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第十一章漢字的規範和改革

漢字自從它產生之日起，就不斷處於發展變化之中。隨著語言中新詞的不斷產生，新字不斷出現；隨著書寫習慣和書寫工具的改變，新的形體和字體也不斷產生。這些發展變化，都是廣大漢字使用者集體創造的產物。這些創造在多數情況下是符合漢字發展規律，因而是有生命力的。但是也帶有一定的主觀隨意性，給漢字的使用造成混亂和不便，從而影響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正常進行。戰國時期嚴重的“語言異聲，文字異形”，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所以歷代的中央政府，在一定的時候都要運用法令來對漢字進行整理和規範工作，這同時也就對漢字作了一定程度的改革。 漢字的整理和規範，主要包括規定每個漢字的正確形體，清理同一字中的異體字。秦始皇廢除六國異體，推行小篆，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進行的漢字整理和規範工作。秦始皇對這項“書同文”的工作高度重視，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他手下的重要官員如丞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太史令胡母敬等悉數參加。當新的規范書體——小篆產生之後，馬上讓他們編出《倉頡篇》、《爰歷篇》、《博學篇》等字書，供天下士子學習、使用。隨著他時常外出巡視，又在各地(如泰山、嶧山、會稽山等)樹立用小篆書寫的碑刻，當然主要是炫耀自己的豐功偉績，同時也是盡量擴大小篆的影響，加速“書同文”的進程。

這次漢字規範工作的效果是很明顯的，它很快結束了戰國文字的混亂局面。現今出土的戰國時楚國文字如長沙仰天湖楚簡(圖37，左)，形體結構給人以奇詭難辨的感覺，這也正是當時楚國地方文字的面貌。但再看幾乎同在一地出土的長沙馬王堆西漢帛書《老子》(圖37，右)，時代間隔並不大，諸字的形體就相當容易辨認，地方色彩不能說沒有，但是已經大為減弱了。這不能不認為是秦始皇“書同文”的積極效果的一個證據。 其後，西漢初年、東漢初年、唐宋以來，都有運用法令整理和規范漢字的記載。東漢熹平年間(公元172—178年)、三國魏正始年間(公元240—249年)、唐代開成年間(公元836—840年)等，都曾經刻立“石經”(圖38)，作為漢字書寫的規範。

可是，做過一次整理和規範工作之後，新的變化又產生了。這主要是因為漢字本身在發展，民間在使用漢字的過程中，不斷創造和流行與官方規定的“正體”字有區別的“俗體”字。 “俗體字”多數是手寫的簡體字或草體字。這類新字的影響力是很大的，有時連官方文書和受過專門訓練的知識分子筆下也不能避免，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對於漢字字形的整理和規範工作，大約每過幾百年就要進行一次。 在漢字字音的整理規範方面，歷代也做過一些工作。這裡需先介紹一下漢字在古代的注音方法：長期以來，在我國沒有拼音字母。對漢字的注音，最早是使用發音方法的描寫，如某某字的讀音，有的是“以舌頭言之”，有的是“以舌腹言之”，後來使用直音，即用音同音近的字直接注音，如“憲，音獻”，但是都不方便，也難以準確。東漢以後，受外來佛教文化的影響，發明了“反切”，就是把一個漢字分成聲母、韻母和聲調，用另外兩個漢字分別代表，加以上下拼合，就得出這個字的讀音，如“同，徒紅切”，“徒”表示“同”的聲母，“紅”表示“同”的韻母與聲調，用今天的拼音字母記錄下來就是：徒t〔u〕 +紅〔h〕ong→同tong。從南北朝起，歷代大都運用“韻書”的形式(如《切韻》、《廣韻》等)，使用反切給漢字注音，從而對漢字讀音進行規範。由於語音不斷變化，所以古代的反切，到今天有許多已經不能直接拼合出準確的字音來了。

明朝末年以後，隨著歐亞兩洲航路的開發，歐洲一些國家的傳教士紛紛來華傳教，他們使用拉丁字母為漢字注音，學習漢語和漢字。後來，為了使教民能直接閱讀《聖經》，也用類似方法做了一些掃盲工作。 鴉片戰爭使中華文明古國開始逐步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在一些開明的士大夫和愛國的知識分子中間，產生了一股變法維新、圖強自救的思潮。這股思潮中的一個分支，是認為要使中國富強，就要“開發民智，普及教育”，而繁難的漢字對此是最大的障礙，因此就要“改革漢字”。現代意義上的“漢字改革”，就是由此起步的。 這種“漢字改革”，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進行漢字簡化。清末不少知識分子提倡簡體字，“五四” 以後逐漸形成了一個“簡體字運動”。 1935年8月，當時的國民政府教育部經“行政院會議議決”和“中央政治會議核准”，正式公佈了324個簡體字。這批簡體字的選擇標準是：(一)依述而不作之原則； (二)擇社會上比較通行之簡體字，最先採用；(三)原字筆劃甚簡者，不再求簡。這批簡體字，後來因故沒有施行。

在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在識字和普及文化的運動中，一則確定、創造和採用了許多簡體字。二則推行漢字的拼音化。本世紀初的前後，有過一個“切音字運動”，曾經有一些熱心人士，提出20多種漢字拼音方案。到1913年制訂了一套“注音字母”，1918年由當時的教育部頒布。這套注音字母包括24個聲母，16個韻母，大部分是採用漢字的偏旁作為形體。這套注音字母，目前還在我國台灣省等地區繼續使用。 1930年以來，在部分地區和群眾中間，還產生過一種“拉丁化新文字”。 1949年以後，人民政府十分重視普及文化教育和漢字改革工作，專門成立了“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現改名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作為漢字改革的專門機構。 1958年，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對漢字改革提出了三項任務：一、簡化漢字；二、推廣普通話；三、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

在有關政府部門和學術機構的推動下，這三項工作有了長足的進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簡化漢字，包括精簡漢字的筆劃和字數。 1955年1月公佈了《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並於次年被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經過八年在全國印刷和書寫的文件、書籍、報刊上的使用以及教學的實踐，1964年2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編印了《簡化字總表》，以《漢字簡化方案》為基礎，對簡化單字以及簡化偏旁進行了調整和類推，下分三個表：第一表有352個不作偏旁用的簡化字；第二表有132個可作偏旁用的簡化字和14個簡化偏旁；第三表有1754個應用第二表的簡化字和簡化偏旁類推出來的簡化字。這三個表共收入簡化漢字2238個。這些簡化字的筆劃，比原來的繁體字減少了將近一半。

《漢字簡化方案》對漢字的簡化方法，初步歸納有如下幾種：1.保留原字輪廓，如以“龜”代“龜”，以“慮”代“慮”；2. 以部分代整體，如以“醫”代“醫”，以“聲”代“聲”；3.更換形聲字的部件，如以“癢”代“癢”、以“擁”代“擁”是更換聲符，以“腭”代“顎”、以“貓”代“貓”是更換形符；4.非形聲字改為形聲字，如以“驚”代“驚”，以“態”代“態”；5.形聲字改為非形聲字，如以“灶”代“竈”，以“淚”代“淚”；6. 同音代替，如以“裡”代“裹”，以“醜”代“醜”；7.借用古體，如以“雲”代“雲”，以“塵”代“塵”；8.草書楷化，如以“東”代“東”，以“書”代“書”；9.記號代替，如以“歡”代“歡”，以“義”代“羲”。等等。

這些方法，有的在某些字上有所交叉，不過大致來說，都是歷史上的群眾創造，“古已有之”的。 精簡漢字字數的措施，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現代漢語中不引起意義混淆的前提下，用筆劃少的同音字代替筆劃多的字，例如用“面”代替“麵”、“沈”代替“瀋”、“餘”代替“餘”等。這樣既精簡了字數，又簡化了字形。二是進行異體字的清理，消除許多漢字具有兩個或多個形體的現象。 1955年文字改革委員會和文化部共同公佈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廢除了1055個異體字。 推廣普通話和製定、推行漢語拼音方案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緊密聯繫、相互促進的。 1956年2月，文字改革委員會在過去直音、反切以及各種拼音方案的基礎上，發表了《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制定這個方案的基本原則有三條：一是以北京語音作為語音標準。也就是，它所拼寫的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字典、讀物、課本上的注音都要以這種語音為標準。這樣就為推行普通話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二是以音素作為音節結構。我們知道，一個漢字就是一個音節。所謂“音素”，就是組成音節的最小單位，如“媽”是由m和a兩個音素組成，“飄”是由p、i、a、o四個音素組成。三是以拉丁字母作為字母形式。因為拉丁字母是世界上最通用的字母，是國際公用的文字符號，它筆劃簡單，構形清晰，便於書寫。 1958年2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了《漢語拼音方案》，由它代替了1918年公佈的漢字式的注音字母。

必須說明的是：《漢語拼音方案》的作用，首先是為漢字注音的，它不是代替漢字的拼音文字。它是拼寫普通話、推廣普通話的工具。 《漢語拼音方案》 可以作為國內各少數民族創制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礎。它也可以幫助少數民族人民和外國人士學習漢語，以促進國內外政治、經濟和文化諸方面的交流。此外，《漢語拼音方案》在漢字的電腦(電子計算機)輸入、信息處理以及電信通訊、音譯中外人名地名和編制書刊索引等等領域，都發揮著有效的功能和作用。 1982年，“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經全體會員國投票通過，決定採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漢語羅馬字母拼寫法的國際標準，編號為“ISO-7098”。這意味著《漢語拼音方案》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正式承認，因此將具有更加旺盛的生命力，發揮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