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在古代是先進的，近代卻落後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整個亞洲只有日本發展為資本主義國家，其他各國都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二戰之後，日本從廢墟中重新崛起，香港、台灣、韓國、新加坡等地區與國家也實現了經濟起飛，進入發達行列，它們(被稱為“亞洲四小龍”)和日本一起，形成“工業東亞”。從70年代末起，工業東亞已經是一個熱門話題，引起國際學術界的關注。人們在研究它是如何興起的。除了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扶植如貸款、投資、提供技術設備等等之外，其內因又是什麼？很多學者註意到，這些國家和地區都有儒學傳統。
美國環太平洋研究所所長弗蘭克·吉布尼認為，儒家倫理與美國現代經濟民主主義的巧妙結合，是日本經濟成功的秘密所在。他把日本這種經濟形式叫作“儒家資本主義”。日本著名企業家澀澤榮一認為，加算盤，是企業經營的法寶。代表儒家倫理，算盤代表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如果只注重牟利，而丟掉了仁義忠孝，是辦不好企業的。這兩人的提法不僅適用於日本，也適用於“四小龍”，“四小龍”的經濟，也是一種儒家資本主義經濟。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人和人的關係是商品所有者的契約關係，儘管事實上是不平等的，但在法律上是平等的，這就是資本主義優於封建主義的地方，在這一點上工業東亞與西歐北美並無不同。但是在如何調節社會上特別是企業內各層人之間的關係，如何培養人們服從權威、遵守紀律的自覺性等等問題上，西方主要依靠行政、法律手段，依靠物質的獎勵懲罰。但在有儒學文化背景的日本及“亞洲四小龍”，則在其中加上了濃郁的儒家倫理的色彩。在日本，職工一進入企業就要接受忠於企業及其領導人的思想道德教育，而企業領導人則以長輩身份給下屬以慈愛和禮遇，實行各種形式的感情投資，使職工感到企業像家庭，感戴“家長”，努力工作。日本學者森島通夫認為，“忠誠、孝順和對年長者的義務一起，塑造了一個價值的三位一體。這種三位一體的價值在社會內部調節著以權威、血緣紐帶和各自年齡為基礎的等級關係”。這就是說，在日本忠孝等儒家道德觀念仍在起作用，它們調節著上下、親疏、長幼的等級關係，使之達到和諧。應該指出的是，這裡的等級與封建時代的等級有原則區別，這裡的忠孝等觀念與儒家本來意義上的忠孝等也不相同，只是帶有儒家倫理的色彩而已。不過正因為有這個色彩，它調節人際關係的功能就與純行政手段不同，日本職工與歐美比較有更大的勞動積極性和更少的罷工鬥爭。據說這是日本工業崛起的原因之一。
在工業東亞，隨著工業化和社會財富的增加，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收入提高，住房條件改善，金錢的誘惑加強，西方消費文化的傳播氾濫，使人們拋棄儒家傳統的價值觀，出現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功利主義的浪潮，無視精神價值和道德生活。於是，困擾著西方的許多社會病，如犯罪、吸毒、性解放、家庭破裂、道德淪喪等等，也在這裡孳生、蔓延。企業管理的成功與社會文化生活的失控，形成鮮明對照。政界和知識界的有識之士憂心忡忡，表示要重建精神價值。在這個背景之下，南朝鮮的新民運動，新加坡的禮貌運動、敬老運動、推廣華語運動以及儒家倫理的宣傳運動都接踵而來。這些運動的中心內容就是把儒家倫理重新召回到現實生活中來。有人試圖用現代精神重新解釋帶有儒家色彩的倫理道德觀念。東西方的人士都在關注它們的實驗。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及工業東亞的崛起，歐美各國對儒學的興趣大為增加，高等學校紛紛加強或新辦漢學系，中國學研究機構也擴大、增多了，集中一批學者從事儒學的研究和教學，許多學術專著和論文面世。他們這樣做不僅是為了了解中國、東亞並與之打交道，同時還為了尋求解決西方自己的社會問題的藥方。美國學者歐柏廉認為，西方的問題在科技發達而倫理落後，有許多倫理學理論鼓勵了犯罪和戰爭。解決當代社會倫理落後的辦法和維護世界永久和平的關鍵，可在孔子關於仁愛與中庸的教誨中找到答案這種意見在西方學者中具有相當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