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名丘字仲尼，魯國陬〔zou鄒〕邑(今山東省曲阜市東南)人。生於公元前551年，死於公元前479年，是儒家私學的創始人。孔子大約在30歲時，在曲阜城北設學舍，開始私人講學。後漸漸有了名聲，弟子也越來越多，孔子私學成了規模很大的教學團體。孔子開辦私學，主張“有教無類”，即教育的對象，不分地區，不分年齡，不分貴族與平民，均可入學。孔子私學的學生主要是由平民所組成的，真正來自貴族的只有少數幾個人。孔子私學教育的對像從貴族推廣到廣大平民，適應了當時士階層興起的要求，順應了學術、文化下移的潮流，這在中國古代學校教育發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孔子私學的教育目的是培養德才兼備的從政人才，即所謂的“學而優則仕”。 “學而優則仕”的“優”原意為“饒也”、“寬也”、“裕也”，即“有餘力”的意思。這句話是說學習了，有餘力便去做官。所謂“有餘力”，即有時間、從容不迫地去學習，引申意為學得比較寬些、深些、好些、優秀一些再去做官。 “學而優則仕”包含著這樣的意思，即不學習或雖學習而不優，就沒有資格做官。這對於西周時代的世襲世祿制度來說，是一個大批判，大進步。因為在西周，做官的資格是由世襲法獲得的。當時在選用人才方面大量存在著“不學而仕”、“仕而不學”或“學而不優”等現象。貴族子弟在進學校之前，已經是當然的候補官吏了，當時不存在“學而優則仕”的要求，他們進學校學習不過是學一點與自己的貴族身份相稱的知識而已。
孔子私學繼承了西周六藝——禮、樂、射、禦、書、數——的教育傳統，教育學生廣泛地學習“六藝”的知識技能，由於孔子的培養目標是“君子”，對“君子”在德才兩方面都有嚴格的要求。所以在教育內容方面比西周的“六藝”較為廣泛而深刻。在他40多年的教學生涯中，他把可蒐集到的歷史文化材料，精心加以整理，編著成教學用書，被後世奉為儒家經典。歷代相傳的“六經”，基本上是經過孔子和他的學生不斷整理、補充而流傳下來的。
(1)詩經西周以來的詩歌。傳說古詩抄本有3000多篇，孔子對此做過蒐集、整理、校勘工作，存留305篇。作品大概是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分為三類：一為“風”(即民歌)；二為“雅”(即宮廷之樂)；三為“頌”(即宗廟之樂)。孔子說，“詩”三百首，用一句話來概括，是“思無邪”，即其思想內容都合於“周禮”的準則。詩具有形象思維的特點，孔子已註意到這個特點，他說：《詩》“可以興”，即詩有比喻聯想，託物寄興的特點，容易培養青少年的聯想力，以激發他們的道德情感。 《詩》“可以觀”，也就是說通過學詩，可以觀察到社會習俗的盛衰，以培養青少年的觀察力。 《詩》“可以群”，是說通過學詩，來引起情感上的共鳴，以培養青少年的合群性，增進其相互情誼。 《詩》“可以怨”，是說通過學詩，運用諷刺形式，批評政治得失，以培養青少年學習諷刺的方法。歸結起來，學習詩經，可以教育青少年懂得“事父、事君”的倫常道德，培養忠君孝父的道德情操。此外還可以學一點自然常識，諸如“鳥獸草木之名”。
(2)書經孔子將春秋以前歷代官方的政治歷史文獻彙編成(稱為《尚書》)。它保存了夏商以來特別是西周初年的重要歷史材料，編經的目的是為了總結保存，並向青少年傳授奴隸制國家的統治經驗。
(3)禮經即周禮，包括奴隸制的宗法等級世襲制度、道德規範和相應的儀節。孔子是重視禮的，他說：“為國以禮”，“不學禮，無以立”。他認為立國要以禮制為核心，建立新的社會秩序。他強調“禮”必須以“仁”的思想情感為基礎。離開了“仁”，“禮”就沒有意義了，因此要求達到“禮”和“仁”的統一。所謂“仁”，是孔子提出的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一種精神，“仁者愛人”，“推己及人”，對統治階級內部要講忠、信、恭、敬，對勞動人民要講寬、惠。這樣便於調節各階級之間的關係，使之和諧。他是主張把“仁”的精神貫注到“周禮”之中去的，“周禮”經過“仁”的充實才可發揮“和為貴”的作用。孔子還提出了一個正名思想，其實質在於呼籲社會權威。可以推想，當時正值春秋末期，社會動盪不安，多種秩序並存，人心浮動，誰都不怕誰，誰說了也不算，沒有權威性。所以孔子就大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在君的位置，像君的樣子；臣要在臣的位置，像臣的樣子；父要在父的位置，像父的樣子；子要在子的位置，像子的樣子。其目的在於要維護必要的權威意識，這個思想還是很有價值的。因為當時社會正處於新舊權威相互轉化時期，要注意防止權威領域出現空白，否則社會失控是難以避免的。
(4)樂經“樂”即音樂。 “樂”與“詩”相連，分別來說，“樂”謂樂曲，“詩”謂歌詞，合而言之，“樂”也包涵“詩”。 “樂”與“禮”相配合，進行政治道德教育，其作用在於陶冶情操。孔子說一個人的修養應該從學“詩”開始，以激發情感和意志；進而學“禮”，以約束其言行；再學“樂”，以形成其性格。這就是他所說的“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孔子不僅是音樂愛好者，很可能十分內行。他與別人一起唱歌，如果別人唱得好聽，他一定要求別人再唱一遍，然後跟著別人再唱一遍。孔子在齊國聽到舜時的《韶》樂，使得他“三月不知肉味”，說明他整個身心長時期地沉醉在“韶”樂里面。他評價“韶”說：“盡美矣，又盡善矣”，評價周武王時的“武”樂說：“盡美矣，未盡善也”，這裡他提出了文藝的兩條標準：一是政治道德標準，稱之為“善”；一是藝術標準，稱之為“美”。在這兩條標準中，“善”是首要的，“美”是其次的，不過他還是主張“盡美，盡善”，即政治道德標準與藝術標準完美的和諧與統一。這對形成中國古代的藝術傳統和美育傳統有重大影響。中國古代的藝術和美育傳統注意樸素，淡雅，天真，含蓄，講分寸，“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喜而不露，怒而不縱，含而不貧，勇而不莽，盡善盡美，文質彬彬，中國古代的文學藝術和美育傳統，就像中華民族的性格一樣：既熱烈又恬靜，既深刻又樸素，既溫柔又高雅，既微妙又直率，成為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對中國人民的教育和感染是深厚的。
(5)易經也叫《周易》，大概形成於殷周之際，包括64卦及其卦辭、爻辭，另外還附有卦圖、太極圖、河圖、洛書等圖式。它本是一部推究陰陽變化預卜吉凶禍福的占卦書，但書中吸收了當時自然科學如古天文學、古氣象學、古代數學的成就，以及在社會生活中經常接觸到的複雜現象，並且對這些現象又力圖作種種解釋和說明，因此，它就不僅是一部宗教迷信書，其中也包含著豐富的哲理。孔子很重視，他讀《易》，不厭反复，曾把串聯《易》竹簡的皮繩磨斷過三次。晚年他說過：“讓我多活幾年，到50歲時去學習，便可以沒有大過錯了！”他不僅自己喜讀《易》，而且還作為經典傳授給他的學生。
(6)春秋經《春秋》本是魯國的一部編年史，因為它是按年來編寫的，所以就取一年四季中的春秋兩字來命名，曰“春秋”。孔子對這部書是加工過的，作過一次修訂，並把它用作歷史教材。這部史書雖有明確的年月記載，但文字過簡，記載的史實僅只是一個大綱或提要，事情的原委記載很不詳細。於是後來就有人給它將史實補充敘述和進行評論。這些敘述和評論就叫“傳”。給《春秋經》作過“傳”的共有三家：戰國時齊國人公羊高作的叫《春秋公羊傳》，春秋末魯國人左丘明作的叫《春秋左氏傳》，還有一位魯國人穀梁赤作的叫《春秋穀梁傳》。
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代表了春秋時期以前的文化知識的一切領域，作為歷史材料，是有價值的。清代學者章學誠說：“六經皆史”，就是從史料價值上肯定了孔子傳授六經的歷史作用。
六經是孔子私學的主要課程，有人說，《詩》相當於文學課，相當於政治課，《禮》相當於道德倫理課，《樂》相當於音樂藝術美育課，《易》相當於哲理課，《春秋》相當於歷史課，這種說法雖不盡貼切，但也不無道理。
六經對於中國古代影響是深刻的。中國是禮儀之邦，中國人是喜歡遵守社會公德的，守規矩，講禮節，這是受《禮》經的影響；中國人是樂觀主義、浪漫主義的，琴棋書畫，吹拉彈唱，這是受《詩》與《樂》經的影響；中國人性格是多方面的多層次的，關心政治，酷愛歷史，追求哲理，這是受、《春秋》、《易》經的影響。
孔子私學教學內容中宗教成分較少，他不願談論鬼神和死後的問題，顯示了對於宗教的冷淡態度，這是一大長處，但孔子私學教育內容中涉及生產技藝和理論性的自然知識的研究和傳授也較少，這又是一大短處。在孔子私學中，自然只是作為類比邏輯中的借喻物，沒有成為教學和研究的主要對象，這對中國古代的學校教育發生了深廣的影響。中國古代學校教育形成了輕自然、斥技術的傳統，學校教育與科學技術相脫節，學校教育內容和考試內容都排斥科學技術知識，這對中國古代自然科學技術的發展是十分不利的。
孔子一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在其私學教學中，創造出了以培養自覺性為中心的因材施教的教學方法。它的要點是：
(1)注意個性差異。孔子經常通過觀察、問答等方式了解學生智能性格的差異，孔子即根據不同的個性特點進行有針對性的教學。他不用千篇一律的說教，往往不同學生問同一樣的問題，而他的回答卻不一樣。如學生子路問孔子：“聽到一個道理就馬上去實行嗎？”孔子說：“有父兄在，怎麼能聽到了不去請示父兄就馬上去實行呢？”另一學生冉求也問同一問題，孔子卻說：“對，你應該馬上去實行。”別的學生不理解孔子對同一問題卻有兩種不同的回答。孔子解釋說：“冉求一向行為遲緩，所以我鼓勵他大膽幹；子路一向膽大好勝，所以我要他請示父兄。”
(2)善於啟發誘導。孔子因材施教的基本方法是啟發誘導。他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啟發”一詞即由此而來。 “憤”，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口慾言而未能之貌。意思是說，教導學生，不到學生想求明白而不得的時候不去開導他，不到學生想說而說不出的時候，不去啟發他。這就要求在教學過程中掌握學生的心理狀態，務使教學內容與方法適合學生的接受水平和心理準備條件，以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求知欲。
(3)學習與思考結合。孔子認為：“學而不思則罔〔wang往〕，思而不學則殆〔dai怠〕”，只讀書而不思考，就容易上當受騙；只思考而不讀書，問題仍疑惑不解。這種看法已經接觸到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辯證關係。孔子還強調獲取知識必須多聞、多見、多問，同時要求對學習的內容一定要經過思考，融會貫通，辨明是非，擇善而從，由博返約，溫故知新，才能聞一以知十，舉一以反三。孔子還要求思考問題要抱虛心求是的態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憑空猜測，不武斷，不固執，不自以為是。對尚未明白的問題，暫時存疑，以待今後進一步探討，認為這樣才有可能獲得真知。
(4)學習與行動結合。孔子要求學以致用，學習所得必須見於行動，即把知識運用到政治生活和道德實踐中去。起初，他過分相信學生表態性的話，認為學生說的話都會實際去做的，於是“聽其言而信其行”。後來發現學生言行脫節以後，才對學生提出了言行一致的要求：“聽其言而觀其行。”他討厭學生講假話、講空話、講大話，認為言過其行是最可恥的。就道德修養來說，根本的要求是“遷善改過”。他說，學習是為了提高自己的知識和道德修養，而不是用作裝飾，給別人看。孔子深信人的智慧和道德都是在不斷克服缺點與錯誤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的。
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從辦私學時間之長久、從事私學活動精力之集中、私學規模之宏大、私學生徒弟子之眾多、私學教育經驗之豐富、對後世影響之深遠來說，這是其他學派的私學所不及的。孔子死後，儒家分為八派，在教育上影響最大的是孟子私學和荀子私學，他們從不同方面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私學傳統。
孟子(約公元前372—前289年)戰國中期教育家、思想家，名軻〔ke 科〕，鄒(今山東省鄒縣東南)人。孟子私學的教育目的是“明人倫”，教育學生明確並堅信“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倫理道德原則。孟子一生大部分時間從事於私學教育，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為樂趣。孟子私學特別重視人的內在能力的培養，主張發揮人天生的善性，把教育看作是人心內發的作用，認為教育的作用不是要自外注入人本來沒有的東西，而是在於啟發人們恢復天賦的道德觀念，促使人對先天“善端”的自覺，進而成為聖賢，從而達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境界。他強調“尚志養氣”、“存心寡欲”、“改過遷善”、“反求諸己”，肯定人的精神生活和道德情操的重要，指出“仁者榮，不仁者辱”，鼓勵人們“舍生取義”，堅持道義原則，並強調人們從艱苦和患難中磨練意志。孟子從性善論觀點出發強調內向、存養擴充、自求自得，並要求努力找回已經失去的“善端”，防止外在不良環境的污染。孟子私學的這些理論和經驗，雖有某些神秘主義的色彩，但已觸及了製約教育的內在發展規律問題，對後世儒家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荀子(約公元前313—前238年)戰國末期教育家、思想家，名卿，趙國(今山西南部)人。荀子私學的教育目的是培養士、君子、聖人，而以學為聖人作為最高目的。荀子私學特別重視後天人為的作用影響，把教育看作是“外鑠〔shuo數〕”後天的過程，所以強調“化性起偽”。所謂“偽”，即“人為”的意思，指用後天人為教育的方法來糾正和變化先天的本性。按照荀子的性惡論思想，順著人的自然本性，必然發展為惡，而產生相互爭奪，所以教育的作用在於通過外來作用改變和抑制人的內心本性，樹立人為的道德觀念，接受社會的約束，維護社會的穩定。荀子私學非常重視傳統文化知識的教育，因而在儒家經典的傳授上，有著特殊的地位。西漢的許多經學大師，在學術思想上大多是淵源於荀子學派。荀子私學對學生要求很嚴格，教師有絕對權威，因而能培育出像韓非、李斯這樣在當時屬於第一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