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主要介紹儒家在朝鮮、日本、越南等國的傳播和影響。
朝鮮北與我國東北接壤，西隔黃海與山東、江蘇相望，很早便經由陸、海兩路與我國交往。孔子思想至遲在漢代已經傳入朝鮮，在朝鮮的三國時期(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7世紀)得到較廣泛的傳播，其中高句麗最早推行儒學教育，公元372年建立太學，講授“五經”、“三史”(《史記》、《漢書》、《後漢書》)；百濟也積極吸收儒家文化，聘請南朝樑的博士前去講《毛詩》和《周禮》。新羅的步子邁得最大，它依唐制建立國家機構，派留學生到唐朝學習儒學，它能統一三國不是偶然的。
新羅時期(公元675—935年)和高麗時期(公元935—1392年)統治者都信仰佛教，但政治和倫理思想都是儒家的。他們提倡仁義禮智信，而特別注重孝道。行孝者得賞，不孝者受罰，從小培養敬事父母的孝心，長大移孝為忠，成為忠君尊王的良民。於是有孝子尉貂，割大腿肉做餛飩給父親吃了治病，有忠臣洪灌在動亂中為王殉難。這兩個王朝為推行儒教，設太學、開科取士、印製或進口儒書，建文廟尊孔等等，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李氏朝鮮(公元1392—1910年)取代王氏高麗之後，拋棄佛教，全力推行儒教尤其是朱子學，尊為唯一正統思想。李朝推行儒教的方式大體上與前朝相同，不過由於指導思想變為獨尊儒術，所以無論在哪一方面都不遺餘力。李朝重科舉，文武兩班官員都通過考試錄用，文官的生員試、進士試、文科考試要考漢文和儒學自不必說，即使武官的考試也必須加試儒學。在學校教育方面，除在首都設成均館(下置四個學堂)外，各府縣都設鄉校，與此同時尚有無數私人辦的書堂，全部以儒家經典為教學內容。統治者對培養忠孝節義的禮俗教育非常重視，除了印刷出版儒家經典外，還命學者編輯大量通俗讀物乃至畫冊，解釋經典，表彰忠臣孝子，以漢文、朝文出版，這些書有《孝行錄》、《三綱行實》、《三綱行實圖》等等，通過它們把忠孝觀念灌輸到千家萬戶，使婦孺皆知。經過長期教化，原有的尚武之風被改變，李氏朝鮮成為“崇尚信義，篤好儒術，禮讓成俗，柔謹為風”(《朝鮮志·風俗》)的國家。李朝被稱作“儒教王朝”，儒學在這個時期達到鼎盛。
由於儒學、朱子學的傳播和濡染，朝鮮出現了一批具有較高水平的理學家。高麗王朝後期，朝鮮朱子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李穡、鄭夢週、鄭道傳等嚴厲批判佛教，指出它的靈魂不滅、定數輪迴都是錯誤的，抨擊它在政治、道德等方面給社會帶來的危害，為在意識形態領域結束佛教的統治、確立朱子學的正統地位做出了貢獻。李朝時期的理學家們把朱子學的研究推進一步。徐敬德繼承張載傳統，大講氣不滅和氣一元論。正統派代表、具有“海東朱子”之稱的李滉(退溪)堅持理一元論，以為“理為氣之帥，氣為理之卒”。在人性問題上，主張嚴格區分性情，認為四端(仁義禮智之端)是由天理髮出的，七情(喜、怒、哀、樂、愛、惡、欲)是由氣發出的，應該讓七情服從四端。他的學生李珥(栗谷)既不同意乃師，也不同意徐敬德，主張理氣二元，二者不能分離。在性情問題上以四端雖為理髮，但發出便有氣(情)隨之，七情雖為氣發，但發出便有理來駕馭，四端七情不能分離。引發了“四七理氣”的多年爭論。通過這場爭論，朱子學的研究更深入了，但也漸漸走向繁瑣和教條化。後來，為朝鮮的振興富強、民主科學而奮鬥的各個學派都拋棄了朱子學，進步學者們吸收諸家思想，建立了朝鮮的實學、北學、東學以及開化思想、啟蒙思想體系。 1910年以後，日本帝國主義滅亡李朝，佔領朝鮮，一度廢止尊孔讀經，後轉而利用儒教奴化朝鮮人民。正統儒家學者，曾利用儒教宣傳動員群眾抗日復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朝鮮南北兩方，分別實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儒家思想不再是統治思想，僅作為傳統文化為人們所研究利用。
越南也是中國的近鄰，自古以來就接受中國文化，儒家學說是其中重要組成部分。秦始皇開始設置郡縣，交趾郡在今越南北部；後來從兩漢到隋唐五代，越南作為中國郡縣達一千多年；儒家思想在中國行政官員倡導下，逐漸在越南生根，成為越南的傳統思想文化，對越南較早結束奴隸制、建立封建社會，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東漢交趾、九真(兩郡均在越南)太守錫光、任延教當地人農耕和中國嫁娶禮俗。三國時代的士燮為交州太守，政績斐然，受越人擁戴。他接納中原逃往交州避難的士人，帶動他們向越人傳播詩書禮樂知識，影響深遠。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越南讀書人到中原遊學、為官；到了唐代，通過科舉考試，在中原得功名任官職的越人就更多了。
公元939年越人吳權建立吳朝，宣布越南獨立，不過越人政權仍然提倡儒學。公元1010年李公蘊建立李朝，由於認識到治國安民必須依靠儒家思想，開始抑制佛、道，專門崇儒。 1225年建立的陳朝繼續推行崇儒政策，具體辦法是從中央到地方創辦儒學學校，中央稱國子監，地方稱府學、州學。皇帝多次到太學聽講，皇子必須接受系統的儒學教育。陳朝完善了科舉取士制度，考試科目、辦法與中國大體一樣，給錄取者榮耀、官職及各種優待。這種做法吸引廣大讀書人專心於儒學，培養了有勢力的儒士階層，使儒家實力大大增長。儒家學者朱文安、黎文休、張漢超等對佛教展開激烈批判，陳朝中後期儒家取代佛教，在意識形態領域佔了統治地位。
儒學在越南的全盛時期，是後黎(公元1428—1789年)和阮朝的前期(公元1802—1884年)。黎太祖黎利上台之後，立即定律令，制禮樂，興科舉，設學校，在政治、文化、民俗等領域全面推行儒家主張。黎朝後代皇帝循此繼進，崇儒之風越來越盛。崇儒的方式方法無非以上幾項，但每次都做得非常徹底。皇帝不但制定崇儒法令，而且親自執行，如到太學聽講，親耕籍田，鼓勵農桑等等。國子監和學校有嚴格的考核制度，獎勤罰懶，賞優汰劣，引導儒生勤奮學習。科舉考試內容、方式大體與中國一致，特別之處在道德擔保，公元1462年頒行《保結鄉試例》，規定應試者須有父母官關於他德行的擔保，才准許參加考試，一切言行不符合儒家倫理道德的不得應試。為把儒家綱常貫徹到民間，朝廷制定《教化四十七條》頒行全國，其基本內容是“為臣盡忠，為子止孝，兄弟相和睦，夫妻相愛敬，朋友止信以輔仁。父母修身以教子，師生以道相待，家長以禮立教，子弟恪敬父兄，婦人無違父子……”政府官員及儒生有義務向群眾宣傳《教化四十七條》，做得好的人也可以得到一定官職，對於促進儒家倫理的普及起了巨大作用。
16世紀以後，後黎王朝衰落，分裂為南阮、北鄭兩個政權，連年爭戰。 1802年阮福映統一越南，建立阮朝。為了反對農民起義“以下犯上”與鄭氏家族的分裂勢力，阮氏家族很早便強調儒家的三綱五常和大一統觀念，統一之後繼續推重儒教。首先是加強從皇子到百姓的儒學教育，嚴格集善堂(皇子受教處)、國子監及地方學校的規章制度。對民間的倫理教化工作也抓得很緊，朝廷的《政要目錄》即提出“舉賢良方正，以表德行。旌孝順節義，以明人倫。”以及對其他種種德行的表彰辦法，將儒家倫理推廣到窮鄉僻壤。阮朝尊孔在越南歷史上也達到高峰，不但大修文廟，上尊號“至聖先師”，而且皇帝親臨文廟向孔子“神位”頂禮膜拜。黎阮兩朝，培養出一大批儒學大師，如黎朝的阮秉謙、潘孚先、吳士連，阮朝的鄭懷德、潘清簡等等，他們寫了大量著作，闡釋、發揮儒家思想。在民間，還流傳著一些用越南喃文寫的儒家倫理的通俗讀物。
儒家思想在黎阮兩朝達到鼎盛。 1884年法國占領越南，實行殖民統治，廢止漢文、喃文和科舉制度，推行法文和拉丁化越文。這樣儒學與漢文化的傳統被割斷。但是由於兩千年傳統的影響，許多人心向儒學，在法國占領之後仍在學習、研究它，一些大儒寫出研究專著，表達抗法复越的思想。
日本與中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它也同朝鮮、越南一樣，很早便輸入了儒家學說，並深受其影響。關於儒學傳入日本，大體有兩種說法，其一是說，秦始皇時代，徐福以赴東瀛採長生不老藥為名，帶數百名童男童女到日本，可能隨船帶有儒家典籍。另一個說法則是公元285年，百濟使者薦博士王仁到日本獻、《千字文》。此事中日史書均有記載。當時日本正處在原始社會向奴隸制社會過渡的階段，有家族制度，但還沒有與之相適應的宗法等級思想和倫理道德觀念，需要文字但還沒有文字。一書從載體(漢字)到內容，都非常適合日本的需要。於是儒學就與漢字一起在日本土地上生了根。不過在王仁到日本之後的二三百年間，儒學教學僅僅在皇子和王公大臣中進行，影響尚不普及。
公元7世紀的日本列島上，皇權與代表氏族制度的舊貴族矛盾日益尖銳。為加強皇權，聖德太子於公元604年制定17條憲法，除第二條要求篤敬佛家三寶之外，其他各條皆為儒家信條，主要是忠、信、仁、禮。 “國非二君，民無兩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第12條)“無忠於君，無仁於民，是大亂之本。”(第六條)“信是義本，……君臣共信，何事不成！”(第九條)“君臣有禮，位次不亂；百姓有禮，國家自治。”(第四條)646年孝德天皇在曾長期留華的對隋唐社會、政治、文化、思想均有深刻了解的日本大儒南淵請安等人幫助下實行“大化改新”，廢除了舊貴族私有部民制，按唐朝的榜樣，建立中央集權的專制政體，使日本成為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大一統的封建國家。聖德太子執政後，特別是大化改新後，日本不斷向中國派遣使節——遣隋使、遣唐使，和大批留學生、學問僧，學習儒家經典，搜求儒家書籍。並在首都設大學寮，在地方設國學，推進漢文化主要是儒學教育。
在奈良時期(公元710—794年)和平安時期(公元794—1192年)統治者雖垂青佛教，但從未放鬆推進儒教，他們明白精神解脫要靠佛教，但治國安民非儒術不可。除繼續派留學生，進口、印製儒書，加強大學寮的管理外，特別注意將三綱五常和忠、孝、禮的觀念灌輸到民間，而孝是重點。孝謙天皇曾下詔說，孝是各種德行的基礎和治國安民之道。要求每家每戶都要有《孝經》，經常背誦實行。歷代天皇對孝子順孫都給予各種獎勵。日本雖無科舉制度，但朝廷規定，政府官員一定要從修習仁、義、禮、智、信的人中選拔，根據其素質與程度委以官職。這種做法對儒風的振起有絕大影響，其作用不下於科舉。在奈良、平安兩朝，孔子的地位日益提高，公元701年開始祭孔，768年尊孔子為文宣王，親王以下百官都參加釋奠，典禮過後到大學寮聽講儒經，或由天皇召博士入宮講經。當時崇唐之風十分盛行，遣唐使、留學生仰慕盛唐文化，許多人長期留唐，遊學、做官甚至娶妻生子，終身不返。回到日本的也與眾不同，戴唐式冠，穿唐式衣，吟唐詩，說唐話，意氣揚揚，唐味十足。慕唐達到頂點之後便走向反面，有識之士提出“和魂漢才”，即藉鑑中國文化發展日本民族文化，而不是事事模仿。平安中期以後，停派遣唐使，努力擺脫唐風，逐漸發展出獨具特色的日本文化。但這並不意味儒學的停滯。相反，儒學在日本化之後得到新的發展。
1192年之後，日本進入幕府時代，天皇大權旁落，幕府將軍實行獨裁統治。將軍、大名、武士組成的等級制的武士地主階級，控制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權和土地。他們的理論家適應當時的需要，取儒家的忠、勇、信、禮、義、廉、恥等觀念和佛家不念生死的思想，加工形成武士道德或武士道精神。由於儒家思想是武士道精神來源之一，所以繼續受到社會各界的重視。 1603年德川將軍削平群雄，建立江戶幕府，處理全國政務，管轄全國領地。一個中央集權的實行等級身份制的封建國家正式形成。從這時到明治維新的200多年間，稱為江戶時期或德川時期。這是日本封建社會高度發展的時期，也是儒學高度發展的時期。這時在日本佔統治地位的，不是原始儒學，也不是漢唐經學，而是朱熹的理學。
理學早在十二三世紀便傳到日本，德川將軍統一全國之後，認為武功已到頂點，但文治還不夠，於是銳意崇儒重道。他拋棄佛教，提倡理學，重用藤原惺窩及其弟子林羅山等理學大師，讓他們講學、著書，傳播發展朱熹思想。藤原惺窩遵從朱熹的性理說，認為天地萬物皆以理為本。他批評佛家思想，使日本儒學最終擺脫禪學影響，他的弟子很多，最著名的是林羅山。林羅山心悅誠服地尊信程朱，既反對佛教，也反對耶穌教，著有《排佛論》和《排耶穌論》，反映了幕府將軍對佛的厭棄和對西方勢力的疑懼。他還大力論證日本的神道和儒教——理學的一致，使它們更好地結合起來。經過林羅山的努力，朱子學成為德川時代的官學。他本人以大儒身份侍奉過德川家四代將軍，成為幕府中重要智囊。
影響日本學術界的除朱子學以外尚有古學派、陽明學派以及水戶、折衷、考據等學派，它們都表現了與朱子學不同的思想傾向。如古學派尊信三皇、五帝、周公、孔子，認為唐以後儒學是偽學，代表被閒置的貴族和中小地主階級，反對正統官學——程朱理學。陽明學派繼承王陽明的良知說、明德說，認為整個世界及其秩序，乃至儒家倫理規範都是人心的產物。開始它作為傳播儒學的通俗方法而存在，後來形成與朱子學對立的學派。陽明學派的一些重要學者逐漸萌發出代表市民利益的平等思想，重視實踐的思想，為明治維新做了思想準備。
1868年德川幕府被推翻，政權重新回到天皇政府。日本實行明治維新，逐漸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但日本的封建殘餘勢力頑固，因此明治初年被打擊的儒學，不久又受到當局的重視。天皇和文部省連連發布文件，要求在中小學中加強道德教育，其主要內容即忠孝仁義。成為日本教育指導原則的明治天皇《教育敕語》，簡明扼要地闡述了儒家倫理規範，以為人人遵守，可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在明治朝和明治以後，祭孔活動繼續進行，並投入大量人力財力開展儒學研究、儒家經典的翻譯出版工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儒學作為意識形態才明顯地衰落下去。
縱觀東亞三國歷史可以看到，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文化給它們帶去的是文字、高度發展的農業、手工業技術以及與儒學有直接關係的先進的哲學、倫理、政治思想和統治經驗，這一切對於這三個國家從野蠻到文明，從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幫助它們建設起發達的封建社會。但是自從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產生之後，儒學的作用從根本上發生了轉變，它所維護的封建關係已經過時，它本身也就變得保守。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提倡儒家倫理，滅亡朝鮮之後在朝鮮提倡尊孔重道，以及越南吳庭艷政權的鼓吹儒教，都是在利用儒學的保守面，對抗、扼制民主、平等的新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