀文治，籠絡人心，消弭〔mi米〕朝野間的不平之氣。當時還傳說建文帝藏匿在寺院裡，故《永樂大典》重修時，還把僧人姚廣孝請了出來，並徵召了不少僧人道士參加。這就是《永樂大典》纂修的背景。 《永樂大典》共22937卷，11095冊，37000萬字。一律是端楷抄寫而成。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書。 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全書掠毀殆盡。迄今全世界僅存400餘冊，僅是原書的3%多一點。明朝中葉以後，資本主義開始在社會內部萌芽。而隨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和發展，城鎮不斷增加，城鎮平民不斷湧現。而城市平民不全同於封建社會的鄉村農民，他們在衣食飽暖之後，對精神文化生活就有較高的要求。為滿足這一階層的文化需求，戲曲和小說的創作就日益加多。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yi義〕鈞，是生活在資本主義萌芽狀態下的封建皇帝。他既有封建帝王的絕對權威，又有這種社會狀態下驕奢淫逸生活的特性，嗜酒、貪色、恃財、氣盛，是有名的酒色財氣四毒俱全的封建皇帝。而在封建社會，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些地方官紳、富商大賈、作坊把頭等，也十分驕奢。為適應這些人的口味，一些無聊文人便創作色情小說。這就是明代小說中有一批黃色作品的社會原因。
清代書籍創作的突出特點，是考據學大興，古籍整理及研究古籍的著作層出不窮。究其原因，也有它們產生的社會基礎。第一，清代學術是由明末遺民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開創的。他們在明王朝滅亡之後，痛定思痛，懷念故國，於是深刻總結明朝滅亡的原因。其中有一條，他們認為明朝之所以失敗，是學術空泛，不能經世致用造成的。於是他們躬自實踐，重學問、重考據、重實證、重應用，這對後來清代樸學的大興，樸學作品的創作影響極大。第二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連續大興文字獄，弄得文人謹小慎微，不敢涉及時政。於是大鑽故紙堆，以不厭其煩的考據逃避現實。所以清代考據學著作的創作，一是清初顧炎武等人為學向實的積極導向，一是清初文字獄消極影響的結果。
清代乾隆時期有一項書籍創作上的浩大工程，這就是《四庫全書》的編纂。乾隆皇帝倡編《四庫全書》，旗號是要弘揚古代文化，實際是要藉著編纂《四庫全書》，廣泛徵集天下遺書。而後對徵集來的歷代遺書，分別三種情況進行處理。對直接反映抗清思想的書籍，一律加以銷毀；對拒不投降滿清，或觸犯清朝政治等人的作品及黃色狎邪的書籍，一律禁止流通；對主要內容尚可而個別段落、字句有礙滿族尊嚴的書籍，則實行刪改。所以有人說清代編纂《四庫全書》是“寓禁於徵”，這是很有道理的。 《四庫全書》是一部巨大的叢書，收書3400多種，分為經史子集四部。當時共抄寫七部，分藏於文淵、文源、文溯、文津、文匯、文宗、文瀾七閣。七閣名稱有六閣帶三點水，意思是以水克火，免除災患。但鎮江的文宗閣，宗字沒有三點水。據說是因為這裡發生過水漫金山寺的緣故，已經水滿為患，不能再求水了。各部收書種數不完全相同，冊數也不完全相同。以文津閣一部為例，共36304冊，九億多字。迄今仍是全世界最大的叢書。許多當時收入《四庫全書》的典籍，原本後來失傳，賴《四庫全書》得以傳世。從這個角度說，《四庫全書》的編纂對於繼承保存文化，是有很大功績的。但在編纂過程中，大量禁毀圖書，隨意刪改典籍，又大大破壞了文化，犯有罪過。所以有人總結清代《四庫全書》的編纂，對於中國文化來講，是“功魁禍首”。這是符合事實的。
可見，歷代書籍的創作，都是各個相應時代政治、經濟、文化狀況的曲折反映；是時代精神、人文崇尚、具體政策的產物；是各個時代書籍創作者思維的物化，意識的凝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