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歐洲通過古代的絲綢之路早已有交往。但真正把儒家思想傳到西歐並產生影響的則是明清時代來華的傳教士。 17世紀下半葉，意大利傳教士首先來到中國，其中最有名的是耶穌會士利瑪竇(公元1552—1610年)。利氏1582年來華，留居中國28年，接觸各階層人士，結交徐光啟、李之藻等一批官僚士大夫，對中國國情、傳統思想有深刻的了解。他下苦功學習儒家經典，深知其影響既深又廣，認為只有肯定儒學並把它與天主教教義結合起來，才能在中國傳教。他一面用中文發表《天主實義》等書，向中國人傳播用儒學論證的天主教教義，一面用拉丁文出版他譯的《四書》和他寫的《基督教傳入中國史》、《利瑪竇日記》，向歐洲介紹中國和儒學。他的著作在意大利和歐洲引起強烈反響，利氏因此得到“博學西儒”的雅號。此後來華的傳教士有增無減，其中多數人也像利氏一樣，主張天主教與儒教相融合。他們既講聖經又講儒經，如艾儒略在福建傳教多年，被當地人稱為“西來孔子”。他們也大力向西方介紹儒學，傳教士殷鐸澤等人的《中國之哲人孔子》於1687年在巴黎出版後，歐洲學者普遍認為孔子是道德與政治哲學的最大學者，對儒家的讚美達到最高峰。
儒家經典經傳教士和旅歐華人的迻〔yi移〕譯，源源不斷地在西歐各國出版，其中不僅有《五經》、《四書》，還有《通鑑綱目》、以及一些文藝作品如《元人百曲》、《趙氏孤兒》等等，加上傳教士自己寫的關於中國、儒家思想的書籍，在讀書界、思想界造成強大聲勢，使各國王公貴族到普通民眾都關注中國，甚至形成中國熱。 18世紀的法國處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先進的思想家們正在從各方面批判基督教和教會，啟發著人們的頭腦，當儒家這種非基督教思想體係出現在面前時，他們的驚喜、振奮是可想而知的。儒學給了他們以極大的鼓舞和啟迪，受到他們的衷心讚譽。
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公元1694—1778年)對孔子及其學說最為傾倒。他十分推崇孔子的德治思想，認為中國兩千年來從天子到庶人都以修養道德為本，以孔子學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能做到國泰民安。由於孔子思想的強大威力，征服中國的人，到頭來都被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征服。伏氏反對君主專制，主張開明君主制，在他心目中，中國正是開明專制的模範。中國政府把增進人民的福利當作首要的工作，人民則把政府官員看作家長。他認為中國的政治組織是最優良的，他說：“我們不能像中國人一樣，這真是不幸。”伏氏對儒家只講道德，不講“怪力亂神”等迷信觀念，十分讚賞。他說：“道德是來自神的，所以到處是一律的；神學是來自人的，所以到處不同而且可笑。”他是一位自然神論者，認為真正相信上帝的人只講道德，不講迷信，孔子就是這樣，歐洲的教會恰恰相反，只講神學迷信不講道德。為了宣傳孔子倫理思想，他把元曲《趙氏孤兒》改編為《中國孤兒》，搬上法國舞台，讓法國人看到道義畢竟要戰勝暴力。伏氏在自己的著作中常常讚譽孔子思想，把孔子畫像掛在自己的禮拜堂中朝夕禮拜。
法國百科全書派的代表人物霍爾巴赫(公元1723—1789年)，對孔子的德治思想也十分推崇。他在《社會的體系》一書中強調：“中國可算世界上所知唯一將政治的根本法與道德相結合的國家。這個歷史悠久的帝國向人們顯示，國家的繁榮須依靠道德。在這片廣大的土地上，道德成為一切合於理性的人們的唯一宗教。”他認為歐洲的政府一定要學中國，歐洲的基督教道德也應用儒家道德取代。另一位百科全書派學者狄德羅(公元1713—1784年)認為，孔子學說簡潔可愛，只用理性或真理去治國平天下，令人欽佩。
法國重農學派的創始人魁奈(公元1694—1774年)認為真正創造財富的是農民的勞動，是農業，而不是貿易經商。他對儒家學派的重農輕商思想十分讚賞，並且認為儒家舉賢才的思想以及以科舉考試選拔官吏的做法，比法國世襲貴族把持官場的做法要優越得多。在他的提倡鼓吹下，法王路易十五也曾仿照中國皇帝的樣子，舉行親耕儀式。由于魁奈敬重孔子，宣傳儒家思想，他本人被稱作“歐洲孔子”。他的弟子大米拉博曾說：“孔子立教的目的，在恢復人類的天性，不再為愚昧和情慾所蒙蔽，所以他教人敬天，畏天，愛人，戰勝物慾，勿以情慾衡量行為，應以理性為標準；凡是不合理性的，叫他們勿動、勿思、勿言。宗教道德優美到這個地步，真是無以復加了。但是還有一件要事待我們去做，就是把這種道德教訓普行於世界，這就是吾師的事業……”重農學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杜爾果不但閱讀儒家書籍，而且與旅歐華人有密切交往，得到許多有益的啟發，推進了自己的研究工作。
18世紀的德國思想界，也流行著孔子熱、儒學熱。德國大哲學家、大數學家萊布尼茲(公元1646—1716年)很欣賞中國的古老文化。他讀過儒家經典，與到過中國的傳教士關係密切。他認為，中國的政治、倫理堪稱模範，帝王賢明，平民有教養，如能把這些引進歐洲，而中國引進歐洲的理論自然科學，一定會增進人類的幸福。萊氏的數學成就之一是創立了用0和1表示所有數字的二進制數學。後來當他看到邵雍《先天圖》六十四卦的排列時，驚喜地認為，中國古代的伏羲氏幾千年前已經懂得二進制的道理了。因為號稱伏羲先天圖的六十四卦次序，從坤開始每卦遞增一個陽爻——，到乾卦為止，秩序井然。如果以陰爻為0——，陽爻——為1，那麼每一卦都是一個二進制的數字，如坤為000000，乾為111111，用自然數表示分別是0和63，中間各卦分別為000001，000010……，111110，用自然數表示即1，2……62。萊氏說：“這個《易圖》可以算現存科學之最古的紀念物，然而這種科學，依我所見，雖為四千年以上的古物，數千年來卻沒人了解它的意義。這是不可思議的——它和我的新算術完全一致，……要是我沒發明二元算術，則此六十四卦的體系即為伏羲《易圖》，耗費了許多時間也不會明白的罷！”萊氏的學生沃爾夫(公元1679—1754年)也是一位儒家文化的宣傳者，在這方面他的影響更大，因為他不像老師那樣偏愛拉丁文，而是用德語在大學裡授課。 1721年他在哈爾大學講《中國的實踐哲學》，認為儒學是關於政治、倫理的實踐哲學，是由堯、舜、孔子等創立和堅持的傳統觀念。儒學以自然和理性為基礎，與基督教的神啟和信仰可以相輔相成。雖然承認兩方面都是真理，都有存在的必要，但他對自然和理性的傾向是非常明顯的。德國政府認為他宣傳了無神論，勒令他在48小時內離開德國，否則即處死刑。不過這種辦法並沒能阻止沃爾夫思想的傳播，他受到人們的同情和支持，他的哲學在一段時間裡佔領了許多大學的講壇。
儒家思想在啟蒙運動盛行的西歐特別是法、德兩國，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是一個奇特的文化現象。為什麼一個封建宗法等級制的思想體系會幫助資產階級啟蒙運動呢？這是因為啟蒙思想家們由於渴望非基督教文化，而把儒學大大地理想化了，用他們自己的觀點去闡釋儒學，他們抓住儒學的某些特點，向著他們希望的方向去理解和解釋，儒學便成為主張理性、博愛和道德，主張法制和開明君主制的學派，他們藉用儒學的名義發揮他們的主張。因此越是熱烈要求思想啟蒙的人，越是熱烈地頌揚儒學。法、德兩國的一些思想家就是如此。 19世紀的俄國的革命民主主義者也有類似的情況，用儒家的“聖王”去解釋他們的民主思想。這時的英國經過革命和妥協之後，社會秩序已經安排就緒，沒有法國那樣強烈的啟蒙要求，所以英國人能更客觀地看待儒學和中國文化。雖然在英國建有歐洲最早的孔子廟，作為歐洲“中國熱”的一個反映，但那隻是從建築學上考慮，備一個中國風格的建築物，決不是尊崇儒家，實際上英國人對儒家思想是冷淡的。
19世紀以後，西歐各國對儒家思想的態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熱”、“孔子熱”消歇了，代替崇敬、讚揚的是鄙視、貶抑。這時西歐的學術界經過長時間的研究之後，對中國文化的底蘊已經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們看到前輩學者的誇大和失實。特別是在這個時代各國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建成，它們需要的是殖民擴張，奪取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中國這個老大腐朽的東方帝國恰恰是它們的掠奪對象，對中國的政府、人民和傳統文化鄙視乃至仇視就是非常自然的了。這時它們也還要研究中國，但目的不是發揚中國的國粹，而是找出其缺點、弱點、落後和腐朽的東西，以便打敗和製服它。從學者方面說，以增進了解和友誼為學術研究目的的，不乏其人；但是從政府、財團、基金會方面說，它們撥款建立研究機構、購置圖書等等，總離不開侵略與擴張的需要。不像啟蒙學者對儒學和中國文化有意抬高，而是有意貶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