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和一些孔門弟子的言行錄，是在孔子死後70多年的戰國初期(公元前400年左右)，根據保存下來的孔子談話記錄整理編集的。 《漢書·藝文志》說：“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這個說法大體可信，但更準確地說是後人根據孔門弟子留下的資料編成的。
在漢代有今古文之分。 《漢書·藝文志》所載“：古二十一篇”是古文，“齊二十二篇”和“魯二十篇，傳十九篇”是今文。 “齊”是漢代齊人傳的“齊論”，“魯”是魯人傳的“魯論”。三種並已亡佚，今本是以“魯論”為基礎，兼採“齊論”說的“張侯論”。張侯是西漢成帝時安昌侯張禹。 《漢書·張禹傳》說：“禹先事王陽(傳“魯論”的學者)，後從庸生(膠東庸譚，傳“齊論”的學者)，採獲所安(選取合理的解說)，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 '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漸漸失傳)。 ”張禹有《論語章句》，漢靈帝時刻熹平石經，魏何晏作《論語集解》，用的都是這個本子，以後就流傳下來。只是今本為20篇，而《漢書·藝文志》載：“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比今本多出的一篇，可能是張禹的解說。今本20篇的目錄如下：
學而為政八佾〔yi〕意里仁公冶長雍也述而泰伯子罕鄉黨(以上為“上”) 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季氏陽貨微子子張堯曰(以上為“下”)
過去把分成上下兩部分。 “上論”前九篇記言，第10篇《鄉黨》記行，相當完整。或許最初只此10篇。 “下論”第九篇《子張》記孔門弟子語，而第10篇《堯曰》似嫌不倫不類。從文體、稱謂、內容看，也與“上論”不完全一致。可能下半部是後來續輯的。宋代趙普說過“以半部治天下”的話，大概指的就是“上論語”。
研究孔子的思想主要靠。通過孔子和弟子們的談話，我們可以認識孔子的天命觀、道德觀、政治觀、教育觀等等，同時還可以看出，所有這些觀點中都貫穿著一個最本質的思想，那就是“仁”。
孔子博學多才，他教學生“六藝”，但是更注重的是人格的培養。在孔子看來，“仁”是一個人格高尚的人必備的基本品德。孔子曾經從各種不同的角度給學生們講“仁”的表現形式，卻從來沒有給“仁”下過定義。但是在樊遲問“仁”的時候他回答過“愛人”兩個字(《顏淵》)。還有，他說過“汎愛眾而親仁”的話(《學而》)。我們可以用今天的話給他概括出一個定義來：“仁”就是“廣泛地愛大眾”，也就是“博愛”。把它轉換成通俗的中國老百姓的語言就是“待人忠厚”。據孔子的見解，從這個基本品性出發，就可以將心比心，推己及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顏淵》)；也可以嚴格要求自己，一切按禮法辦事而不損害別人，做到“克己復禮”，即“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
孔子認為，“仁”從一個人的外表上也可以反映出來。他說：“剛毅木訥近仁(剛強堅忍而嘴頭兒笨的人近乎仁厚)”(《子路》)，而“巧言令色鮮矣仁(嘴皮兒巧，會來事兒的人很少厚道人)”(《學而》)。
孔子認為“仁”不能無原則，而要愛憎分明。他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只有仁者才能對人有所愛，有所憎)”(《里仁》)。所以當他的學生冉求幫助魯國的權貴季孫氏搜刮民脂民膏時，他憤怒地說：“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先進》)
孔子認為“禮”、“樂”固然非常重要，但“仁”是做人的根本，是“禮”“樂”的實質。沒有“仁”，“禮”、“樂”便也失去了意義。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一個人不忠厚，“禮”還有什麼用！“樂”還有什麼用！)(《八佾》)。
孔子認為“仁”是通過學習、修養而得來的。他說：“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見到賢者要想著向他看齊，見到不賢的人要對照檢查自己)。”(《里仁》)要“過則勿憚改(有了過錯要勇於改正)。”(《學而》)
除了講“仁”之外，孔子還講“義”。 “義”是由“仁”的根本指導思想所決定的辦事原則。孔子說：“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君子處理天下的事，並不絕對遵循什麼，也不絕對否定什麼，要用“義”的準則來衡量一下才能定。)(《里仁》)“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懂得“義”，小人只懂得“利”)。
對於孔子的“仁”，要從孔子所處的歷史環境中給以評價。從根本上說，“仁”字的本義是：“仁者，人也”，就是“拿人當人”，也就是“愛人”。孔子生當亂世。他家原是宋國的貴族，後來貧窮沒落才流落到魯國。他幼年喪父，年紀不大就出去謀生餬口，還要奉養母親。所以他和下層社會有著一定的聯繫，從而同情下層人民的處境。當時是列國紛爭，生靈塗炭，拿人不當人的奴隸社會末世。面對這樣一個黑暗的現實社會，孔子舉起“拿人當人”的“仁”字旗幟，倡導“汎愛眾而親仁”，無疑是很偉大的。而且他也是就自己能力之所及身體力行的。在孔子以前，學校把持在貴族手中，只有貴族子弟才能上學，從孔子開始辦私人學塾，以“有教無類”的方針廣收下層社會的平民子弟入學。這就是孔子偉大人格的具體表現。
但是他畢竟出身貴族，有著很強的“君子”的優越感。所以當他的學生樊遲想學種莊稼的時候，他很不高興，只是冷淡地回答：“我不如老農”，“我不如老圃(菜農)”。而且還背後評論說：“樊遲真是個小人！當政者講'禮'，百姓沒有敢不尊敬的；當政者講'義'，百姓沒有敢不聽話的；當政者講'信'，百姓沒有不盡心的，能做到這一步，四方百姓就會拖兒帶女來投奔，還用得著你去種莊稼！”(《子路》)在這裡，孔子本能地流露出他潛在的鄙視體力勞動的貴族意識，而且當面不開導，背後去指責，也有失“誨人不倦”的儀範。對於這個“沒出息”的樊遲，很難說孔子實踐了他的“汎愛”。潛在的傳統意識的局限，雖聖人亦所不免。
孔子死後，歷經戰國，儒家分化出八個派別，孟子(公元前390年一前305年)是其中之一，對後世的影響也最大，孟子學習孔子的學說，主要靠自學。他自己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照別人的學說自學)諸人也。”(《離婁》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他“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是孔子的孫子。孟子生於孔子死後約100年，或許受過子思一派的儒者的指點。孟子篤信孔子。他一生講“仁義”，和孔子一樣；半世遊說諸侯而處處碰壁，也和孔子一樣。 《史記》說他晚年“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述仲尼(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這就是今傳的《孟子》。這部書從文體、稱謂看，是以孟子的學生萬章、公孫醜平時筆錄的孟子言論為基礎而加工編定的。全書文氣浩蕩，風格一致，是出於孟子的潤飾，對孟子會見的諸侯一概稱諡號(只有人死了以後才有諡號)應是後來的改筆。
《孟子》無今古文之別。漢代趙歧作注，把原來的七篇各分上下兩卷，所以今本《孟子》實為14篇。它們是：
梁惠王(上、下)
公孫醜(上、下)
滕文公(上、下)
離婁(上、下)
萬章(上、下)
告子(上、下)
盡心(上、下)
孔、孟都講“仁義”。 “仁”指人的根本品德；“義”指從“仁”的品德出發所採取的辦事的原則。孟子說：“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告子》上)這是很精確而通俗的說明。講“仁義”，更著重談“仁”，而《孟子》講“仁義”，更著重談“義”。這是由於兩個人所處的時代不同造成的，他們自己未必意識到這一點。所以孔子強調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而孟子強調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後代“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這個格言就是從孔、孟的這兩段話中提煉出來的。
孟子不只是重複孔子的“仁義”論，而是向前發展了一步。他提出“仁”和“義”這些東西本來是天生就有的，與生俱來的。他說：
惻隱之心(同情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羞愧感)，人皆有之；恭敬之心(尊敬長上)，人皆有之；是非之心(是非觀念)，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shuo朔〕(外加)我也，我固有之也。 (《告子上》)
從這個前提出發，孟子就提出了“人無有不善”的命題，這就是他的“性善論”。孟子認為只要好好培養、發展這種善性，“人皆可以為堯舜”，就是說，誰都可以當聖賢。在孔子那裡，“仁”是個高不可攀的境界。除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似乎沒有一個人夠格。孟子則不然，他說一個人穿上堯舜的衣服，說堯舜的話，辦堯舜的事，他就是堯舜(《告子下》)。
至於人們的壞思想，孟子認為都是環境、條件造成的。他說：“富歲(豐收年景)子弟多賴(懶)，兇歲(災荒年景)子弟多暴(胡來)，非天降之才爾殊也(不是天生的氣質就有這樣的差別)，其所以陷溺其心者也(是環境使他們的心性變壞的)。”(《告子上》)
荀子和孟子相反，認為人生來性惡(自私、放縱、爭奪)，好的思想是後天教育出來的。他的論法和孟子基本一樣，但結論相反。所以無論“性善說”還是“性惡說”，都是一種唯心主義的推想，倒是他們的老師孔子的觀點還比較實事求是。孔子只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性生來差不多，是環境、風習使之產生了差距)(《論語·陽貨》)。
從“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來推論，孟子認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同情、憐恤之心)，先王(古代帝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治理天下就像玩兒一樣)。所謂“不忍人之政”也就是“仁政”，即以愛民為本的政治。一部《孟子》，最突出的議論就是苦口婆心勸說各諸侯國國君實行“仁政”。比如第一篇《梁惠王上》開頭一段：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老夫子)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有什麼可以有利於我國的教示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大王何必談利呢，有仁義就可以了。)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從上到下全追求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遺棄)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輕慢)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這一段話可以代表孟子基本的政治主張。
孟子所謂行“仁政”，就是要讓老百姓安居樂業，讓百姓與國君同樂。而安居樂業的標準是：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五十歲的人可以穿絲綢了)。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不誤生息時期)，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不要耽誤他們的農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認真辦教育)，申之以孝悌之義(講解孝順父母友愛弟兄的道理)，頒白者(老年人)不負載於道路矣(不會背著東西在外邊奔波了)。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使天下歸心而統一)者，未之有也。 (《梁惠王》兩見，又見《盡心》)
這就是孟子的“仁政”藍圖。在孟子看來，百姓安居樂業，國家自然安定，天下自然太平，所以治國以安民為本。因此大家把孟子的政治思想叫“民本主義”。從以民為本的認識出發，孟子就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著名政治綱領。 (《盡心下》)在民不聊生的戰國時代孟子有如此深刻的思想，非常難得。但是在諸侯熱中於擴張、兼併的當時，他的主張根本行不通。
孟子在儒家學派裡的地位僅次於孔子，所以元代以後尊為“亞聖”，配祀孔廟。但是他那“民貴君輕”的言論曾經惹惱了明太祖朱元璋，結果把《孟子》裡所有重民輕君的話通通刪掉，同時把孟子的神位也逐出了孔廟。但是孟子的理論畢竟有利於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尤其是他把“仁義”看成人的天性，那麼一切“忠君”、“孝親”的封建倫理守則都成了人民大眾天生的義務。這是孟子對儒家理論的新發展，所以宋儒說“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因此，最後還是恢復了“亞聖”的頭銜，請回孔廟陪孔子吃冷豬肉。這身後的滄桑，大概是孟子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