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文學取得過很高的成就，但主要是在小說方面，出現了像、一類不朽的作品，而在詩歌領域卻始終沒有出現第一流的詩人和第一流的作品。在270多年間，詩歌創作總是在“復古”、“反復古”上兜圈子，缺乏創造力和開拓精神，寫出的作品大部都比較平庸，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當然，較優秀的詩人和作品還是有的，下面我們就明代詩歌發展的大略作一介紹。
明初著名的詩人是劉基，字伯溫，浙江青田人。在元朝時他中過進士當過官，後來輔佐朱元璋打天下，是明朝開國功臣之一。他詩學杜甫、韓愈，詩風比較豪健。我們且看他的一首《古戍》：
自古以來戍邊的地方就烽火不斷，新建的邊城笳聲四起。國內政局尚未穩定，百姓尚未安居樂業。邊境上天高地迥，上有烏雲，下有白雪，一片荒涼，只有野梅以其頑強的生命力綻出幾朵新花，透露出春天的消息。這首詩是藉詠古代的戍邊生活暗喻明初守邊將士生活的，最後一聯給全詩帶來活躍氣氛，是好句。他的一首也頗有意味：
顯然這是一首寓言詩。春蠶吐絲造福於人卻被人煮死；蜘蛛也吐絲織網，對人無用，卻能安全地生活。蜚蟲，即飛蟲。朱元璋得天下後大戮功臣是有名的，劉基也生活在戒懼之中，這首詩可能就是對此所發的感慨。
比劉基更有名的詩人是高啟。他字季迪，號青丘子。由於他不與朱元璋合作，終於招來殺身之禍。他善於學習歷代詩人的長處，本人又有才氣，故在明代詩人中是成就最高的一個。我們讀他的一首《塞下曲》：
這是對歷代統治者窮兵黷武為害民眾的譴責。用“漢家”代表朝廷，這是詩人們的習慣用法。詩中的地名：五原在今寧夏，飛狐在今河北，雲中在今山西。這些地名都是邊疆的代稱，並非實指。亭堠是哨所。山東指函谷關以東地方，即中原，代指全國。歷代帝王都好大喜功，不斷發動戰爭擴大自己的統治地盤，置人民的困苦生死於不顧，詩人對此發出譴責，感慨無窮。
這首五言絕句題為《黃氏延綠軒》，寫的是春景。下聯想像新奇：雨後開簾滿野春色一齊湧進房間中來，這是我們都感受過卻不易寫出的情景，應該說是一首好詩。
從明朝永樂年間開始，出現一種所謂“臺閣體”詩。其倡導人號稱“三楊”，即楊士奇、楊榮、楊溥，都是“臺閣重臣”，故稱其詩為“臺閣體”。它的出現，是詩歌創作的一種倒退，因為它只追求所謂“雍容典雅”，全是歌功頌德向皇帝拍馬屁的內容，毫無創新，毫無生氣，比宋代的“西昆體”影響更壞。
在“臺閣體”流行期間有位詩人未受其影響，他就是于謙。于謙是位英明的官吏，為官清廉，尤以打退蒙古兵侵擾、保衛京師而聞名於世。他的《石灰吟》廣被後人傳誦：
吟的是石灰，歌頌的是人的高尚品格。他自己因明英宗被蒙古人俘去期間迎立代宗，後來被重新掌權的英宗殺害，在人間留下了清白的美名。
“臺閣體”流行既久，引起了人們的不滿，於是出現了它的反對派，這就是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其成員還有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他們的口號是“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就是說文章只有秦漢以前的好，詩歌只有盛唐以前的好，對秦漢以後的文章和盛唐以後的詩一概否定。他們反對“臺閣體”無疑是對的，但他們的“復古”主張並不高明。他們的複古，只是“擬古”，沒有創造。後來錢謙益批評李夢陽的詩“模擬剽賊，等於嬰兒之學語”。這話似乎挖苦得過分一些，但也算看準了他們的弊病。平心而論，李夢陽有些古詩寫得還是好的，但近體詩似乎是硬湊起來的，了無新意。
繼“前七子”之後，又出現了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後七子”，其成員還有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他們的主張和“前七子”基本一致。他們相互之間也有不同意見，如謝榛就曾指出他們的詩一味模擬古人導致裝模作樣，感情虛假。
前後七子所形成的詩風流行很長時間，弊病充分暴露，於是又出現了它的反動，“公安派”就是其最有力的反對派。 “公安派”的主要成員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三人，時稱“三袁”。因他們是湖北公安人，故得名“公安派”。其中袁宏道影響最大。他們堅定地反對前後七子的複古主張，指責他們的作品“剽竊成風，萬口一響”。他們認為不能以時代論文學的優劣，每個時代的文學各有其特色，如一味崇拜前代，那文學就沒有創造和發展了。他們提出“獨抒性靈”，“出自性靈者為真詩”，主張文學作品要寫自己的真思想、真感情，反對模擬，反對虛假。他們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實踐了他們的主張。我們試讀袁宏道的一首《竹枝詞》：
明朝的宦官專權危害了全社會，這首詩中的“貂虎”就是指宦官說的。袁宏道厭惡惡濁的現實，不願做官，更痛恨以魏忠賢為首的宦官集團禍國殃民的罪惡，這首詩就表達了他的憎惡的感情。 “三袁”的詩相當一部分是流連光景的，如袁中道的《夜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