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是中國歷史上典型的奴隸制國家，它有約300年的歷史，約在公元前11世紀到公元前771年，是中國奴隸社會發展到全盛的時期。西周繼承了夏商的學校教育制度，建立了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奴隸制官學體系，形成了文武兼備的“六藝”教育。
據古籍文獻記載，西周官學可分為國學和鄉學。國學設在周天子所在的王城和各諸侯國的國都，分小學與大學兩級。小學在城內宮廷中，大學在南郊。鄉學又分為“庠”、“序”、“校”、“塾”等。
康王時的《大盂鼎》中有一句話：“女(汝)妹(昧)辰有大服，余佳(惟)即朕小學。”郭沫若在《西周金文辭大系》上有眉批：“今案妹與昧通，昧辰謂童蒙知識未開之時也，盂父殆早世，故盂幼年即承繼顯職，康王曾命其入貴冑小學，有所深造。”可見西周貴族確有小學，為蒙昧的兒童學習之處。
宣王時的《師(上(左未右攵)下反)(皀殳)〔li gui 離鬼〕》中也有一段話：“才(在)昔先王小學，女(汝)敏可事，既命女(汝)(上雨下攴)〔geng 耕〕乃且(祖)考嗣小輔。”這段銘文不但證明王家設有貴冑小學，而且也證明了古籍文獻中關於少傅和樂官記載的真實性。據有關專家考證：“小輔當讀為少傅。”再結合《大戴禮記·保傅》：“及太子少長知妃(配)色，則入於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說明這類小學屬宮廷的貴冑小學，其學生是王太子、公卿太子、大夫元士的嫡子等。 《禮記·王制》說：“小學設在公宮南之左”，即把這類小學設在王宮附近，可能是為了貴冑子弟上學方便。王宮守衛長官師氏和保氏，兼任小學師長。
各諸侯國也有自己的貴冑小學。 《公羊傳》宣公十五年註雲：“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
西周時除設在宮南之左的那所貴冑小學之外，還在西郊設有一所小學。據《禮記·王制》：週人設有“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文獻通考·學校考》注云：“虞庠在國之西郊，小學也。”這類小學可能是宮廷的貴冑小學，入學學生的層次可能要低一些，或屬於中小奴隸主貴族的子弟。 《公羊傳》宣公十五年的注曰：“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歲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從全文的語氣來看，在里中的“校室”學習優秀的學生可由“鄉學”升到“庠”，再升到國學，而這個國學不會是宮廷的貴冑小學，而可能是設在西郊的“虞庠”。這樣經過幾次選拔和挑選才升到國學的小學中去的學生，當然年齡也就不小了，所以有的傳說：“十五歲才入小學”。 《大戴禮記·保傅》的註釋說：“又曰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既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這種解釋較為合理。古代的小學生並不嚴格限於兒童，入學年齡從8歲至15歲均可。或許這與貴族的等級有關，高級貴族子弟入學較早，中低級的貴族入學較遲，所以才出現關於入學年齡的各種不同的說法。
據《大戴禮記·保傅》註說，王侯太子入國學之小學的年齡是八歲。 《公羊傳》注：“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白虎通·辟雍》說：“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提出了八歲入小學的根據。據《尚書大傳》，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嫡子入國學之小學的年齡是10歲或13歲左右，至於其他眾子，包括大夫元士妾所生之子及少數平民子弟入學的年齡，可能是15歲左右。又據《文獻通考·學校考》認為，公卿以下的子弟，未必一開始就能入國學之小學，而是先學於家塾，長至13歲左右，才能入國學之小學就讀。而國之太子年八歲即可入國學之小學。由此可見，西周小學入學年齡與宗法等級制度有關。
據《周禮·地官司徒》，西周小學強調的是德行教育，重視以道德來教養貴族子弟。 《禮記·內則》說：“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學射禦。”有禮儀、樂舞、射箭、駕車、書法、計算等等，教學內容比較全面，這說明西周小學教育強調的是奴隸主貴族道德行為準則的培養和社會生活知識技能的訓練。
從古籍文獻上看，西周大學有“東膠”、“東序”、“辟雍”、“泮宮”、“成均”、“瞽宗”、“上庠”和“太學”等名；從金文材料上看，西周大學有“辟雍”、“學宮”、“大池”、“射廬”等名。在大學裡，周王要舉行禮儀大典、祭祀活動、習射樂舞等，如《莊子·天下》篇所說：“文王有辟雍之樂。”
西周的大學——辟雍和泮宮一般都設在郊區，四周有水池環繞，中間高地建有廳堂式的草屋，附近有廣大的園林，園林中有鳥獸，水池中有游魚。這說明西周大學的設施是比較原始的，以茅草蓋的廳堂為主，周圍有園林和水池。貴族子弟即在園林水池中射魚、射鳥、驅車圍攻野獸。西周大學中的漁獵活動，是一種實際訓練，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不過西周大學不僅是貴族子弟學習之處，同時又是貴族成員集體行禮、集會、聚餐、練武、奏樂之處，兼有禮堂、會議室、俱樂部、運動場和學校的性質，實際上就是當時貴族公共活動的場所。這說明西周大學還沒有完全專業化，是和貴族的社會生活結合在一起的。西周大學中的公共活動，以行禮、射箭、駕車、奏樂、舞蹈為主，其教學的主要內容也以禮樂與射禦為主，這是和貴族教育子弟的目的相關的；因為貴族要把子弟培養成為統治者，而禮樂正是當時貴族鞏固內部組織和統治人民的重要手段；同時貴族要把子弟培養成為軍事骨幹，用來保衛既得的政權，而射禦正是軍事訓練，舞蹈也帶有軍事訓練的性質。
除辟雍、泮宮之外，西周還有其他的大學。 《禮記·王制》所說養國老的“東膠”，《禮記·文王世子》所說的“東序”、“瞽宗”、“上庠”，都是大學。 “東膠”即“東序”。 《大戴禮記·保傅》：“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這裡所說的東、南、西、北學，似乎給我們繪出了西周大學的組成圖案。東學便是東序，為習舞、學乾戈羽籥〔yue月〕之所，由樂師主持；西學即瞽宗，為演習禮儀、祭祀先王先賢之地，由禮官主持；北學即上庠，為學書之所，由詔書者主持；至於南學，有的說是成均，為學樂之所，由大司樂主持。太學有的說是中央之學，可能就是辟雍或明堂。這樣把中央與周圍四學合在一起，實際上已有五學了。 《文獻通考·學校考》說這些學校都“並建於一丘之上”。又據《禮記·明堂位》載，魯國亦得立四代之學，即虞氏的庠、夏后氏的序、殷的瞽宗與當代的周學——泮宮，這裡似乎也是把四代之學建立在一起的，並且把這些學校放在“明堂位”來講，這又把四學與明堂結合在一起了。東西南北學以明堂為中心合在一起，成為一個大學，並非有好幾個獨立的大學。
設在王都的小學、大學，總稱之為國學。設在王都郊外六鄉行政區中的地方學校，總稱之為鄉學。據《禮記·學記》，西周的鄉學是：“家有塾，黨有庠，術(遂)有序。”《周禮》又說：“鄉有庠，州有序，黨有校，閭有塾。”《孟子》僅說：“周曰庠。”
據《周禮·大司徒》：“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又按《周禮·遂人》：“五家為鄰，五鄰為裡，四里為酇〔CUO嵯〕，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
前者是指國的近郊而言，後者是指鄉以外的遠郊而言。鄉的學校主要是“庠”，遂的學校主要是“序”。 《學記》所說的“黨有庠”，《周禮》所說的“鄉有序”，皆就近郊的鄉組織而言，鄉和黨的學校都稱做“庠”。所以《禮記·王制》說，鄉里面如果有不帥教者就要報告司徒，然後在鄉庠習禮來感化他們。 《鄉飲酒義》也說：“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屢教不悛〔quan圈〕的人便“移之遂”，由遂學即“序”去感化。如果還不變，最後才“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這也說明鄉以庠為主，遂以序為主。
西周時的塾、校，可能不是真正求知識的學校，“塾”可能是門側之堂，在農村，早晚由父老及里正坐在那裡監督檢查，是否按時出工，是否遵守秩序，是否敬老尊長等等。 《爾雅·釋宮》說：“宮中之門謂之闈……門側之堂謂之塾。”注云：“塾”——“夾門堂也。”可見“塾”的初義只是門側之堂。據《尚書大傳》卷五《略說》所云：“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傅農事。上老平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逾，輕任並，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攜。出入皆如之。”上老、庶老坐在那裡對出入的人進行檢查和教誡，要按年齡大小排列次序，不能相逾，年輕人要代年老人挑負東西。 “塾”雖然也起著管理和教喻的作用，但還不是嚴格意義的學校。 “校”也是一樣，按《公羊傳》的註釋說，這種“校”是選擇有高德的父老，在秋收之後到這裡來進行教化，似乎是一種“冬學”的性質，只在農閒時進行。另，“校”與“學”的名稱也常互為應用，如鄉學亦可稱之為鄉校。如《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所記鄭子產不毀鄉校的事，鄭國的鄉學即稱之為鄉校。疏云：“校為學的別名。”還說“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這還表明鄉校有一種“議政”的作用。鄭子產不毀鄉校的目的，也是為了保存“議政”這一好的傳統。西周鄉校中的所謂養老乞言、語說之類，也是保持這一好的傳統。
綜上所述，可知西周學制系統如下圖表示：
西周學制系統
西周的教育制度是政教不分、官師合一的。學校的教師都由官吏兼任，官即是師，師即是官。師者必為官或退仕。國之重臣太師、太保、太傅，也即是帝王之師。 《大戴禮記·保傅》說：“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者也。”三公既有分工，又緊密合作；太師，導以教訓；太傅，傅其德義；太保，保其身體。三少是三公的助手，同太子居處出入在一起，三少協助三公共同輔佐天子，教喻太子。後來西周官制逐漸分化，師保便成為太子導師的專稱，執政的輔宰之臣則別以卿士名之。從職官的分化，也可說明最初的師保是官師合一的職務。
西周的國學、鄉學和宮廷教育的情況基本相同，也是亦官亦師。國學由大司樂(大樂正)主持，是國家的禮官，負責宗教祭祀與國家典禮之事。大司樂下面還有許多官員分掌其職。據《禮記·文王世子》載，除大樂正外，還有小樂正、大胥、小胥、大司成、龠師、龠師丞、太傅、少傅、師氏、保氏等等。 《周禮·春官》也有類似記載。他們既是國家的正式官員，又是國學的教師，承擔國家的教育與教學工作。他們大都為國家禮官之屬，只是師氏、保氏為國家司徒之屬兼主王室的武備。 “師”最初是軍官的稱號，“師氏”指的是高級軍官，“大師”是比“師氏”更高級的軍官。西周時擔任國王警衛隊長的師氏、保氏，除了負責警衛、隨從、軍旅等大事之外，還兼管貴族子弟的教育工作。後來“師”就轉為教育者的稱呼，所以“教師”的名稱，實起源於軍官。
至於鄉學的教師，也都由國家及地方各級行政官員兼任，由大司徒主持。據《周禮·地官》載，除大司徒外，還有鄉師、鄉大夫、州長、黨正等等，他們都是地方鄉學的主持者和教師。還有致仕(即退休)的大夫與士，也直接擔任鄉學的教師，稱之為“父師”、“少師”。如《尚書大傳》卷五《略說》所載：“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
西周國學的教學內容，包括德、行、藝、儀四個方面，而以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為基本內容。在大學以詩書禮樂為重點，在小學以書數為重點。而射禦的學習，除了傳授和培養有關的知識、技能之外，還著重與禮、樂之教相配合。鄉學的教育內容，沒有國學那麼詳密。
“禮”是政治倫理課。 “禮”包括了整個宗法等級世襲制度、道德規範和儀節。 《左傳·隱公十一年》：“禮者，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這反映了“禮”的重要性，是立國的準繩，具有國家根本大法的性質，關係到國家的前途與命運，包含了從政治制度、經濟、軍事到社會生活一切方面的法律和道德規範，反映了西周宗法等級世襲制度的需要。 “禮”是大學中最重要的課程。貴族子弟學會了“禮”，在政治活動、外交活動及道德生活中，行動才會合乎規範，站穩貴族的立場，顯示貴族的尊嚴，有利於任官和治民。大學中所教的“禮”，則是貴族生活中所常見的“五禮”：吉禮、兇禮、賓禮、軍禮、嘉禮。吉禮講祭祀，以敬事邦國鬼神；兇禮講喪葬兇荒，以救患分災，哀悼死亡；賓禮講朝會過從，使諸侯親附；軍禮講興師動眾，以征討不服；嘉禮講宴飲婚冠等喜慶活動，以親萬民。 《周禮·大宗伯》講“五禮”共36目，皆邦國之重大典禮，貴族子弟要從政必須習知熟悉。不僅要知禮、行禮，在儀容方面還要遵照一定的要求和規定。保氏還負責教“六儀”：祭祀之容、賓客之容、朝廷之容、喪紀之容、軍旅之容、車馬之容。習禮儀不僅只講禮典，而且要實學實習，反复練習。 “禮”既是貴冑子弟修身之要，也是他們用世之具。所以說“禮”是政治倫理道德教育課。
“樂”是綜合藝術課。郭沫若在《青銅時代》中說：“中國舊時的所謂樂，它的內容包含得很廣。音樂、詩歌、舞蹈，本是三位一體可不用說，繪畫、雕鏤、建築等造型美術也被包含著，甚至於連儀仗、田獵、餚饌等都可以涵蓋。所謂'樂者，樂也'，凡是使人快樂，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東西，都可以廣泛地稱之為'樂'。”《詩經·鄭風·子矜》鄭玄注：“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表明其形式的多樣化。西周大學由大司樂主持樂教，以樂德、樂語、樂舞教育貴族子弟。所謂樂德，包括中和(言出自心，不剛不柔)、祇庸(見神示敬、接事以禮)、孝友(孝順父母、友愛兄弟)。所謂樂語，包括興道(以物喻事、引古刺今)、諷誦(背熟文詞、吟誦有韻)、言語(直敘己意、答人論難)。所謂樂舞，包括雲門、大卷(黃帝樂)、大咸(堯樂)、大磬(舜樂)、大夏(禹樂)、大濩〔huo 獲〕(湯樂)、大武(武王樂)等六代樂舞，也稱為六樂。 《周禮·大司樂》講的六代樂舞是“大舞”，是大學學習的主要內容。此外，樂師還教大學學生學習小舞：帗〔fu 膚〕舞(手持五彩繒而舞，也有說是持彩色鳥羽而舞)、羽舞(手持鳥羽而舞，用以祭四方)、皇舞(持五彩羽以舞，用以祈雨)、旄舞(持犛牛尾以舞，用以祀辟雍，也用於燕樂)、幹舞(持盾牌以舞，用以祭山川)、人舞(徒手揮袖而舞，用以祀星辰)。還有一種“象舞”，持竿而舞。舞又分文舞、武舞兩類。手持籥(樂器)翟(鳥羽)而舞為文舞；手持幹(盾牌)戚(斧鉞〔yue悅〕)而舞為武舞。 “雲門”、“大章”、“大韶”、“大夏”屬於文舞；“大濩”、“大武”屬於武舞。這些樂舞用於不同的場合，其中“大武”是周代國樂，實際上是以周武王克殷為題材的大型歌舞劇。其曲調早已失傳，而樂詞基本上保存在《詩經·周頌》裡，傳說可能為周公所作。 “大武”樂舞是西周大學教育的重要內容，貴族子弟都要學習。 《禮記·內則》提到貴族子弟13歲學樂、誦詩、舞“勺”(文舞)；15歲成童，舞“象”(武舞)。 《周禮·大司樂》提到“帥國子而舞”。西周王室對樂舞十分重視，據《周禮·春官》載，王室的樂舞機構中自大司樂以下，共有奏樂、唱歌、舞蹈及其他工作人員近1500人，可見其重視程度。
西周大學教育中強調“禮”與“樂”的密切配合。 《禮記·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手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yi譯〕，恭敬而溫文。”禮的作用在於約束人們的外部行為，具有一定的強制性；而樂則重在陶冶人們內心的情感，使本來具有一定強制性的禮變為能獲得自我滿足的內在精神需要。所以《禮記·樂記》說：“樂者，通倫理者也。”樂是通過美育、藝術教育來進行倫理道德教育的。 《樂記》又說：“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教的主旨就在於增進貴族內部的團結，進而調和各階級、等級之間的矛盾。這種禮樂教育在西周社會處於向上發展的時期，確實對於改變社會習俗、穩定社會秩序、加強各諸侯國與王室之間的聯繫，起了重要的積極作用。所以認為：“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樂教育成為西周六藝教育的中心。
“射”與“禦”是軍事訓練課。 “射”是指射箭，“禦”是指駕車。當時的戰車是重兵器，一般來說每輛戰車有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駕車，車馬步卒72人跟著。武王伐殷，革車300輛，虎賁(勇士)3000人，由於做了政治鼓動工作，很快取得了滅殷的決定性勝利。可見戰車在戰爭中地位之重要。但是要掌握戰車的戰術必須學好“射”“禦”這兩種武藝。
“射者，男子之事。”西周貴族子弟到了入小學年齡，就要接受正規訓練，不能射箭的人，不能稱男子之職。 “射”在國學、鄉學中都是重要的學科，都有一定的教練場所。教練有五種方式，相應有五項標準。據鄭玄解釋說：一曰“白矢”——穿透箭靶，露出箭頭。重在訓練開弓的臂力。二曰“參連”——第一箭射出之後，後三箭連發兩中。重在訓練發射的速度。三曰“剡〔yan眼〕注”——矢入箭靶，羽頸高，箭頭低。重在訓練力猛銳，使箭能貫物而過。四曰“襄尺”——“襄”即謙讓之意。君臣同射，臣不得與君並立，須後退一尺，重在訓練謙讓之品德。五曰“井儀”——連射四箭皆中靶並成“井”字形狀。重在訓練箭法之準確。
《禮記·射義》說：“古者天子之製，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官，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說的是西周天子規定制度，諸侯每年要向天子推薦士人，天子在射宮考校他們的箭術。如果射箭時儀容、動作合於禮，節度合於樂而且射中靶子的次數多，就可以參與天子的祭祀大典。如果儀容、動作不合於禮，節度不合於樂而且射中靶子的次數少，則不得參與天子的祭祀大典。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宣公十五年說：“行同而能耦，別之以射，然後爵之。”意思是說賢能在德行和其他技能相同的情況下，則以射箭技術高低來區別，授予優勝者一定的爵祿。所以說西周對射箭的教練十分重視，射箭的訓練也十分嚴格，國學、鄉學都要為貴族青少年參與大射與鄉射準備條件。每年大祭之前要舉行射箭比賽，選拔武士，儀式隆重，並飾之以禮樂。
“禦”的教練也有五項，簡稱為“五禦”：一曰“鳴和鸞”——“和”在軾，“鸞”在衡，“和”與“鸞”都是車上裝飾的鈴，車行時，鈴聲共鳴而有節奏。二曰“逐水曲”——沿著曲折的水溝邊駕車前進而不使車落於水中。三曰“過君表”——“君表”為插著旌旗的轅門，轅門在險阻處，轅門中間放置石磴為障礙物。車馳入轅門，車頭兩邊與石磴的間隙只有五寸，車要準確不偏，不發生碰擊。四曰“舞交衢”——車在交叉道上，往來馳驅，旋轉適度，合舞蹈節奏。五曰“逐禽左”——驅車追趕禽獸，要善於把禽獸阻攔在左邊，以便君主射獵，因為禮規定君主田獵自左方射。
《禮記·曲禮下》：“問大夫之子，長，曰能禦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大夫的兒子，年長，回答說能駕馭車了；年幼，回答說還不能御車。可見貴族子弟達到一定年齡就要進行駕馭車技術的訓練，並以能禦、未能禦來區別長幼。駕車要沉著、敏捷、熟練，並能隨時配合射手，創造有利的射擊機會，所以說學習駕車要經過嚴格的訓練，才能達到上述五項標準的要求。
週天子出征前，要到祖廟祭祀請命，這叫“告祖”；然後到大學召開出征前軍事會議，制定作戰方案。班師凱旋，也回到大學舉行“釋奠”禮，祭奠“先聖先師”，獻俘告功。大學是周天子的重要活動場所，也是比射禦選士的場所。這些都說明西周重視射禦的訓練，並註意射禦的教學與實際生活的密切聯繫。
“書”與“數”是基礎文化課。 “書”是指書寫文字。 “數”是指計算、算法。西周書寫的工具是刀筆、竹木，字體為大篆。西周已有供小學文字教學的字書(課本)。據《漢書·藝文志》載：“《史籀〔zhou宙〕》十五篇。”注曰：“周宣王時(公元前827—前782年)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又注：“《史籀篇》者，週時史官教學童書也。”這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上記載最早的兒童識字課本，今已失傳。西周小學教育從識字、書寫開始。 《禮記·內則》提出“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學書計”，所謂“數日”即認識、背誦由天干地支組成的六十甲子，“學書”即學習書寫六十甲子，認識與書寫方名(東、南、西、北方之名)。在當時辨別方向主要依據天象。當時人們多用日出日入的日影、日中時的日影和晚上的北極星的方位等方法來確定方向。
《周禮》提出了“六書”的總名，後世學者對六書的名稱、順序解析不一，但都認為漢字構成有六種方法。 《漢書·藝文志》曰：“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提出了文字的構成有上述六個方面，同時也指出了西周識字教學是按字的構成方法分類進行的。鄭玄在《周禮·保氏注》中提出六書的內容為“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許慎在《說文解字》中提出了最有代表性的“六書”說：“《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hui 徽〕，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所謂“指事”，即用符號指示意義，如木下加“一”為本(樹根)，木上加“一”為末(樹梢)。所謂“象形”，即把客觀事物描繪出來，如“日”像一輪紅日，“月”像一彎新月，“山”像一峰高聳，群山環抱。所謂“形聲”，即意符與聲符並用，如“魚”字偏旁表示魚的總類，再用其他的字搭配起來，成為“鯉”、“鯽”、“鱔”、“鰻”等，表示魚的不同種類，這是形與聲相結合。所謂“會意”，即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合在一起，表示一個新的意思，如上小下大為“尖”，左日右月為“明”。所謂“轉注”，即同一個部首的同義字相互解釋，如“老，考也”，“考，老也。”所謂“假借”，即當新事物出現之後，口語中已有了這個詞，但還沒有這個字，於是藉用同音字來表示，如“汝”本義為水名，借為第二人稱代詞，意思是“你”。總之，西周學校的文字教學，是按漢字構成的方法，以“六書”分類施教的，使學生掌握每個漢字的字音、字形、字義。
“數”的教學，西周有很大發展，據考釋，西周時六歲兒童開始學數數，從一至十的數目。九歲兒童學“數日”，指學習記日法，先學甲子紀日，然後再逐漸加深。十歲兒童開始學“書計”。所謂“計”，指一般計算能力的培養。首先要學習十進制的文字記數方法。這種記數方法在數學發展史上曾居先進行列。其次還要學習計算的方法。中國古代重要的計算方法——籌算完成於春秋戰國，但並不否認在春秋戰國以前就有簡單的算籌記數和簡單的四則運算。
《周禮·地官·保氏》提出西周六藝之數為“九數”。至東漢，鄭玄又在註中提出了“九數”之目：“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所謂“方田”，講的是田畝面積計算等問題。所謂“粟米”，講的是按比例交換問題。所謂“差分”，又叫“衰分”，講的是等級——按比例分配問題。所謂“少廣”——“少”為“多少”，“廣”為“寬廣”，講的是在體積計算中運用開平方和開立方的方法問題。所謂“商功”——“商”是“商賈”，“功”是“工程”，講的是工程的計算，尤其是體積的計算問題。所謂“均輸”，講的是按人口、路途等條件，合理安排運輸賦粟和分配徭役等問題。所謂“方程”，講的是聯立一次方程及正負數問題。所謂“贏不足”又叫“盈不足”，講的是運用假設的方法解決疑難問題。所謂“旁要”，講的是“勾股定理”。學習以上九項計算方法，是較高的教學要求。 “九數”流傳下來，經後人不斷補充、加工、整理，約到漢末三國的時候，才編成《九章算術》。西周的“九數”奠定了後來的《九章算術》的基礎，這表明西周的數學教學內容是比較豐富的。
總之，“六藝”之中“書數”的內容是很廣博的，誠如元代學者舒天民在《六藝綱目》中所說：“六書之中，天文、地理、人、事、物則悉皆備矣……文之妙用，其大矣乎。”例如，漢字有一類字稱做“天地類之純形”，教這類字，便要向兒童介紹日、月、雲、雨等天文知識以及山、水、川、泉等地理知識。
西周中期便形成了以禮樂為中心的“文藝”教育，體現了文武兼備、諸育兼顧的特點，反映了中華文明發展早期的輝煌。
西周在科學技術方面，如天文、曆法、醫藥、建築、冶煉、機械製造等方面，都有很大的進展；但貴族們認為學習這類東西是同高等貴族的身份不相稱的，所以學校中並不重視科技教育。這是中國古代學校教育的一個特點。科技的傳授是通過另外的渠道，由專門事務官祝、史、醫、卜及“百工”，父以子傳，世代相繼，成為“世業”，西周的學校教育與“世業”是並行的。
西周學制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