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末年，奴隸主貴族的統治開始動搖，奴隸主貴族的官學也日趨衰廢，昔日莊嚴神聖的辟雍、泮宮也出現了學生無心讀書、只知遊蕩嬉戲的局面。到了春秋時期，封建經濟的因素不斷發展，週天子逐漸失去了“共主”的地位，貴族中的一部分逐漸向封建地主轉化，士階層興起，貴族官學更趨沒落，代之而起的是私人自由講學，由此而展開了中國古代學校教育的新局面。
“士”是春秋時期新出現的社會階層。士階層中有文士、武士，及能文能武之士。 “士”最初是從奴隸主貴族中游離出來的，有一些是屬於平民階層，也有一些是屬於新興地主階級。周平王把國都由鎬(今陝西省西安市西南)遷到洛邑(今河南省洛陽市)時，王宮裡的一些文化官吏流落到各地。周王室又先後發生了多起爭奪王位的事件。世代掌管週史的司馬氏流落到晉國，以後又分散到衛、趙、秦諸國。還有一些文化官吏和百工，帶著原來秘藏於宮廷的典籍、文化、禮器、樂器逃亡到四面八方，這就出現了學術、文化下移的趨勢。 《論語·微子》篇記載了周天子宮廷中掌管禮樂的官吏紛紛出走的情況：大樂師摯到了齊國；二樂師幹到了楚國；三樂師繚到了蔡國；四樂師缺到了秦國；打鼓的方叔流落到黃河之濱；搖小鼓的武入居漢水之涯；少師陽和擊磬的襄移居於海邊。這些文化官吏由於失去了世襲的職守，流落於社會之後，便成了歷史上第一批專靠出賣知識文化餬口的士。這時，在鄒、魯地區出現了一批“搢紳”先生，穿戴著峨冠博帶，常在貴族交際酬酢〔zuo 作〕以及舉行冠、婚、喪、祭等禮儀時出面。他們熟悉“六藝”知識和各種禮儀，號稱“師儒”，其中有些人逐漸帶徒授業，轉化為私學的教師。
士是一個新興的有強大生命力的階層，各諸侯國的執政者從鞏固自己統治權力的需要出發，爭先“招賢納士”。士在行動上有較大的自由，成為統治者競相爭奪的對象，於是興起了養士與用士之風。如齊桓公“養遊士八十人”，後成為春秋五霸之首。這說明重用遊士對齊桓公建成霸業是起到了作用的。到了春秋末期，私門和公室爭鬥，公室養士，私門也爭相養士。所謂公室，指的是各諸侯國的國君。所謂私門，指的是各諸侯國的大夫權豪之門。如魯國執政大夫季昭子有權有勢，他“養孔子之徒”，和孔子的學生商討如何發展自己的勢力，削弱魯國國君的勢力。到了戰國，養士之風達到高潮。國君如秦穆公、魏文侯、齊威王、齊宣王、梁惠王、燕昭王等都一度“尊賢使能”，爭取人才。卿相如齊國的孟嘗君(田文)、趙國的平原君(趙勝)、楚國的春申君(黃歇)、魏國的信陵君(魏無忌)及秦相呂不韋等，養士都以千計。他們對士恭謹有禮。如信陵君結交隱士侯贏，侯贏當時的身份是大樑(魏國國都，今河南省開封市)夷門的一個看門者，信陵君以貴公子而任魏相，卻隨車騎從迎侯贏，並親為侯贏執轡。平原君有一賓客(即養士)是個跛腳，平原君的愛妾在樓上望見大笑，跛腳先生大為生氣，要求離去，平原君就斬了愛妾，親自上門向跛腳先生道歉。他們這樣做，並不是由於什麼“富而好禮”，而是出於迫切的階級需要。當時社會輿論已經用“士”的聚散來衡量一國政治的興衰，對於這種情況，各國執政者都是很敏感的。所以有人說：“得士者存，失士者亡。”說明當時士的階層，雖然無權無勢，卻能以一個新生的力量縱橫於天下。這表明“士”已成為一種現實的社會力量。他們即是中國的第一代知識分子和第一代教師群。
養士之風盛行，進一步促進了私學的發展。士既成為一種職業，而且身價很高，不少人以此作為進身的捷徑，所以就爭著學做士，紛紛入學讀書，希望有朝一日能“學而優則仕”，學了去做官。可以說，春秋末期私學的興起及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就是在這種土壤上生長起來的。在這樣的條件下，私學自當很快向各地發展。如鄭國的鄧析辦私學，講的是自著的《竹刑》，專門教人打官司“學訟”。鄭國的伯豐子也和鄧析同時開辦私學。魯國的少正卯和孔子同時在魯國辦私學，傳說少正卯的私學名聲也很大，曾一度把孔子私學的學生吸引過去，出現過私學競爭的局面。到了春秋末期，私學日益興盛，儒墨兩家的私學，成為當時的“顯學”，即著名的私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