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無義戰。當時貴族之間不斷地進行殘酷的掠奪戰爭。墨子接近勞動者，同情小生產者、小私有者，對他們在戰爭中所遭受的痛苦有深刻的認識，因而他反對侵略戰爭的思想感情也非常強烈。他堅決地、無情地揭發了當時侵略戰爭給廣大人民群眾帶來的災難。 《墨子》書中寫道：
以攻伐無罪之國，入其邊境，刈〔yi義〕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抑(填平)其溝池，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民之格者(抵抗的)，則勁拔之(殺死)；不格者，則係累而歸(用繩子一串串牽回)。丈夫以為僕、圉〔yu雨〕、胥、靡，婦人以為舂、酋(僕、圉、胥、靡、舂、酋是指做不同工作的奴隸)。 (《天志下》)
《墨子》書中詳盡描述了那些被圍困在城內的人民痛苦的遭遇：男女老幼皆參加守城，民間糧食、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等一切可用的物品，都被公家徵用。自圍城之日起，百姓便食不果腹，平均每天只吃三升多糧食，約合現在大半升。既有作戰死傷，又要忍餓破產。沉重的力役負擔和不可估計的財產損失已很驚人，如果戰爭長期不結束，圍城中的人民就要遭受到更多的苦難。由於和侵略者的軍隊長期相持，有時甚至弄到“易子而食，析骨而爨〔cuan竄〕”(《左傳·宣公十五年》)。至於城池被攻破後，百姓的命運將會更加悲慘。總之，在戰爭中，不管勝利或失敗，受苦受難的永遠是雙方百姓。
被侵略的戰敗國人民的命運不消說是很悲慘的，那些強大的侵略國的人民又是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呢？他們的命運和遭遇並不比被侵略的弱小國家的人民好多少，疾病、創傷、破產、死亡的命運也在等待著他們。發勝利財的是那些王公大人；倒霉的卻還是人民群眾、小生產者。墨子也無情地揭露戰爭給侵略國人民帶來的災難：
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獲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據孫詒讓校，“上”字應是“出”字)，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劼〔jie傑〕(據吳毓江《墨子校注》改“劫”為“劼”)，往而靡弊腑冷(據畢沅說，“腑冷”即“腐爛”)，不反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列往(整整齊齊地出發)，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塗道之修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國家發(廢)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眾，然而何為為之？ (《非攻中》)
罪惡的戰爭，對多數國家，對多數人民都是有害的。墨子曾用一個生動的比喻來說明戰爭的害處。他把戰爭比作醫病，說比如有一種藥，一萬人吃了，只好了四五個人，這種藥就是無效而有害的。戰爭的結果如果只便宜了荊吳之王、齊晉之君，這就肯定戰爭是極端有害的，所以應當反對(《非攻中》)。墨子在《非攻上》曾生動詳盡地論證了戰爭是虧人而自利的：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眾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tun屯〕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滋)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厩，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滋)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扡〔tuo拖〕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厩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滋)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
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我們可以看出，墨子之所以反對戰爭，完全是為了反對統治階級的侵略和掠奪，是為了勞動者、小生產者的利益著想的。事實再清楚不過，只要有戰爭，無論是大國或小國，無論是戰勝國或戰敗國，首先遭到損失的總是出錢出力的老百姓。所以墨子希望實現和平，希望“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勞動者能獲得起碼的生活條件。他的主張是正義的，所以是正確的。這種憎恨侵略戰爭、嚮往和平的優良傳統，直到今天也還鼓舞著我們。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墨子哲學的全部精華，那就是他熱愛和平、反抗侵略的思想。墨子體現了中國古代勞動人民樸質、善良、堅貞不渝的性格。
墨子的“非攻”的主張不是無條件地反對一切戰爭，而是反對“強凌弱，眾暴寡”的非正義的戰爭。他並不反對抵抗暴力、保衛和平的戰爭。不但不反對，而且用實際行動來支持抵抗暴力、保衛和平的一方。他認為湯伐桀、武王伐紂的戰爭是代表人民除殘去暴的正義行為。湯對於桀，武王對於紂，雖然用兵，但不能算是侵略(攻)，應該算是討伐(誅)。討伐人民的敵人，其性質和侵略戰爭根本不同，如果混淆了這兩者的根本區別，那就是不知“類”。
如果結合墨子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來看墨子的反對侵略戰爭的思想，就會發現他的主觀願望和歷史發展的道路是存在著矛盾的。歷史發展要求從分散割據的局面走向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局面。也只有迅速地結束了分散割據的局面以後，才會真正減少戰爭，而結束分散割據的唯一方式就是通過兼併戰爭。古代的歷史就是從許多表面上看來似乎盲目的行動中，體現了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的。歷史總是沿著必然的規律，向既定的方向前進著。墨子的主觀願望是好的，他不愧為一個同情人民、有高度善良願望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動家。但他無法科學地認識歷史發展的必然方向，因而他反對戰爭的理想固然反映了一部分現實情況(像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痛苦)，卻對消滅或避免戰爭提出了極不現實的辦法，這一點集中表現在墨子的“兼愛”學說中。
墨子“非攻”的主張的理論基礎就是“兼愛”的學說。
墨子不但反對一切侵略戰爭，並且企圖消除一切侵略戰爭發生的根源。他認為：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 (《兼愛上》)
根據以上的推論，墨子認為當時國與國之間的戰爭都是由於“不相愛”。如果要天下治而不亂，那隻有做到“兼相愛、交相利”，以“兼”來代替“別”。 “兼”，在墨子看來是大公無私、不分彼此、關心別人如同關心自己一樣的高尚品質。具有這種高尚品質的士，墨子稱他做“兼士”；具有這種高尚品質的國君，墨子稱他做“兼君”。和“兼”相對立的是只顧自己、不為旁人設想的自私自利的惡劣品質，墨子把這種品質叫做“別”。具有這種壞品質的士，墨子稱他“別士”；具有這種壞品質的國君，墨子稱他“別君”。甚至後來墨家分化為好幾派，他們互相稱呼其他派別的墨家叫做“別墨”。
但是，墨子把戰爭的起源、社會的不合理現象，都歸結為道德品質問題，卻完全是以主觀臆測對待客觀存在的實際問題。
墨子從善良的願望出發，反對不義的戰爭，把反對戰爭的理論基礎安放在“兼愛”的學說上，卻沒有能夠找尋侵略戰爭和互相爭奪的社會根源，認為人間之所以有戰爭，是由於人們不明白“兼愛”的道理。墨子把社會混亂的根源歸結為人類的認識錯誤，這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
墨子把當時父子、兄弟之間的關係和國君、人民之間的關係看作同類性質的關係，這是原則上的錯誤。因為當時的國君和百姓根本不可能“兼相愛、交相利”，事實上他們之間的關係除了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外，還有對抗的一面。這種對抗關係在某種情況下還可能大大激化，演變成大規模的劇烈衝突。墨子的“兼愛”的道理並不難懂，可是以墨子的鍥而不捨的精神，以墨學幾百年來的廣泛傳播，卻沒有遇到一個“兼君”，倒是教育出了一些為國君忠心服務的敢死之士，其中的道理是值得深思的。
墨子“兼愛”的主張企圖使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相安無事，和平共處，盡量做到“強不劫弱，眾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可是按照墨子的辦法，上下貴賤之分和舊秩序是實際存在而不能改變的。
當然我們也不應該僅僅根據墨子的思想方法的失誤，連墨子的反映廣大人民的求生存、愛和平、反侵略的合理的願望也一筆勾銷，這對於墨子和墨學的評價是不公平的，和當時的實際情況也是不符合的。
正因為反對侵略戰爭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的正義的願望，所以墨子的“非攻”的主張，構成了他的學說中強有力的核心部分。墨子對於侵略戰爭的認識是深刻的，他完全理解戰爭給當時的小生產者、勞動者帶來的痛苦。正因為如此，在“非攻”這一問題上，他接觸到了真理。無論如何，用千百萬人民的生命，用廣大人民創造出來的財富，去進行殘酷的侵略戰爭，人民是有權利提出質問的。用千百萬人民的生命爭奪一個城市，毀掉當時最缺少的——人，以換取當時不缺少的——地，人民是有權利提出抗議的。
墨子反對侵略戰爭的理論根據，就是“兼愛”的學說。根據上文的分析，墨子所說的“兼愛”，是從精神方面、心理狀態方面出發來對待人與人的社會關係的。墨子把千百萬人民群眾的正義的呼聲——反對侵略戰爭——安放在一個善良願望的基礎上，造成了理論上致命的弱點。這一點是墨子自己不可能認識到的，反而把“兼愛”當做他和他的學派的積極主張，把“非攻”當作實現他的“兼愛”和“天志”(墨子“天志”的主張，見下文專章論述)的理想的手段，顯然頭腳倒立了。孟子發現了這個問題，全力攻擊“兼愛”學說。孟子為了世襲貴族的利益，也提出了一些反對戰爭的口號。他也反對“爭城”、“爭地”的戰爭，也反對貴族過分地剝削人民。但孟子是因為擔心貴族這樣搞下去會垮台，認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良心上過不去，所以應當不要殺人。這和墨子所主張的為了百姓人民的大利，在基本立場上是不同的。
總之，墨子的“非攻”的主張，是有事實根據的，是墨子學說中的精華部分。但墨子把“非攻”這一正義主張，安放在“兼愛”和“天志”這樣的主觀願望的基礎上卻是錯誤的。墨子“非攻”的主張，誠然表達了當時人民群眾的主觀要求，但由於墨子受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還遠說不上從社會發展的整體利益來認識戰爭的意義。墨子固然也曾用“攻”和“誅”來劃分正義和非正義的戰爭，但他把正義的標準安放在“天”的意誌上，認為只有不敬鬼神的暴君，觸犯了“天”的意志，才成了被討伐的對象。這樣，就把戰爭的正義或非正義的標準歸結到不可捉摸的“上帝”或“鬼神”的意志方面去，人類也就不能掌握了。這種不正確的觀點是必須加以指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