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從“國家人民之大利”的立場提出了節用的原則，至於非樂、非命和節葬的主張，實質上是“節用”原則的應用，是防止貴族浪費的具體措施。墨子認為最大的浪費是戰爭，因此主張“非攻”，宣傳“兼愛”。但是當時的王公大人、貴族們給人們增加的痛苦，絕不止侵略戰爭這一項。戰爭雖然常常發生，但畢竟有停歇的日子，而貴族壓榨勞動者和小生產者卻是無止境的，也是百姓所受痛苦的最大原因。
墨子為了減輕小生產者和勞動者的經濟負擔，為了改善他們的起碼的物質生活，一方面要求增加生產，提高生產能力，另一方面要求貴族限制一下奢侈的生活。這就是墨子非樂、非命、節用、節葬的實際意義。
墨子自己曾說過：
凡入國，必擇務(“務”就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喜)音湛湎〔mian免〕(沉醉在酒中)，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 (《魯問》)
墨子的主張雖然分為十項，但這十項主張並不是孤立的，而是有聯繫的。墨子的基本思想，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什麼是“天下之害”呢？就是墨子所說的“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非樂上》)，墨子有時還補上一條就是“亂者不得治”。合起來看，那就是要求天下人民都能過飽食暖衣、和平幸福的生活，實現“國家之治，人民之眾，刑政之治”(《尚賢上》)。他的十項主張，所說的還是一件事。
墨子主張“非樂”，為什麼主張廢除音樂藝術的享受呢？墨子說，動人的音樂好聽，但不能解決廣大人民最迫切的生活問題，聽音樂不能當飯吃，不能當衣穿，所以應當反對：
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 (《非樂上》)
墨子指出了王公大人欣賞音樂的害處。為了奏音樂，要一套設備，設備費是要由老百姓負擔的。有了設備，沒有人演奏還是不行，比如一口大鐘如果沒有人去敲它，和一隻扣著的鍋子沒有什麼兩樣。而演奏還是要樂人去效力。老弱都不能勝任樂人的工作，必定要年輕力壯的男女才行，男的耽誤了種田，女的耽誤了紡績，這又浪費了勞動力。僅僅從演奏音樂這一點來說，已經使生產遭到了損失。但還不止此，演奏者、歌舞者決不能穿粗布短襖，歌舞的人決不能吃粗劣的糧食，否則營養不良，面黃飢瘦，看起來不免寒傖。這些本來可以從事生產的人，現在反而要靠別人來養活他們。所以墨子認為王公大人欣賞音樂歌舞就是“虧奪民衣食之財”。
墨子更進一步分析音樂藝術的享樂對國家政治和生產所帶來的損失：王公大人喜聽音樂，就會不理朝政，致使國家昏亂；士君子喜聽音樂，就不能盡大臣的職責；農夫好聽音樂，則不能早出暮歸，好好耕作，致使菽〔shu書〕粟不足；婦女好聽音樂，則不能夙興夜寐，勤於紡織，致使布帛短缺(見《非樂上》)。最後，墨子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請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為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非樂上》)
根據以上的材料，我們可以看出墨子為了減輕小生產者和勞動者的負擔，對王公大人的腐朽享樂生活提出抗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實上王公大人少一些音樂藝術活動，也確實可以減輕一些勞動者的負擔。但墨子未把批評的矛頭指向王公貴族利用音樂藝術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上面，而是責怪音樂藝術本身，這就本末倒置了。照墨子的推論，王公大人們如果放棄他們對音樂藝術的享受，就會留出更多的時間來，把國家治理好，這是沒有根據的。
由於墨子不懂得音樂藝術的價值和作用，不懂得音樂藝術的產生和創造是由於勞動和生活體驗，所以他對音樂藝術的觀點是片面的。他為了反對王公大人過分奢侈的生活，連老百姓正當的藝術生活也要一併取消，這未免因噎廢食了。荀子曾說過：“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確實說中了墨子的片面性，即他只看到眼前的實利，而沒有看到文化藝術對人民生活所起的巨大作用。
但是必須指出，墨子反對當時貴族奢侈腐化的享樂生活，指出他們的享樂是建築在廣大勞動者的飢寒痛苦之上的，這是正確的。墨子提出既然廣大勞動者不能享受，那麼貴族也不該享受。在這一意義上，墨子指出音樂藝術並不是不美，只是眼前迫切需要解決的是人民飢寒交迫的生計問題。他這種抗議，反映了人民的願望，喊出了人民的不平的呼聲。他對於王公大人的抨擊，其進步性是應當得到肯定的。
墨子提出“非命”的主張，主要用意在於教人不要坐等命運的支配。 “非命”說也反對儒家所宣稱的“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的命定論。
墨子認為一個人富貴貧賤不是天生的，而是由於努力或不努力的結果；國家的治亂，不是命定的，而是君主努力或不努力的結果。所以墨子認為真正能夠決定國家命運或個人命運的，是主觀的“力”。在當時，在一定程度上，這種觀點是值得肯定的。他首先指出，相信有命的說法是錯誤的：
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眾則眾，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 (《非命上》)
反對那些相信有命的人把一切後果完全歸到命，自己則不負任何責任的做法。墨子說：
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食之財不足，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罷”讀“疲”，無能的意思)不肖，從事不疾(“疾”是努力的意思)，必曰：我命固且貧。
昔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塗(心志)之闢(僻)，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 (《非命上》)
從墨子的“非命”主張可以看出春秋末期的小生產者初步形成一種社會力量時，他們對自己的力量已有了一定認識，儘管這些認識是很模糊的。對於世界的起源和社會的構成，他們是不能理解的，因而他們把“上帝”和“鬼神”看做最後的決定力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開始認識了人類勞動所產生的巨大力量，因而他們認為國家的興亡、個人的富貴貧賤不完全是命運的安排，而主要靠主觀的努力。墨子說：
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渝”是變的意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為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 (《非命下》)
這里墨子提出統治者的主觀努力對天下的治亂起著決定作用，給那些命定論者以沉重打擊。但是墨子的歷史觀和古代其他的哲學家一樣，仍有很大的主觀性。他把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力量，從不可知的“命”搬到少數天才的聖人手中。認為桀、紂可以亂天下，而“天下之治”也是“湯、武之力”。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抹殺墨子“非命”說在當時的進步意義。
墨子認為，不但天下的治亂係於治天下的王者的主觀努力，個人的富貴貧賤也係於每一個人的努力與否：
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強”是努力的意思)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
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
今也農夫之所以蚤(早)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
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絍，多治麻統葛緒，捆布〔xiao肖〕，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 (《非命下》)
相反地，如果相信一切都是命定的，在墨子看來那就會出現完全不同的結果：
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蕢(據俞樾《諸子平議》“蕢”字是“籍”字誤寫)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絍矣……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 (《非命下》)
墨子這裡反复講到“強”的重要性，“強”就是努力。最後，墨子認為命定的說法是極端有害的：
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術”即“述”)，非仁者之言也。今之為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非命下》)
我們清楚地看出在墨子的“非命”說中，強調人為力量的重要性，反對坐享其成的消極思想，就這一點來說，墨子的主張是完全正確的。墨子的“非命”和他的“天志”說是互相配合的。墨子認為“天”的意志是叫人和平相處，努力生產，所以墨子認為儒家相信“命定”說，輕視生產，是違反了“天”的意志的。墨子的“非命”說，一方面反對怠惰，一方面也在反對儒家的“命定論”。墨子十分關心生產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他一再宣稱他的“非命”的目的，在於“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非命下》)。這是極可珍貴的。但也不能因此否認墨子的“非命”說的弱點。
墨子對貴族世卿的妥協的立場，使他分不出勞動者和貴族世卿的利害關係有對立的一面。他錯誤地把王公大人統治百姓和農夫的“耕稼樹藝”看做同等性質。實際上，只有後者的勞動才能創造財富。墨子經常把王公大人和勞動者並列起來，當做一個整體，好像是互相配合、分工合作的兩種人。誠然，在一個社會經濟體系內，人們的社會經濟地位是有不同的，但是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存在著相互依存和相互對抗的兩重關係，而不單純是分工合作的關係。墨子在不觸動剝削制度的前提下單純要求勞動者“不敢怠倦”地從事生產，並認為人民的貧困、飢寒是由於工作不努力的結果。這種觀點顯然是片面的。先秦時期，孟子、荀子、韓非都有類似的說法。墨子之前的老子認為：“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老子》第七十五章)正確地指出了百姓貧困的根源。墨子主觀上是維護勞動者的利益的，但是，由於他的妥協性，使得一些觀點出現了片面性，才說出這種不合事實的話來。
“節用”、“節葬”和“非樂”、“非命”的中心思想是一致的。墨子認為衣服只要“冬以圉(禦)寒，夏以圉暑”即可，飲食、舟車、房舍等凡是生活所需的東西均應以實用為宜。反對華而不實，鋪張浪費。墨子說：“費財勞力，民不加利者，不為也。”又說：“用財不費，民德不勞。”(《節用上》)倡導節用、節葬的目的在於減輕人民的負擔，限制王公大人的奢侈浪費。他說：“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雖慾不亂，不可得也。”貴族富豪窮奢極欲，必然厚斂於百姓，使百姓陷於飢寒，導致天下大亂。
墨子在《節葬下》一節中，描寫了當時厚葬的情況：
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金玉珠璣比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
墨子指出，那些王公大人不但生前過著驕奢淫佚的生活，死後還要厚葬，極大地浪費了社會財富。
墨子為了勞動者的利益，在消極方面提出了“節用”、“節葬”的主張，在積極方面提出了增加財富和增加人口的方案。墨子主張不分貴賤，一律用三寸厚的木板做棺材，不要殉葬的物品，反對三年之久的喪制，反對在喪葬期間“強不食而為飢，薄衣而為寒”弄到身體瘦弱，“扶而能起，杖而能行”這種毀壞身體的繁重儀式。墨子指出，厚葬，把有用的財富埋在地下，結果必然使人民貧困；久喪，毀壞身體，又使男女隔離，必然使人口減少；居喪期間，貴族不能過問政事，人民不能從事生產，結果使得“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 (《節葬下》)
在墨子的時代，貴族奢侈浪費，享樂腐化，同時，他們還利用生活的過分享受來顯示他們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優越。墨子對當時這種社會現實進行揭露和批判，無疑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墨子最早指出，人是依靠勞動才能維持生活的。他提出了極有價值的原則：
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 (《非樂上》)
不賴其力而生活，在墨子看來是不應該的，“不與其勞而獲其實”是犯罪的，“虧人愈多，不義愈甚”。墨子並沒有明確地說寄生生活是可恥的，但照墨子的理論發展下去，勢必得出不勞動是可恥的結論。事實上墨子的後學已經正式批評了當時的王公大人是“厲民而自養”。
墨子在“節用”和“節葬”的主張中，要求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生活水平一律平等，在古代生產條件下，墨子只能採取降低貴族世卿生活水平的辦法。這種主張自然是對廣大人民有利的，雖然事實上做不到，但不可否認，這種主張在客觀上模糊了等級制度的界限，縮短了貴族世卿和勞動者之間的差距，也還是有重大意義的。我們只要看當時有些哲學家對他的攻擊，說他“慢差等”，說他不知道“貴賤有儀”，甚至惡毒地咒罵他是“無父”的“禽獸”，就可以想像得出，這位偉大的哲學家是怎樣地觸到了他們的痛處。
總的看來，墨子的節用主張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他看到侈靡的音樂藝術享樂給人民帶來沉重的負擔，就提出抗議；當命定論使人懶惰、不努力生產時，就提出增加生產的主張，以求人民免於飢寒；當貴族世卿奢侈浪費達到驚人的程度、使人不能忍受時，就對飲食、衣服、住室、財用各方面提出了節約的主張；當喪葬的儀式發展到繁文縟節費錢耗時時，就提出薄葬、短喪的主張，並要求縮小貴族世卿和人民之間生活的距離。這些都是值得稱讚的。
墨子的主要精神在於先要照顧廣大人民的利益，先要求人民的生活不飢不寒，然後再要求提高。在這些問題上，墨子確實喊出了當時人民要喊的聲音，他的偉大之處正在於此。如前面所說，他有不少主觀願望和客觀事實相違背的地方，墨子哲學中也有許多矛盾和缺點，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我們正是要肯定其進步性，批評其不足，發掘古代優秀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