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儒家學說發生和發展的歷史做了簡單的回顧，對它的世界影響也進行了一番巡禮，現在讓我們從不同的角度，通過與其他思想的對比，對它做一點概括的評價。
在社會與政治制度方面，儒家與道家、墨家、法家、農家不同，既不維護無階級、無國家的理想，也不支持純粹地域國家的主張，而是堅持家族組織與政權組織的統一，維護宗法等級的政治體制和倫理道德。秦漢以後，中國出現君主專制的政治體制，儒學思想又發展出為專制君權服務的功能。由於它的政治理念與中國社會現實完全合拍，所以它能定為一尊，成為傳統文化的主流。中國歷史上沒有哪一種社會政治學說能夠與它爭鋒，也沒有哪一種宗教能夠把它擠垮。東漢以後道、佛都曾盛極一時，但是它們只管人的精神解脫一件事，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仍是由儒家管著。等到宋明理學吸收佛道思想，將這件事也管起來之後，儒家學說又全面地恢復了自己的統治權，佛道則因自己的功能被替代，所以歸於式微。儒家思想符合中國傳統社會的需要，因此起了穩定社會秩序，鞏固封建制度，促進封建經濟和文化的高度發展的作用；但由於同樣原因，在封建社會的末期，它又阻礙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和科學民主意識的成長。
儒家處理各階級、等級之間關係的原則不僅有禮(等級秩序)；而且有和(和諧)，這就是樂的精神與仁的精神。儒家強調統治者有責任給民眾以關心與愛護，向他們施行仁政德治。這樣做首先符合外王的精神，因為正如儒家代表人物所說，“民為邦本”，“民貴君輕”，君為民而設，讓人民豐衣足食，才是善政，如果民不聊生，君主怎麼能鞏固自己的政權？其次這也符合內聖的精神，因為仁是至善，是天道，與仁為一便可以優入聖域，與堯舜一樣成為偉大的聖哲。儒家向來有一種道高於政的意識，認為現實的政必須符合儒家的道，而不是相反。所以儒家的優秀代表人物總是堅持用自己的道去要求乃至批評君主，敢於以德抗位。他們以仁為武器，抨擊時君世主的苛政，在一定程度上保衛了民眾的利益。
儒家提倡的仁愛精神，不僅是用於緩和階級矛盾，君臣、君民矛盾的政治原則，而且也是協調家人、族人、國人以及天下人際關係的倫理原則。歷史上，“愛人”，“博施濟眾”以及“忠”、“恕”思想，不僅造成家庭與家族內部的相互關心、相互愛護的人際關係，而且在社會上培養出救死扶傷、尊老愛幼的良好風尚，形成“四海之內皆兄弟”和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普遍意識，培養了人們之間相互關心與和睦相處的有益氣氛。從這方面說，仁的意義遠遠超出為封建社會服務的範圍，具有普遍和永久的價值，成為人類世世代代共同讚美的思想與德行。
儒學也被稱為儒教，但是與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不同，它是入世的而不是出世的；它不追求彼岸的幸福，或外在的超越，專注於此岸的即現實的政治、倫理生活。在近代以前，儒家的這種態度是最具理性精神的。當然儒家思想中並不是沒有超越的精神。正如當代新儒家所說，儒家的超越是內在的超越。在孟子那裡，心性與天就聯繫在一起了；到了宋明時代，理學家們吸收佛道智慧，提出天理就是人性或人心的說法。這樣，對於人來說，天理既是超越的又是內在的，人們可以在現世的道德生活中達到與天(理)為一這樣一種精神境界，從而得到超越。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儒家思想也具有某種宗教性質。儒家思想的世俗的性質，影響了中國的佛道二教，它們也很注意維護世俗的君臣父子關係，使中國不致產生宗教迷狂，避免了歐洲那種教會與政治權力的對立，對於社會的安定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有利也就有弊，沒有全知全能的上帝做後盾，世俗的理想、道德律令對於許多人來說不具有強烈的鼓舞或整飭人心的作用；同時，從社會進步來說，沒有宗教組織與政權的對立，社會上就缺少了一種縫隙，能讓新的思想與新的生產方式產生，從中較為自由地發展起來。
在人性問題上，儒家一般持性善論觀點。與性惡論特別是基督教的性惡論相比，性善論的確有不容忽視的缺點，但從總體上看它也有明顯的優點。在禁人為惡方面，儒家威懾力不足，但是在勸人為善成聖方面卻能發揮相當大的作用。由於承認性善，所以儒家重視人的生命價值與人格尊嚴。人是一個生命體，人的生命是天賦的，所以人命關天，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權，這個權利應該得到所有人的承認，任何草菅人命的行為都應受到譴責和抵制。人也是一個道德主體，由於人本來具有善性，“人皆可以為堯舜”，或者說人本性就是聖人。因此，儒家雖未強調人在法律上的平等，但強調自天子以至庶人在道德上不存在高低上下。正因如此，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尊嚴。所以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儒有……可殺而不可辱也”。 (《禮記·儒行》)這種人格尊嚴的思想有利於培養人們的主人翁意識，也有利於轉化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
儒家特別重視群體意識。儒家的學者們很早以前就認識到家族與社會對於人的生存與發展的意義。荀子以為人之所以能戰勝禽獸，就是因為人能群，亦即人能組成群體——家族與社會。儒家重視並且積極維護群體的秩序與和諧，以為這是群體生存的根本保證。為此提倡“崇禮”與“盡倫盡制”的概念，“和為貴”與“保合太和”的概念。儒家強調個人服從整體，認為每個人對於社會都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責任，對於否認社會責任的佛老持否定態度，認為人如果不對社會盡職盡責，就是一個自私自利之徒。為此提出“天下為公”，“公而忘私，國而忘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一系列光輝的道德原則，是我們的巨大思想財富。儒家教導人們熱愛群體，特別是要具有愛國主義思想。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志士仁人熱愛祖國的人民、山河、歷史、文化，一貫為祖國的興旺繁榮而勤奮工作。在國家危難之際，民族生死存亡關頭，他們挺身而出，艱苦卓絕，舍生忘死地參加戰鬥，面對敵人的屠刀，又能大義凜然，慷慨就義。在我們民族的歷史上，有一串串閃光的名字：文天祥、陸秀夫、史可法、鄧世昌、吉鴻昌……他們對於祖國堅貞不渝的忠誠，可歌可泣的業績，是人們心中的永久豐碑，是愛國主義的生動教材。
儒家有強烈的人文觀念與道德理想主義觀念。認為人與動物的區別在於人的歷史文化，在於人的道德觀念與行為。人之所以為人，是由於人接受自古以來文化傳統的教育與熏陶，在自己身上培養了人性和人的文化品格。沒有人文的化成，就沒有文明的人類。
與法家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主張不同，儒家一向重視道德和文化教育。在這種精神指導下，漢以後歷朝都大力推行儒學教育，從中央到地方設有各級各類學校，講授五經、四書和歷史知識。漢代設立五經博士的製度，隋唐以後科舉取士的製度，大大激發了士人學習儒家經典的熱情，使得識字率、文化知識的普及程度極大地提高了。與此同時，政府和私人都重視解說經典，編纂史籍，著書立說，收藏圖書，交流學術等等，這些成績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佔有重要地位。
在人的文化中，道德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荀子指出，人之所以高出礦物、植物、動物之上，而“最為天下貴”，是因為人不但有質量，有生命，有知覺，尤其在於人有“義”——道德觀念。所以，崇德尚義是儒家倫理的核心內容。它要求人們嚴格劃清公私、義利的界限，天理與人欲的界限。認為人只為滿足個人私利而生活，無視道德律令的約束，就是把自己降低為動物。在道德修養方面，儒家學者總結了體認真理與修養心性的豐富實踐經驗，津逮後學。由於過分注意人文學科特別是道德修養，儒家學者中多數人對於自然界的現象、規律，缺乏求知的熱情與興趣，不是把自然知識當作士大夫無須過問的賤業棄置一旁，就是拿自然知識來附會自己的政治倫理觀念。雖然儒家並非注定要排斥科學技術，不少儒家學者同時也是數學家、天文學家、醫學家等等，但在儒家主流派眼中，科技是所謂技藝，不能與“大道”相提並論。這點是儒家思想與古希臘自然哲學特別是近現代西方自然科學傳統頗為不同之處。人既有精神的需要，也有物質的需要，分別由人文學科、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來滿足，這兩者是不可偏廢的，培養只講道德修養而不能解決人的物質生活問題的人，不會給社會帶來幸福；同樣培養只懂科學技術而沒有倫理觀念的人，也絕非人類之福。
儒家觀念中有一種自強不息的精神。 《易傳》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大學》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都是教導和鼓勵人們刻苦自勵，在道德與事業上不斷攀登高峰。自強就要戰勝自我，要有不怕艱難險阻，克服任何困難的勇氣，同時還要有遠大目標，決不因小有成就而止步不前。孔子本人就是一位自強不息的典型，在個人的學習與修養方面，不以“不惑”、“知天命”為滿足，一直要達到“從心所慾不踰矩”這種最高境界。在政治理想的追求方面，也同樣如此。在周遊列國時，他看出時君世主不願意實行儒家之道，但他從不向命運低頭，硬是“知其不可而為之”。他堅持行道，相信終有一天人們能認識到他的道是正確的。自孔子以來中國的志士仁人，都用這種精神鼓舞自己，精進不已。近代以來，個人的自強又發展為民族的自強，這種精神支撐我們戰胜日本強盜，取得百年來反侵略鬥爭的第一次完全勝利。
在思維方式上，儒家也有自己的特點與突出貢獻。特點之一是對於世界做整體的、綜合性的思考。儒家像道家和其他中國古代思想一樣，他們關注的是整個世界的運動變化，是各個事物之間的相互關係，而不是每一個事物的具體構成。在他們所繪製的世界圖景之中，宇宙是一個系統，天地萬物以及人類，都在一個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關係之網中，沒有一件事物是孤立的；同時也沒有一件事物是靜止的，它們都在陰陽兩種對立的勢力推動之下，永無休止地、循環往復地運動變化。這是一種樸素的辯證法思想，有自己的優越之處，也有不可避免的缺點，這就是不擅長對具體事物做分析性的研究，它的認識在質與量兩方面都缺乏必要的明晰性。這種缺點決定了儒家對自然現象的說明，本質上不同於近代自然科學。第一，它所依據的經驗是從日常生活獲得的經驗，而不是科學觀察與實驗中得到的經驗；其次，它不會對經驗進行邏輯分析與量化的研究，所以它所熱衷的是尋求自然現象的“原因”，而不是像近現代自然科學那樣，從現象的科學數據中找出規律，一般是由公式來表達的現象間的數量關係。當今各門科學的發展都將從分析走向綜合，這個綜合與古代樸素的綜合是不同的，但是古代綜合思想畢竟可以給現代人一個有益的啟發。有不少西方科學家在向東方尋找智慧，就是一個證明。
特點之二是觀察與處事的中庸原則。中庸是執兩而用中，是和而不同，儒家依據這個原則觀察與處理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避免各種各樣的片面性。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時，人們也否定了它的鬥爭哲學，因為片面強調鬥爭給我們的事業造成嚴重危害。那麼是否可以從此強調和合，將和合看作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這也是不正確的，這是另一種片面性，起碼不符合儒家思想實際。在和與鬥的關係中，儒家既不一味主張斗爭，也不一味主張和合。因為這兩種傾向都違反了中庸精神。孔子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既然是講“仁者愛人”，為什麼又要有好有惡呢？愛人是總原則，是對人類來說的，但在一個具體的人群之中，情況就複雜了，總是有好壞善惡之分，對惡人是否也要好之愛之，只講和合而不講鬥爭呢？孔子主張有好有惡，不對惡人實行惡亦即鬥爭原則，也就不能對於人類實行愛，這是再明顯不過的道理。再從人類對於自然的關係來說，儒家誠然是主張和諧的，但這裡面也同樣包含鬥爭，因為天上不會掉餡餅，人要生存必須向大自然索取，所謂和諧只是索取要有一個限度，要保證自然資源能夠再生和維持自然環境繼續適合人類生存，總之是達到索取與維護的平衡。所以，兼綜和合與鬥爭，鬥爭不廢和合，和合不廢鬥爭，這才符合儒家的中庸原則。
最後，我們還要指出，儒家思想是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從荀子開始便吸收了道家、法家的思想，“外儒內法”成為歷代統治者的信條。漢代儒家與陰陽五行等思想結合，產生了以董仲舒為代表的經學思想。魏晉時代它與道家思想結合，產生了玄學思想。宋元以後儒家吸納佛、道觀念，成為新儒家——理學。明清時期，徐光啟融合儒教與基督教，劉智會通儒教與伊斯蘭教，都得到成功。近現代以來，現代新儒家的代表們試圖把它和西方近代思想結合起來，這個工作正在繼續。
正因為儒學是開放的，所以它有很強的適應性。在古代，它不僅適應於中國的漢族地區、少數民族地區，而且適應於朝鮮、越南和日本，推動了這些地區和國家的文明與文化的發展進步。
但是其開放性似乎也有一定限度，對差距較大的思想，譬如近現代思想，儒家思想體系很難將其融入。現代新儒家想從中開出民主政統與科學學統所遭遇的困境，就是有力的證明。
儒家思想從孔子特別是漢武帝開始，到鴉片戰爭爆發，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裡，對於中國封建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燦爛的古代文化的形成與民族文化一心理素質的培養，起過積極的推動作用。但與此同時，它也產生過許多負面的效應。尤其近代以來，作為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儒家思想已經不能指導我們走出傳統社會，實現近代化和現代化，相反卻總是讓我們被動挨打。正如不能把古代的繁榮完全歸功於它一樣，也不能把近代的落伍完全歸罪於它，但在總體上它無疑是過時了。那麼儒家思想對於我們，除了它歷史上的輝煌，是否還有什麼現實意義？
儒家思想包括許多方面，例如關於社會政治制度方面的禮制、儀法與三綱思想；倫理方面的君臣倫理、家族倫理、個人倫理，修養論，境界論，以及教育學、哲學思想等等。由於社會生活的變化，它的基本體系已經被打破，禮制與三綱思想已經被廢除，但是儒家思想中的許多內容，如它倡導的思維方式與倫理思想，往往包括具有普遍意義的超越它的時代性的東西，尤其是它所揭示的世代相傳的人類社會生活的基本公德，在今天和將來還具有生命力，這是應該當作祖輩留給我們的傳家寶，精心加以繼承與弘揚的。
但是，另一方面，這些思維方式與道德思想都與當時的具體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生活聯繫在一起，其具體發揮總是受當時社會條件的限制，普遍意義在現實中是大大打了折扣的。因此儒家思想的積極的方面，對於今天的人來說，並不是現成的，拿來就可以用的，而是要經過一個提煉的過程亦即批判繼承的過程。比如說儒家思想中有愛國主義精神，這自然是優秀的傳統，但是現實中的儒家愛國主義思想，都是與忠君聯繫在一起的，許多人所愛的國是具體的某姓的王朝。這就要求我們對於儒家思想有所選擇，既不因其具體表現形式而予以拋棄，也不因其抽象的普遍意義而將它看得過高，以為現成可用。
我們相信，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的今天，批判繼承儒家思想，能夠在新世界觀、新道德體系的建設方面做出積極貢獻；對於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強民族凝聚力，抵制腐敗和一切醜惡現象，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將發揮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