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儒家思想特別是它的政治倫理思想與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倫理相比，具有合理性和先進性，儒家思想以其獨特的中庸辯證法，協調了忠孝觀念，使人們把盡忠與盡孝統一起來，有利於國家的建立，政權的鞏固和秩序的穩定。與此同時，它也有利於家族與家庭組織的鞏固，這樣的血緣單位在那個時代具有組織生產，相互協作，相互救濟的作用。儒家思想也把仁和禮統一起來，一面發揮禮(包括道德律令、習慣法)的外部約束力，一面又大力提高人的道德自覺性；一面讓禮來文飾人們的現實生活，一面又讓仁滿足人們自我完善的需求乃至某種宗教情感的需求。正是因為這樣，儒家倫理有廣泛的適應性，能較好地適應前資本主義的各類等級的宗法的社會，對於文化落後的少數民族來說，實行儒家政治制度與倫理規範不僅是適應而已，更是一種提高，正如脫去樹葉獸皮之衣而換上絲綢一樣。於是儒家思想不僅在漢族地區得到貫徹，也在少數民族地區傳播。
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內的各少數民族，無論是在與漢族雜居或僻居一隅的情況下，都曾學習過儒家文化。在他們建立地方政權，特別是問鼎中原和統一華夏時，學習的要求更為迫切，成果也格外顯著。這些民族的君主為適應和統治漢族地區高度發展的經濟、政治、文化水平而學習孔子之道，實行漢化政策，程度不同地保持了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
十六國時期(公元4—5世紀)，在中國北方建立區域政權的少數民族，因為早已與漢人雜居，耳濡目染，學到不少儒家倫理、政治觀念。建立政權之後更需儒家理論的指導，這就激發了他們學習的興趣。他們的許多首領是學習經學的模範。如漢(前趙)的匈奴族劉淵，後趙羯族石虎，前燕鮮卑族慕容皝〔huang恍〕，前秦氐族苻堅，都喜歡經學，有的拜名師屈尊就學，有的請師來家受教。有的讀書很多，有的善於發揮。這些人不但自己努力學習，還在都城設立太學、小學等學宮，選貴族和百姓聰明俊秀的子弟進來學習。苻堅甚至還與漢族皇帝一模一樣，親到太學考試經義。
北宋以後問鼎中原的少數民族有建立遼國的鮮卑族，建立金國的女真族，尤其有最終統一全中國，建立了元朝的蒙古族。這些民族的共同特點是，尊崇孔子，努力學習儒家的經書典籍，綱常名教，仁政禮治。而且隨著漢族學術從經學發展到理學，他們也將理論學習的重點逐漸轉到理學上了。以元朝為例，忽必烈統一中國之後，建立了大元帝國。版圖大了，人口多了，管理起來當然困難，但是最困難的是蒙元貴族沒有文化，不懂漢民族的農耕生活和詩書禮樂文化，仍用治理游牧民族的老一套來治理漢族地區，因此收效甚微。作為元老重臣的耶律楚材深明其中道理，他向忽必烈提出“濟世安民無如孔教”。要實行孔教，就要改變過去的暴虐政策，禁屠殺，省刑罰，薄賦斂，發展生產，安定民生。耶律楚材還不斷向蒙古貴族宣傳，堅持三綱五常之教對於治國治家的重要。在他的指導下，元朝統治者不斷學習孔子之道，漢族的倫理政治，取得很大進步，忽必烈及其繼承人積極推尊孔子，給他上尊號“大成至聖文宣王”，提倡理學，任用理學家許衡為國子祭酒，令貴族子弟及各族高官子弟入國子監學習理學。各路府州縣分設儒學，教授地主官僚子弟。朝廷命人將儒家典籍譯為蒙古文，供蒙古貴族學習。恢復科舉考試，規定五經以程朱註釋為標準，“非程朱學不式於有司”。這樣儒家的倫理政治不僅走進了元朝政府，也走進了蒙古人的家庭。
明朝後期，在東北崛起的又一個少數民族滿族，它打敗明軍與農民起義軍，建立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清朝與元朝的情況有所不同。滿族在建州舊地(即今東北地區)已有相當程度的漢化，入關之後朝廷施設均依明朝舊制。順治帝死後，輔政大臣短時間裡恢復了滿族制度，康熙親政後又朝著漢化方向前進。康熙多才多藝，有高深的天文曆算知識，對儒學尤為醉心，他多次到曲阜祭奠孔子，給衍聖公以特殊榮寵。他表彰程朱理學，親纂《性理精義》，並命人編輯《朱子全書》、《性理大全》等書，宣傳三綱五常是“億萬世一定之規”，要求人們身體力行，見諸實事。他還用科舉考試，博學鴻詞，修明史，編類書等種種手段籠絡儒生，造成強大的振興儒學的浪潮，在這種環境中的滿族，從皇室到百姓，不僅以漢語為通用語言，而且也把三綱五常當作自己的行為規範。這樣滿洲貴族便在學習漢族文化、儒家倫理的過程中提高了自己，從而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地位。
地處邊疆的少數民族學習儒家倫理並卓見成效的，南詔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南詔是公元七、八世紀時西南地區由彝、白、納西、拉祜等族的先人所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是唐帝國的“不侵不叛之臣”，最盛時囊括今雲南全部，和貴州、四川的一部分。第五代王閣羅鳳，欽慕並且努力學習以儒學為代表的漢族文化。他在戰爭中俘虜的唐縣令鄭回因深通儒學，得到他的敬重，不但做了王子王孫的教師，而且做了南詔的清平官(丞相)。在鄭回的影響下，南詔王異牟尋、尋夢湊等對儒家學說皆有深入的理解，且用以治國安民。異牟尋說，他的國家“人知禮樂，本唐風化”(《韋皋書》，《全唐書》九九七卷)。鄭回說南詔“修文習武，官設百司，列尊序卑，位分九等，闢三教，賓四門。陰陽序而日月不愆，賞罰明而奸邪屏跡，通三才而製禮，用六府以經邦，信及豚魚，恩沾草木。”(《南詔德化碑》，《全唐文》卷九九七)儼然是儒家的理想國。儘管有誇大的一面，但實施儒教的努力是不可否認的。南詔君臣能說出儒學味十足的話來，如“忠孝”，“至忠不可以無主，至孝不可以無家”(同上)等等。上面提到的南詔德化碑，歷經千年風雨剝蝕，至今猶挺立在大理太和村——原南詔王都。它不僅是西南少數民族學習儒家思想的見證，也是漢族與少數民族友好的見證。碑是南詔王閣羅鳳為打敗唐相楊國忠派遣的征討大軍而立的。碑文表明，南詔與唐雖然因一時的矛盾，打了大仗，但是由於思想文化的一致，終究還是要友好相處的。果然，在這次大戰20多年後，閣羅鳳之孫異牟尋在南詔都城迎接唐朝使節，並受封為南詔王。
有一些少數民族與漢族雜居，在與漢族共同生活和交往過程中學習了包括儒學在內的漢族文化，他們不僅像漢族一樣務農經商，而且一樣地參與政治活動。以回族為例，他們元明時期從中亞來到中國，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他們之中有三寶太監鄭和這樣的帝王親信與航海家，也有一批讀書人參加科舉考試，成為政府官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回族中還出了王岱輿、劉智這樣一些精通儒家思想的理論家。他們用漢語解釋，將儒家仁義道德與本民族的倫理思想相互融通，將理學太極、天理、心性等觀念與伊斯蘭思想結合起來，創造出儒家文化圈中獨特的伊斯蘭哲學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