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奴隸社會是在干戈碰撞的電閃雷鳴中拉開帷幕的。大禹的兒子啟，改變了過去禪讓方式確定首領的做法，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世襲的奴隸制國家夏(約公元前21世紀一前16世紀)。這種做法立刻引起了東夷部落的強烈不滿，在首領伯益的領導下，起兵反抗，爆發了夷夏戰爭。後來，伯益戰敗身亡。啟為了鎮壓東夷的反抗，非常重視軍事訓練，把他的軍隊集中在大樂的曠野裡進行擊刺練習(《山海經·海外西經》)。東夷族善於使用弓箭，有很多神箭手。古代神話中有名的英雄，曾經彎弓射落過九個太陽的羿就是他們後來的首領，在夏啟的兒子太康繼位後，羿率領著他的神箭手們又與夏進行了激烈的戰鬥。從此，戰爭就成為促進武術發展的主要動力，武術的發展與戰爭形式的變化、兵器的演進、戰術的更新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從商代(約公元前16世紀—前11世紀)後期開始一直到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前476年)，作戰的主要形式是車戰。軍隊由車兵和步兵組成，車兵是作戰的主力。戰車由兩匹或四匹馬拉著，車上有三名武士，站成一個“品”字形。位於中間突前位置的是駕車的御者，由善於駕馭戰車的武士擔任。站在左方的是射手，也是車長，拿弓搭箭，負責較遠距離的殺傷；右側的武士是擊刺手，拿著長矛，等到與對方的戰車相接時做近距離的搏殺。由於在車廂裡作戰，車上的武士們走動較少，披掛的鎧甲也比較重。在戰車後還尾隨著一定數量的步兵。軍隊的骨幹都是貴族子弟，士卒由自由民充任。在打仗時，奴隸也有從軍的，但只能充當徒兵或服一些雜役，不在正式軍隊編制裡。
古代的戰車大而笨重，一輛車加上四匹馬至少佔地九平方米。車輪很大，直徑大約有1.2—1.6米，但是車廂卻很小，還不到半平方米。為了增加戰車的穩定性，採用延長車軸的辦法。由於車軸很長(近三米)，交戰的雙方戰車相錯時，至少要有1.6米的間距才不致於撞車。這樣，車戰中的兵器必須有相當的長度才能擊到對方。於是，戰車上配置的五種兵器：戈、殳、戟、酋矛、夷矛都有令人吃驚的長度，其中酋矛20尺(約4.3米)，夷矛24尺(約5.25米) (《周禮·考工記》)。在後來出土的一些隨車兵器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戈、戟、矛的長度約是人身高的兩倍多。
古代的這種車戰促進了長兵器的運用。但是，由於兵器過長，又受到沉重的鎧甲和窄小的車廂的限制，不可能發展出比較複雜的兵器使用技術。在這一時期，一般來說，誰的力量大，蠻勁足，就能打敗對手。因此，這時武藝訓練主要是力量訓練。另外，車戰還大大促進了箭術的發展。與長而笨重的矛戟相比，弓箭在車戰中的作用變得非常突出。由於車輛比較笨重，難以運轉靈活；四匹馬駕車，也很難操縱自如，達到很高的速度；再加上一乘車有四馬三人，目標很大，既可以射人，又可以射馬，在雙方陣列相接之前相當遠的距離弓箭就可以發揮威力，殺傷敵人，使敵人仰馬翻，陣腳大亂。但是由於射手是站在顛顛簸簸、搖搖擺擺的戰車上舉弓發射的，要射得既遠又準，必須經過嚴格訓練。於是，射箭訓練成為商周時期(周代：公元前11世紀一前771年)軍事武藝訓練中最重要的內容。上至天子，下至普通平民，無人不練習射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射箭活動。不論是祀天祭祖，還是諸侯來朝，歡宴群臣，都有各種形式的射箭比賽，叫做“禮射”。在這些射箭比賽中，天子和他的屬下們在鼓樂的伴奏聲中，按照複雜的儀式張弓射箭。鄉野中的平民也有一年一度和兩年一度的射箭活動，叫做“鄉射”。西周培養貴族子弟的學校也把射箭列為必學的“六藝”之一，要求貴族子弟從15歲就開始學習。射箭課要求很嚴格，既要射得有力量，又要準確，還要掌握五種不同的射法，即白矢(射透箭靶)、參連(三箭快速連續發射)、剡注(水平箭)、襄尺(射時手臂平穩不動)和井儀(四箭命中箭靶並且射成井字形)等(《周禮·地官·保氏》)。周朝社會尚武的風氣很濃，誰家生了男孩，也要用射箭來表示祝福。成年男子如果不會射箭或射得太差是十分丟臉的事，寧願以身體不適來推託，也不能說自己不會射箭。就是年紀已大的老者，每年元旦，還要到鄉學與眾人聚在一起，練習射箭，給青年人樹個榜樣(《禮記·王制》)。整個社會有濃厚的尚武之風。因為當時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活動莫過於祭祀和戰爭了，就像西晉時能文能武的學者杜預在給春秋時的史書《左傳》做注時說的“國之大事，在祀和戎”(《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三)。孔子也說過，如果不教老百姓軍事技術，就等於拋棄他們。 (卷十二)
與古代武術有密切關係的舞蹈在周代進一步發展，有了文舞和武舞的區分。武舞實際上是一種使用武器的操練，主要在軍隊中練習。士兵們手拿著武器，排成整齊的隊列，舞姿粗獷，氣勢磅礴(圖1)。在周朝貴族子弟學習的六藝，即“禮、樂、射、禦、數、書”中的“樂”就有武舞的內容，如15歲的男孩，就要學一種名稱叫“象”的武舞。
圖1 周武王演練武舞
氣勢逼人的武舞從商周開始用於驅鬼的“儺〔nuo挪〕”、“儺祭”、“儺舞”中，在宮廷裡進行的“國儺”、“大儺”活動中，方相氏(大巫師)身上蒙著熊皮，頭戴有四隻眼睛的金光閃閃的面具，身著黑衣紅褲，執戈揚盾，率領100個奴隸，威風凜凜地與誰也看不見的假想敵展開一系列的搏鬥，“戈擊四隅”，最後，將“方良”(魍魎)趕走(《周禮·更官》)。 《後漢書·禮儀志》對漢代宮中的“大儺”也有同樣的記載。
中國奴隸社會的結束和封建社會的開始，是以一個激烈衝突的時期相連結的，這就是春秋戰國(戰國：公元前475—前221年)。在這一時期，各國之間互相爭奪、兼併，戰爭非常頻繁。在春秋200多年中，各國間的軍事行動就達到483次。戰國時期，戰爭的激烈程度更是有增無已。西周末年，有侯國1800個，到春秋時剩下140個，到戰國時只剩下七個大國，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戰國七雄。
戰爭的形式在這時也有了根本的改變。由於周朝井田制的毀壞，以前平整如砥的道路系統已經不存在了。戰爭範圍的擴大，使作戰的地形越來越複雜，不適於戰車行馳。公元前575年晉國和楚國在鄢〔yan淹〕陵進行的一次戰鬥中，晉厲公的戰車陷入泥淖，狼狽不堪。到公元前541年晉國與狄人作戰時干脆放棄戰車，改為步戰。威力強大的弓弩的出現，使笨重不靈的戰車防不勝防。春秋戰國時，弓箭的製作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一個善於造弓的蔡國人為齊景公造弓，前後花費了三年時間。他選用的材料有太山南坡柘〔zhe這〕樹、騂〔xin辛〕牛角、麋鹿筋、河魚膠，弓製成後可以射透七層戰裝。
神箭手們也大量出現，如楚國有一個叫養由基的射手，可以在百步之外射穿柳樹樹葉，百發百中(《戰國策·西周》)。養由基的箭不僅準確，而且力量很大，可以穿透。 (《左傳·成公十六年》)
這樣，曾經盛極一時的以車戰為主的戰法讓位給了以步戰為主，騎戰和車戰為輔的協同作戰方式。戰爭變得空前複雜起來，需要多種多樣的戰鬥技術，這就促進了武藝的多樣化。隨著車戰在戰場上地位的降低，車兵笨重不靈的青銅甲胄和寬袍廣袖的服裝，不能適應更為靈活機動的作戰需要，趙武靈王破除舊習俗，大膽向胡人學習，“胡服騎射”，以北方少數民族的緊身利落的服裝取代了傳統的服裝。這一著裝的革命，大大解放了武士們的格鬥動作，對武術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戰爭的規模在春秋戰國時進一步擴大。一次戰爭雙方投入的兵力經常是幾十萬、近百萬。戰國時總人口約為2000萬左右，軍隊就有將近500萬。在戰國七雄中，秦、楚等大國都有百萬雄師，其餘的五國也都有幾十萬士卒。公元前206年秦國和趙國在長平的一次戰爭，僅趙軍就死亡45萬多人。這種大規模的戰爭要求有充足的兵源，於是鼓勵人們習武成為一種社會風氣，正如《墨子·尚賢下》所說的，給國中能射御之士以獎勵和表揚，而懲罰和輕賤那些不能射禦的人。使射御之士高興，而不能射御之士畏懼。戰國時魏國的重臣李悝〔kui虧〕(公元前455—前395年)，在當地方官的時候，為了鼓勵老百姓習武學射，竟想出了一個絕招，在打官司時，凡是雙方爭執不下，難以決斷的案子，就用射箭來判定，射中靶的一方勝訴。這一下，老百姓都爭先恐後地練習射箭，天黑了也不休息，後來與秦兵交鋒，果然大獲全勝，魏國也躋身於戰國七雄之中。 (《韓非子·內儲說上》)
就是讀書人也常常有逼人的武風，最典型的是孔子的學生子路。一次孔子與他的幾位弟子在山野中漫遊，問眾弟子有什麼志願。子路回答說，他的願望是，在國家有危難時，手持長戟，與龍虎之師踴躍奔騰，盪三軍，滅強敵(《韓詩外傳》卷七)。孔子的另一個學生冉有(公元前522—前489年)不僅有運籌帷幄、統兵打仗的帥才，曾於魯哀公十一年率魯國軍隊與齊國作戰，打敗了齊軍，而且還有一身武勇，能在戰鬥中親持長矛，衝鋒陷陣。當有人問他為什麼對軍旅的事這樣熟悉，他回答說，是跟孔子學的。 (《史記·孔子世家第十七》)
由於戰爭規模的擴大，軍事武藝在普通老百姓中普及開來。在西周時，只有貴族和自由民才能當兵，野人(奴隸)是沒有資格當兵的。而在春秋戰國時，各國都積極地採用各種措施對農民進行軍事訓練，農民平時耕田種地，戰時編成軍隊，上陣打仗，一年之中“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國語·週語》)。武藝高強的人得到國家重用。曾經是春秋霸主的齊桓公就下令讓地方官推薦身強力壯、武藝出眾的人才。如果有這樣的人才，而地方官隱瞞不報，就會受到處罰(《國語·齊語》)，並對戰場上斬獲敵人的將士予以重賞，因此，後來齊國人以精通格鬥技術而天下聞名(《荀子·議兵》)。荀子(約公元前313—前238年)還指出，身體強健的武勇之士，是讓敵人日日擔心、困頓衰竭的利器，應當大量地招納這些人，磨礪他們，使他們為朝廷服務。 (《荀子·王制》)
春秋戰國時期，冶鐵技術的發展使得武器的質量大大提高。在春秋初期，鐵的質量還很差，當時的兵器主要用青銅製成。青銅被譽為“美金”，而鐵則被稱為“惡金”，只適合做一些笨重的農具(《國語·齊語》)。但是，到了春秋末期，位於南方的吳國和越國已經可以製造鐵劍了。當時有兩個著名的製劍專家，一個叫歐冶子，一個叫干將，曾經為楚王造劍。他們選用茨山的礦石，冶煉成鐵，鍛製成三把鐵劍，分別取名為龍淵、泰阿和工布(《越絕書·越絕外傳記寶劍》)。戰國時鐵製兵器的使用越來越普遍，考古研究表明，戰國時期的鐵兵器雖然還不能完全取代青銅兵器，但已佔據主導地位。此時的兵器不僅種類大大增加，而且質量也有了明顯的改善。鐵兵器有刀、槍、劍、戟、矛、匕首、箭鏃、鎧甲、兜鍪〔mou謀，頭的護具〕等。戰國初期的青銅劍，質地很脆，而且劍身很短，全長只有50厘米左右，因為長劍在格鬥中很容易折斷。戰國中期的鐵劍，由於質地堅韌，長度增加了一倍多，而且非常鋒利，可以刺透堅固的盔甲(《史記·蘇秦列傳》)，戰鬥性能大大提高，成為近戰格鬥的重要武器。
車戰向步戰的轉變，促進了短兵器戰鬥技術的發展。造工精良的鐵劍的出現，為短兵相接提供了有效的武器。於是，攜帶方便、使用靈活的劍成為軍隊中的主要短兵器。劍術在春秋後期開始出現，史籍中也開始出現關於劍術家的記載。中國歷史上有名的臥薪嘗膽、報仇復國的越王勾踐，曾請了一個埋名隱姓、生活在山林中的劍術家越女給他的士兵傳授劍術。這個越女不僅劍術極精，而且還有一套理論。她說，劍術看起來似乎淺顯而容易，但是其中的道理卻深邃而精妙，有門戶的開合，陰陽的變化。用劍進行搏鬥時，精神要充足，外表要沉穩，看上去安祥平和，像一個文靜的少女，一經交手才知道兇猛如同惡虎。這樣的劍術家可以以一當百，以百當萬。 (《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
劍術不僅在春秋戰國的戰場上發揮著臨陣殺敵的重要作用，而且也是一種表演藝術。戰國時出現了一些專門以擊劍為生的劍客，這些人的行為舉止、穿戴打扮都與常人不同。他們往往形容粗獷，不修鬍鬚，頭髮蓬亂，帽子隨隨便便地扣在頭上，穿著粗俗的短衣，目露凶光，不善言談。不少國君都喜歡觀看擊劍，趙惠文王(公元前298—前266年在位)是其中最著迷的一個。他養了3000多這樣的劍客，把國家大事放到一邊，一連三年，以觀看擊劍來取樂。戰國時的擊劍是一項非常殘酷的體育娛樂，與古羅馬的角斗差不多，是以生命為代價的。趙惠文王的劍客們一年就有100多人在劍下傷亡(《莊子·說劍》)。在這一時期，無論是臨陣打仗，還是擊劍娛樂，劍術的好壞都關係到格鬥者的生死存亡，所以這時的劍術都是非常實用的實戰技術，沒有半點華而不實之處。在格鬥時，往往先以假動作欺騙對手，等到對手開始動作，自己再動。不動則已，一動起來就疾如閃電，這樣，雖然是後發製人，卻往往搶在對手之前擊中對手。 (《莊子·說劍》)
步兵的近戰格鬥也促進了赤手空拳的肉搏技術。在武器損壞或失落時，徒手的拼搏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唯一手段。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記載了晉文公的一個夢，他夢見自己與楚成王搏鬥，被楚成王壓在下面。這雖然是一個夢，卻反映了當時戰鬥中的實際狀況。古代的徒手格鬥有不同的名稱，有“搏”、“相搏”、“角力”、“戲”、“批”、“手搏”等，是重要的軍事訓練內容之一。帶兵打仗的將軍們都有徒手格鬥的本領。 《春秋·僖公元年》中有這樣一個故事，一次魯國與莒〔ju舉〕國打仗，魯公子友率兵打敗了莒軍，擒獲了莒軍主將莒拿。戰場上的勝利似乎未能使他完全得到滿足，於是，公子友命令他的部下走開，自己與莒拿進行一對一的徒手搏鬥。想不到莒拿手搏的技藝十分高超，公子友被他壓在下面，急切之中，在部屬的提醒下，公子友拔出名為“孟勞”的寶刀，刺死莒拿。這個故事說明，當時的手搏不是鬧著玩的，一方被壓倒在地，手搏並沒有結束，大概是有受傷、甚至丟失性命的危險，公子友才不顧自己的名譽，違背手搏的規定，拔出刀的。當時的徒手搏鬥，常用一些擊人要害、置人於死地的手法。這時的手搏實際上是摔跤、拳擊、擒拿等各種徒手格斗方式的綜合。
春秋戰國時期戰爭形式的深刻變化，使中國古代的軍事理論迅速豐富起來，出現了一系列重要的軍事著作，如春秋時的《孫子兵法》、戰國早期的《吳子兵法》、中期的《孫臏兵法》和後期的《尉繚子》。這些兵書不僅講怎樣帶兵、打仗、布陣這些純軍事方面的問題，而且滲透了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軍事與哲學融為一體，這對後來中國武術與哲學的結合，形成中國獨特的武術體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秦朝(公元前221—前207年)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封建國家。經過春秋戰國數百年的戰亂，人民迫切需要一個安定、和平的社會環境。位於西部的秦國，順應了這個歷史潮流，掃平六國，於公元前221年統一了天下。
推崇武力、靠打仗起家的秦王朝，在掌握了政權以後，準備從秦始皇開始，千秋萬代把皇帝當下去，永享太平，就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下令嚴禁民間操戈習武，以防止六國的殘餘力量和老百姓起來造反。秦始皇命令將散落在民間的兵器收集起來，全部銷毀，澆鑄成12個每個重24萬斤的巨大銅人。秦始皇的這種做法，限制了武藝在民間的發展。但是，卻促使以前與軍事結合十分緊密的一些武藝，如手搏、角力，逐漸脫離了實戰，發展成一種娛樂活動，叫做“角抵戲”，這就是史書上說的將“講武之禮，罷為角抵”。秦二世胡亥就很喜歡在宮中觀看這種徒手搏鬥的“角抵戲”。戰火快燒到家門口了，他還津津有味地在甘泉宮裡欣賞角抵戲。
軍事武藝娛樂化，是武術形成的一個重要條件。秦朝雖然沒有像秦始皇所期待的那樣千秋萬代存在下去，相反，只持續了短短的15年，但是它為武術的發展開闢了一個新的方向。
秦朝這種徒手格鬥、以娛樂為目的的角抵戲，在西漢(公元前206—公元8年)初期被視為玩物喪志，不利於社稷國祚，被漢高祖劉邦禁止過。但是，隨著生產的發展，社會的繁榮，角抵戲越來越成為人們喜聞樂見的娛樂活動，不僅成為漢皇室貴族們在飯餘酒後喜愛觀賞的一種表演，而且也是向四方來賓顯示國力的一種手段。特別是到了漢武帝時(公元前140—前87年)，國力強盛，再加上武帝本人特別欣賞這種活動，角抵戲迅速發展，表演的節目不斷增加，規模也越來越大。漢代角抵戲後來發展成為包括歌舞、音樂、雜技、魔術等眾多節目的一種綜合性文藝大會演。每逢節日和外國貴賓來朝，就舉行這種表演。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春天，漢武帝盛會招待外國來賓，為顯示國力，不僅請來賓們參觀國家藏儲的奇珍異寶，以“酒池肉林”款待，還為他們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角抵戲表演，方圓300里內的老百姓都趕來觀賞，盛況空前，也是從這時開始，角抵戲的內容逐年增加，規模越來越大(《史記·大宛列傳》、《漢書·武帝紀》)。漢元帝時(公元前48—前33年)，角抵戲因耗資巨大又曾被禁止過(《漢書·元帝紀》)。但是，不久便又恢復了。由於角抵戲包含的內容越來越多，已經突破了“角抵”一詞所能包含的範圍，於是到了東漢(公元25—220年)人們就稱它為“百戲”。在這種綜合性的文藝大會演中，最受人們歡迎的仍然是徒手格鬥的項目，如角抵，還有持兵器的表演，如“東海黃公”，就是很吸引人的一個節目。這個節目取材於古時候的一個傳說，東海郡(今山東剡城縣)人氏黃公，年輕時擅長一些法術，有降龍伏虎的本事，經常身佩赤金刀，頭扎絳色的綢帶，表演一些非常吸引人的幻術。但是，後來，黃公年老體弱，再加上飲酒過度，功力大衰。秦朝末年，一隻白虎在東海境內出現，黃公手提赤金刀前去殺虎，不料，法術失靈，反而喪身虎口。這個故事，成為漢代百戲中一個重要的表演內容，張衡的《西京賦》中也提到過。在節目表演中，化了妝的黃公，在器樂的伴奏聲中揮舞寶劍，表演與老虎周旋、格鬥的各種動作。但是，由於這種表演追求的是吸引觀眾興趣的觀賞性，這一部分內容越來越脫離武藝，從而走上戲劇化的道路。
手持兵器的舞蹈在秦末漢初有了新的發展，成為軍隊中的一種娛樂。公元前206年項羽的謀士范增為了除掉與項羽爭天下的劉邦，在項羽招待劉邦的酒宴上，示意手下的戰將項莊在席間刺殺劉邦。於是，項莊就以舞劍助興為名，持劍舞向劉邦，準備在舞劍中找機會行刺。這時，同情劉邦的另一個楚軍將領項伯見勢不妙，藉口一個人獨舞不如雙人對舞好看，也急忙拔出劍，跳入場中與項莊對舞起來，暗中用身體保護劉邦(《史記·項羽本紀》)。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故事“鴻門宴”。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也就作為成語流傳了下來。這說明在秦朝末年已經有了用兵器舞練的一些套路動作，這種套路不僅可以單人演練，也可以雙人表演。項莊和項伯都是行伍中的戰將，因此，他們的舞劍很可能是把自己所熟悉的戰鬥動作串在一起來表演的。出土的漢畫像石中，也可以看到以對打形式出現的各種較為複雜的武藝動作，如：弓步扎槍、躍步前刺、歇步架劍、弓步格擋等等(圖2)。
在秦朝時，北方的匈奴族已經十分強大，不時南下侵襲。秦始皇不得不花費極大的力量修建萬里長城。到了漢代，匈奴更成了邊境上的主要威脅。匈奴以騎兵為主，靈活機動，常常來無影去無踪。為了對付這種高度機動性的軍隊，漢朝也發展起了以騎兵為主力的軍隊。騎兵交戰以砍斫為主，很少有刺的動作。而劍在砍斫上遠不如刀來得便當，於是，環柄刀代替了劍，使得劍在戰場上的使用價值大大下降。到了東漢末年，環柄刀幾乎完全取代了劍，成為軍中主要的短兵器。
劍在戰場上地位的下降反而使擊劍的風氣在社會上風行開來，人人都喜歡擊劍，喜歡佩帶寶劍，劍術有了很大的提高。上至皇帝，下至文武百官，每人都在腰間掛一口寶劍(《晉書·輿服志》)。雖然從漢代起，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已經形成，但是，當時的讀書人卻一點兒不像封建社會後期那些弱不禁風的白面書生，大家都以能文善武而自豪，許多文人墨客與劍術結下了不解之緣。著名的歷史學家司馬遷的祖上在趙地就曾以傳授劍術而馳名；東方朔15歲就學習擊劍；大文學家司馬相如年輕時不僅喜歡讀書，而且喜歡擊劍。漢武帝時，勃海郡博學多文的儒士雋不疑，應邀去見一個大官，看門人要他解下佩劍，雋不疑十分堅決地回答道，劍是君子用以自衛的武備，不能解(《漢書·雋不疑傳》)。陳壽寫道他在“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身”《三國志·吳書·吳主傳》)。這個時期還出現了不少專門講擊劍方法的文章，據《漢書》記載，這樣的文章有38篇，可惜後來都失傳了。東漢末年，劍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出現了不少技藝高超的擊劍家，這些人遊走四方，傳授劍術。如在漢桓帝和漢靈帝年間(公元147—189年)，在首都洛陽城，一個叫王越的劍師就十分有名，教過不少徒弟。
圖2 擊刺畫像磚
射箭在漢代的戰爭中仍然起著重要作用。在長達百年的漢朝與匈奴的戰爭中，湧現出大批的神箭手，留下許多神箭手的傳奇故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李廣射虎”。李廣是漢武帝手下的一員大將，人稱“飛將軍”，有一身的好武藝，他身材高大，雙臂頎長，天生是一個神射手的材料。李廣對射箭有著特別的愛好，平時吶口少言，一有空不是在地上勾畫戰陣，就是練習射箭，經常以射箭比賽作為軍旅的娛樂活動，練出了一身超群的射箭技藝。有一次，李廣在夜間巡邏，看到草叢中蜷伏著一個黑影，以為是一隻老虎，便張弓一箭射去，天亮後一看，原來是一塊巨石，李廣的箭，連同箭尾的羽毛都深深地射進這塊石頭(《漢書·李廣蘇建傳》)。在夜間射得這樣準確已十分不易，將箭射入堅硬的石頭，更是需要超人的神力。由於射箭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西漢專門設立了掌管射箭訓練的一種官職——“射聲校尉”。這一時期論述射箭方法和理論的著作也出現了，如：《逢門射法》、《李將軍射法》、《魏氏射法》等等。 (《漢書·藝文志》)
三國(公元220—265年)、兩晉(公元265—420年)、南北朝(公元420—589年)時期，戰亂一個接著一個，社會處於不斷的動盪中。人們生死無常，社會地位變化迅速。今天座上客，明天就可能成為階下囚。今日榮華富貴，明日就可能一貧如洗。這種社會狀況對武術的發展有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由於這一時期，特別是兩晉時士族階層及時行樂、腐化墮落的思想氾濫，使得文弱的風氣流行開來，妨礙了武術的發展。另一方面，由於在長期戰亂的環境中，誰有軍事實力，誰就能稱王稱霸，因此提高了武藝的重要性。再加上驍勇的北方各民族逐鹿中原，相繼在北方建立政權，豐富了武術文化，這又促進了武術的發展。
三國時，魏(公元220—265年)、蜀(公元221—263年)、吳(公元222—280年)的三個開國雄主都有出眾的武藝。曹操不僅自己膂力過人，彎弓能射飛鳥，下馬能擒猛獸(《三國志·魏書》)，而且鼓勵他的兒子們用心習武。曹操贈給他的四個兒子每人一把寶刀，要他們注意武藝練習。他的大兒子，也就是後來的魏文帝曹丕，武技十分高明。曹丕從小就跟過許多老師學劍。後來跟劍術家王越的弟子史阿學，掌握了十分高明的劍術。在一次酒宴上，曹丕與部屬們在一起飲酒閒談，奮威將軍鄧展也在席間。曹丕早就听說鄧展武藝高強，通曉各種兵器，還有空手奪刀的本領，於是就與鄧展談起了劍術。聽了鄧展的議論後，曹丕說：“我過去也喜歡劍術，而且得到過名師的指點，我認為鄧將軍的主張是不對的。”鄧展不服，要求當下就比試比試。這時，正好大家正在吃甘蔗，就以甘蔗為劍，兩個人下殿交起手來。曹丕的技藝果然高明，一連三次擊中鄧展的手臂，觀看的人哄堂大笑。鄧展還是不服，曹丕故意說道：“我的劍法雖然很快，但是只能擊中對方的手臂，難以擊中對方的面部。”鄧展不知是計，信以為真，要求再試一次。這一次，曹丕做出要深入擊刺的姿勢，鄧展就向曹丕的中部襲來，不料，曹丕卻敏捷地向後一撤閃過，舉臂一揮，正中鄧展的額頭，大家都驚嘆不已。 (曹丕《典論·自序》)
蜀國的劉備，武藝雖沒有他的五虎將那樣高超，一副雙刀卻也用得相當精熟。吳國的孫權於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在一次打獵中，騎的馬被老虎咬傷，勇武的孫權，毫無懼色，擲出雙戟將虎殺死。 (《三國志·吳書·吳主傳》)
南北朝時期，南方和北方在習武方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北方先後有匈奴、羯〔jie竭〕、氐、羌、鮮卑等民族在中原建立了政權。這些民族原來大都是游牧民族，從小就學習騎馬射箭，勇敢強悍。他們進入中原，與當地漢族融合在一起，也把自己崇尚武藝的風俗習慣帶到了中原地區。因此，在北方，習武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出現了許多武藝高強的英雄好漢。如北齊(公元550—577年)有一員大將名叫斛〔hu湖〕律光，騎馬射箭，百發百中。一天，斛律光在野外騎馬，見空中有兩隻雁子飛過，便驅馬飛馳追去，連發兩箭，兩隻雁子應聲落地。還有一次，他在野外打獵時，見一隻鳥在雲端盤旋，就拿起弓來，彎弓張弦，只見箭似流星，正中鳥的頸部，飄飄蕩盪地墜落下來，才發現是一隻大雕，於是斛律光有了“落雕都督”的美稱(《北史·斛律金傳》)。北朝不但男子習武，婦女也習武，著名的《木蘭詩》就是在北朝後期出現的，這首長達300多字的民歌描述了一個剛強的少女木蘭替年老體衰的父親從軍，打了勝仗，凱旋歸來的故事。北魏的一首詩也對一個能騎馬善射箭的少女李雍容稱讚不已：“李波小妹字雍容，褰〔qian千〕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魏書·李安世傳》)
北朝還出現了“五兵角抵”(《魏書·樂志》)，這種角抵已不再是赤手空拳的踢、打、摔、拿，而是真刀真槍的對練，所謂“五兵”就是對打時使用的五種兵器，即戈、矛、戟、酋矛、夷矛。 《洛陽伽藍記》記載北魏有兩名武技高強的壯士，一是羽林馬僧相，善於角抵，往空中擲戟，可擲得與百尺高的大樹同高，而另一位是虎賁張車渠，一揚手也可將刀擲得高出樓頂一丈。皇帝常命令這二人對為角抵。
在南北朝時，佛教在中國流傳得極為迅速，北魏全國的佛寺達30000餘所，和尚、尼姑200萬人。對武術發展起了重要作用的少林寺就是在這時建立的。
南朝各代繼承了兩晉萎靡的風氣，文人、士大夫貪圖享樂，輕視習武，社會在一天一天地衰敗下去。南朝的後梁(公元502—557年)社會靡弱成風，尤為典型。一次，梁朝的使者出訪北朝的北齊，提出要與北齊人比比武藝，梁人拿起兩張三石的硬弓，一下子就拉開了，很有些得意。因為梁朝的士大夫們皆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頭戴高帽，足踏高跟，出門必乘車，即便在城郭之內幾步路，也不騎馬，更不要說走路了，下車就有人攙扶，因此一個個“膚脆骨柔，體羸〔lei雷〕氣弱，不耐寒暑”(《顏氏家訓·涉務》和《勉學》)。沒想到北齊的綦連猛一把攥起四張弓，用力一拉，弓弦盡斷，梁人大驚失色，不得不服(《北史·綦連猛傳》)。但也不是南朝所有的人都醉生夢死，不想重振武風，恢復中原。像“聞雞起舞”的祖逖和劉琨就是兩個胸怀大志的青年將領，立志收復中原，因此發奮練武。他們每天早晨一聽到雞叫就起來舞劍習武，後來也確實做出了一番事業。
兩晉南北朝，中國古代的導引養生術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著名的養生家葛洪(公元284—364年)提出了把肢體活動和練意行氣等各派養生方法結合起來，進行全面練習的思想，這對後來中國武術形成自己內外兼修，形神兼顧的特點起了重要作用。所謂內外兼修就是既練內功，又練外功，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內練一口氣，外練筋骨皮”，形神兼顧就是練習時既要照顧到身體方面，又要照顧到精神方面。葛洪本人也有一身的好武藝，他年輕時在一次戰鬥中，被騎兵追擊，葛洪拈弓搭箭，連續射倒兩人一馬，逃離危險。葛洪還掌握了使用刀、戟、盾牌的秘法，後來又學了七尺杖術，有空手奪戟的絕技(《抱朴子·自敘》)。後來他退隱到羅浮山(現在的廣東增城東)，研究煉丹術。南北朝時還出現了一本名叫《黃庭經》的書，對以後內家武術的出現產生了很大影響。
唐朝(公元618—907年)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這個鼎盛時期是經過了東漢末年以來300多年的戰亂取得的。長期的戰爭促進了軍事理論的發展。古代被稱為“武經七書”的七部著名兵書中的《李衛公問對》，就是唐朝開國功臣李靖對軍事鬥爭的總結。這部書對後世有很大的影響。戰爭更是直接促進了軍事武藝的發展。出現了一些高難的格鬥技術，如，秦王李世民手下的一員大將尉遲恭不僅武藝高強，有萬夫不當之勇，而且還有一手絕活：在戰場搏殺中不僅能巧妙地避開敵人的長槊刺擊，而且善於空手奪槊。李世民的三弟李元吉聽說後，不相信，要與尉遲恭親自比試比試。李元吉善於使槊，正想藉這個機會除掉他懷恨已久的尉遲恭，就手舞長槊，殺氣騰騰地拍馬猛刺過來。尉遲恭眼疾手快，撥馬閃身讓過，一個鷂子翻身乘勢握住李元吉的槊桿，腰一扭，臂一擰，輕而易舉地拿下了鐵槊。就這樣一連三次奪走長槊，李元吉羞得滿面通紅，心中不得不服。 (《舊唐書·尉遲敬德傳》)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盛大的朝代，特別是在開國後的100多年裡，萬象更新。兩晉南北朝時期那種萎靡不振的文弱風氣被一掃而光，整個社會充滿了蒸蒸日上、朝氣勃勃的陽剛之氣。唐代的文人們不但用筆來歌頌兵刀弓馬的軍旅生活，寫出了大量的邊塞詩篇，而且非常喜愛武藝，一手握筆，一手提劍。被譽為“詩仙”的李白，15歲就喜愛擊劍，25歲仗劍遠遊，走遍了祖國的名山大川，36歲時還“學劍來山東”。他不僅劍術高明，而且善騎馬，能射箭。
唐朝初期，實行府兵制，農民平時種田，農閒時由兵府組織練兵，和平時期輪流到京城守衛或駐守邊防，有戰事時就應徵出戰，這種兵民合一的政策使武藝在民間廣泛地傳播開來。唐太宗李世民非常重視武藝訓練。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在他登基當皇帝時對將士們說：“我不要你們為我修建供我賞玩遊樂的園林，只要你們認真練習武藝。”(《舊唐書·太宗本紀》)唐代的軍隊以步騎混合的軍種為主。軍事武藝以槍術和射術為主，刀已經完全取代了劍成為軍隊的主要短兵器，出現了適於多種用途的各種類型的刀，如儀刀、障刀、橫刀、陌刀等。於是刀術相應地發展起來。
唐朝女皇帝武則天在長安二年(公元702年)第一次在中國歷史上設置了武舉制，就是通過考試選拔武官。在這以前，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只有文科，只有舞文弄墨的舉人、狀元。到這時，武藝高強之士也可以通過考試中舉了。武舉考試的項目有七項，以槍術、射術和力量測驗為主，具體內容有長垛、馬射、步射、平射、筒射、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
當然，通過武舉制入選的武士，其地位遠不能和通過文科考試中舉的進士相比。但是它畢竟通過一些實戰技能作為考試內容，促進了軍隊武藝的規範化，同時給習武的人提供了一條進身之路。唐以後的宋、明、清都繼承了唐朝的武舉制度，只是在考試科目上有適當的變化。
在軍事武藝朝規範化發展的同時，唐代的民間武術在套路化、娛樂化的方向上又朝前邁進了一大步，這突出地表現在劍術方面。劍術在唐以前已經有了娛樂化的種種表現，如在戰國時已有叫蘭子的宋國人可以耍弄七支劍，其間總有五支在空中飛舞，有些像今天的雜技表演。這種表演到東漢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張衡的《西京賦》裡有對邊走繩索，邊做這種拋劍表演的生動描寫。到了唐代，持劍舞蹈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友人宴飲時也舞劍助興，如大詩人李白每至酒酣耳熱之際，便拔劍起舞，“三杯拂劍舞秋月，忽然高詠涕泗漣。”(《玉壺吟》)“萬里橫歌探虎穴，三杯拔劍舞龍泉”，“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爭光輝。”酒酣興濃，劍光閃閃，與落日爭輝(《南陵別兒童入京》)。李白的劍術達到很高的水平，當他“起舞拂長劍”時，“四座皆揚眉”。就是體弱多病的杜甫，在年輕時也曾“把臂開樽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相從行贈嚴二別駕》)
這種表演性劍術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精通劍術的人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劍術家就是裴旻〔min民〕，劍一到了他的手中，就像有了生命。 《獨異志》對他的劍術是這樣描寫的：裴旻騎在疾馳如飛的馬上，手中的劍左右揮舞，寒光閃閃，忽然，他振臂一揮，寶劍一下子飛起數十丈高，直逼雲端，發出閃電般耀眼的光芒，隨即從高空直刺下來，疾如流星，只見裴旻舉鞘一揚，“喀嚓”一聲，寶劍入鞘。站在一旁圍觀的幾千人，看得頭髮根直發麻。裴旻的劍術、李白的詩和張旭的書法在唐代被人們稱為“三絕”。裴旻的劍術與實戰的技術已有了相當的距離，帶有明顯的娛樂化、藝術化特徵，所以能夠吸引數千人。
劍術與藝術的進一步結合便是劍舞，也可以稱之為藝術化的劍術套路表演。唐代的劍舞已達到極高的水平，大詩人杜甫看了著名的，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以至過了50年後，在看公孫大娘的弟子李十二娘表演時不禁回首當年，記憶猶新，寫下了千古名篇《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使我們今天似乎還能看到公孫大娘的劍舞如雷霆震怒，蛟龍出水，觀眾驚訝失色的生動情景。杜甫說，大書法家張旭就是因為常去觀看公孫大娘的劍舞而受啟發，草書大為長進。
公孫大娘的劍舞因為是舞蹈，需要高度藝術化的加工，自然與軍事武藝完全不同，就是裴旻的劍術也與實際的作戰技術有較大的差距，這與後來緊緊扣住攻防格鬥為主題發展起來的武術套路有明顯的區別，這說明唐代的套路武術還不成熟。但是武術，尤其是套路武術，需要極為豐富的動作素材，唐代舞蹈的高度發達，特別是武舞達到一個高峰，為後來武術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條件。
唐代女子也保持著巾幗英雄的雄渾武風，就是宮女們也有不凡的身手，這在唐詩中有生動的描寫：“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囓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杜甫《哀江頭》)
從春秋戰國開始，中國古代武術隨著軍事鬥爭的發展而逐漸形成自己的雛形，既有技擊，又有套路，但是此時的武術還處於一種不成熟的狀態，有的還沒有從軍事武藝中完全分離出來；有的則又過於藝術化，舞蹈化，難以劃清與藝術的界限，還沒有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和內容結構。與明清時的武術相比，這時候的武術還只是一種處於雛形狀態的武術。
註釋：
圖1 周武王演練武舞
圖2 擊刺畫像磚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