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是《禮記》中一篇論述在古代的“大學”階段如何學習修身、治國之道的文章，作於漢初。我國學校起源很早。西周時代有“小學”、“大學”之分。 《禮記·王制》說：“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舊說貴族子弟八歲入小學，學習日常禮節、識字，15歲入大學，學習《詩》、、《禮》、《樂》和武藝。 《大學》這篇文章只是漢人對上古“大學”教育的懸想，無非是藉那麼個名義來發揮自己的教育理論而已。
舊說《大學》是孔子的學生曾參作的，而曾參又是從孔子那裡聽來的。所以朱熹作《大學章句》就把這篇文章的第一大段總論部分作為“經”，說它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把後邊進一步闡述總論的文字分成十小段，讓它們充當“傳”，並且說：“其傳十章，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以上並見《大學章句》)經朱熹這樣一安排，《大學》就穿上了“聖經”的外衣。實際上這些都是宋代理學家的臆見，並沒有什麼根據。
但是如果把那些想當然的成分去掉，朱熹的分段整理確實有助於這篇文章的閱讀。
除了分“經”分“傳”之外，朱熹還根據全文的邏輯關係，把前邊的兩段文字移到後邊，並且還指出可能有的地方有脫文。此外還把那些他認為有脫文的地方“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補寫了一段“傳”，使之完整化。補寫的一段叫《格物傳》，因此，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十三經註疏》本《大學》和《四書章句集注》本《大學》不完全一樣，其原因就在這裡。好在兩種本子俱在，研究者可以“各取所需”。朱熹的改動有他的實用目的，並不是像我們今天這樣整理古籍。故其得失無須細論。
一般讀《大學》，都要著重吃透第一大段，也就是總論的部分，尤其是其中的“三綱領”、“八條目”。下邊介紹這“三綱八目”的原文：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中略)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下略)
文章開始講“大學之道”(大學教育的目標)，共有三點：
1.在明明德：在於彰明“明德”。 “明德”的意思是固有的真純的德性。儒家認為“仁義”等德性都是人固有的，本來很純淨，後來被各種私慾蒙蔽，就失去了光彩。所以大學教育就要使人覺悟起來，讓本來很純淨的德性煥發光彩。
2.在親民：在於使民眾的品德不斷進步，日新月異。據宋儒的解釋，“親”就是“新”，也就是“革新”。
3.在止於至善：在於達到最高的道德境界。
這就是舊時講《大學》所謂的“三綱領”。下邊“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國治而後天下平”這一段，是講實現這“三綱領”的自我修養步驟。大意是：
古代想把自己純淨的德性彰明於天下的人(明明德於天下者。天下：指中國全境)，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國家(治國。國：指諸侯國)。要想治國先要搞好家族內部關係(齊家)。要齊家先要把本身的品性修養好(修身)。想修身先要端正思想(正心)。正心首先要使意願真誠(誠意)。想意願真誠就要充實自己的知識(致知)。致知的方法在於精研事理(格物)。 〔下邊是反過來推導〕窮究了事理就獲得了知識(知致)。獲得了知識之後意願就可以真誠(意誠)。意願真誠了就可以使思想端正(心正)。思想端正之後自身才能提高修養(身修)。自身提高了修養，家族關係就能協調(家齊)。家族關係協調了，國家就能得到治理(國治)。國家治理好之後，天下就進入太平之世(天下平)。
這樣推來推去，主要解決八個關鍵問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就叫“八條目”，簡稱“八目”。這“八目”之中，以“修身”為關鍵。從“修身”起，向內認識，就是正心、誠意、致知、格物。向外推廣，就是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下邊強調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
中國自古以來是個農業國。農業社會以“家”為本位。所以《大學》所講的道理，實際上只有三個中心點：個人→家族→國家。把偌大一篇文章簡化一下，不過就是這麼一句話：個人品性好了，家族就和睦了，從而國家也就可以長治久安。這樣一個簡單的邏輯，反映了古代小農經濟社會的特點，實在是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
儒家學派一向強調通過“修身”的方式來實現其政治理想。子路曾經問孔子什麼是“君子”。孔子說：“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孟子也說過：“君子之守(操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盡心下》)《大學》的觀點就是從孔孟來的。但是孔孟講得都還比較粗疏、籠統，到了《大學》就嚴密化、系統化而且理論化了。任繼愈先生在新版《四書章句·序》裡說《大學》“是漢初綜合先秦孔、孟、荀儒家各派思想，協調封建宗法制度的政治綱領”，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這個政治綱領是唯心主義的(因為它排除了社會實踐)，是形而上學的(因為它不但把複雜的政治、經濟問題極端地簡單化而且超越時間、地點、條件)，所以是永遠也不可能實現的空想。孔、孟一生“修身”而半世碰壁，就是現實的明證；而且秦漢以後2000年來也從未出現過成功的例子。儘管如此，《大學》裡還是有許多精彩的思想閃光的。比如：
“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號令悖理，老百姓就頂著幹)；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橫徵暴斂，老百姓就給他敗光)。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生產得快)，用之者舒(消費得慢)。則財恆足矣！”
“仁者以財發身(用錢發展本身的事業)，不仁者以身發財(憑自己的權位撈錢)。
這些都是足資我們仔細玩味的至理名言。
《中庸》是《禮記》裡另一篇文章，講的是儒家的處世哲學。 “中庸”是儒家特有的概念。 “中”就是不過分，不欠缺。 “庸”就是不突出，不失常。儒家認為對人對事應該本著這樣的原則去做，掌握最佳狀態，恰到好處，也就是俗話說的“不溫不火”、“火候正好”。這就叫“中庸”。勉強譯成現代漢語，大體相當“適度而得體”的意思。辦事講究“適度”而且“得體”，就叫“中庸之道”。這個要求，說說容易做起來難。所以它是儒家處人處世的最高原則。
《中庸》是漢初人寫的。但舊說是子思所作，後來傳給孟子。朱熹則進一步發揮說：“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中庸章句》)
“心法”本來是佛教用語，指不立文字而用心領神會的方法傳授的秘訣。儒家本沒有這種東西。這是朱熹的理解。因為“中庸之道”過去講得確實讓人不易領悟，尤其不易掌握，所以不免帶有幾分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神秘色彩。因此他借用了佛教中“心法”這麼個詞。並且說：“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中庸章句》)
朱熹把《中庸》分成33章。第一章是總論，其餘各章都是從各個角度闡明總論的。第一章說：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大意］上天給予人的天賦叫做“性”。順人性之自然而行事叫做“道”。把道加以修明涵養就叫做“教”。道和人一刻也分不開。可以分開的不是道。所以有教養的人在別人看不見的地方也很謹慎；在別人聽不見的地方也很警惕。因為越是別人看不見就越容易流露；越是在小事上越容易顯現。所以有教養的人能自己嚴格要求自己(慎其獨)。喜怒哀樂之情，在尚未表露出來的時候叫做“中”；一旦表露出來而又無不適度(皆中節)，叫做“和”。中，是天地的本體；和，是天地的規律。 “中和”的道理得到充分發展(致中和)，天地就各得其所(天地位焉)，萬物也就正常成長了(萬物育焉)。
這是“中庸之道”的基本原理。裡邊有三層意思：(一)忠孝仁愛等倫理原則是與生俱來的本性。人只要自然而然地按照本性去做就行了。 (二)但事實上不是人人都做得到，所以還要教育、修養、嚴格要求自己。 (三)一旦人人都能修養到使自己的思想感情一表露出來就能準確地合乎禮法的要求(致中和)，君臣父子等人倫關係就都擺正了，社會就可以正常運轉。可見所謂“中庸之道”就是讓人們的一舉一動都能準確地合乎禮法要求，不打折扣也不加碼(致中和)。所謂“孔門心法”無非是如此而已。但這確實是很難做到的。所以孔子說：“'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中庸之道”大概是最高的境界了！長期以來就很少有人能做到)”為此，《中庸》又提出了“誠”(即《大學》中的“誠意”)的概念。 《中庸》認為“誠”也是人的天賦之一。如果生而能保持“誠”的品格，就什麼都能做得到，那就是聖人了。對一般人來說則要“誠之”，即讓他修養得“誠”起來，才能實行“中庸之道”。 “誠之”的方法是要求他“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經過這樣一個求知的過程就能使之“誠”。這就和《大學》的“知至而後意誠”的道理相通了。 《中庸》和《大學》是互為表裡的姊妹篇。所以宋儒說《大學》是“入德之門”(學習步驟)，《中庸》是“傳授心法”(精神實質)。
如果把《中庸》的理論作為方法論抽像出來看，“中庸之道”要求人們對事物準確地把握質的規定性，既不過分也不欠缺，既反對“左”的偏差，也反對右的偏差，確實有一定的辯證觀念。但是當我們把它放到歷史中去考察，便可以看出其目的在於：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大意］君子要根據自己現在的地位行事，不去考慮超出自己地位之外的事情。現在富貴就按照富貴的地位行事；現在貧賤就按貧賤的地位行事；現在處夷狄地位，就按夷狄的地位行事；現在身處患難之中就按患難者的地位行事。所以君子無處不心安理得。地位高了不壓下；地位低了不攀上。自己規規矩矩無求於人，也就沒有怨氣。上不怨天，下不怪人。所以君子安於平凡而等待天命安排，小人則要冒險，以圖僥倖。
總之，《中庸》要求人不超越自己的地位、名分行事，要安分守己，一切聽任天命(也就是封建秩序)的擺佈而不能反抗，只有這樣才算合乎“中庸”之道。所以《中庸》又引孔子的話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刻掌握行為的分寸)。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其實質就是叫人不得“越軌”，不得“犯上”，於是封建社會便可以長治久安，萬古長存了。
從的“仁義”開始，發展為《孟子》的“性善說”，再發展為《中庸》的“致中和”，以及《大學》的“三綱八目”，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一條束縛人的禮教的鎖鏈，目的無非是讓人安分守己，盡忠盡孝。宋儒把它們編為“四書”的用意，以及歷代王朝把它們列為法定教科書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作為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四書”對維護封建社會的穩定確實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