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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第四節《國語詞典》——符號注音和音序排列排檢法的先導

中國字典詞典史話 张明华 5189 2018-03-20
中國的近現代詞典中,《辭源》、《辭海》等都是用舊字書的反切標註音讀,按部首排檢字、詞。到了《國語詞典》才改用注音符號標註音讀,按註音符號的音序排檢字、詞,從而開創中國現代字典、詞典以符號注音和音序排列排檢的方法。 辭書注音、排檢方式的革新與近現代漢字改革運動近現代字典、詞典在註音、排檢方式上的革新,同19世紀末以來的漢字改革運動、國語統一運動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前後,中國被列強瓜分的危機迫在眉睫,中國傳統文化面臨著資本主義文明和科學技術前所未有的嚴重挑戰,中國愛國知識分子和有識之士,開始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反思和重新評價。他們認為中國落後挨打,是由於科學不發達,科學不發達是由於教育不普及,教育不普及根源在於漢字繁難,因此改革漢字是當務之急。正是在這一社會歷史背景下,19世紀末葉,一些人受到西方基督教傳教士以羅馬字拼寫中國地方方言用來翻譯、傳播《聖經》的啟發,開始創制中國拼音文字。第一個創制者是盧章(公元1854—1928年)。 1892年,他出版《一目了然初階》一書,推出55個變體拉丁字母記號,製成一套音標,名為“切音新字”。所謂“切音”,就是拼音。到1911年,先後有27種切音字方案問世,其中在社會上推行較廣、影響較大的有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和勞乃宣的“合聲簡字”。 “官話合聲字母”採用漢字筆劃式字母,以北京音為標準音。而“合聲簡字”是根據“官話合聲字母”,補充南方話特有的音素,拼讀南方方言。他們的方案發表後曾得到清朝個別官員的讚賞和支持。如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吳汝綸。 1902年,他考察日本學政,親眼看到日本推行國語(東京話)很有成效,回國後寫信給管學大臣,主張學校教習“官話字母”,推行以“京話”(北京話)為標準的國語。在推行方案過程中,王照曾得到袁世凱的讚助,勞乃宣得到時任江蘇巡撫的端方的支持。為爭取清廷頒行“合聲簡字”,勞乃宣1908年上書慈禧,沒有結果。 1910年,因為得罪清攝政王載灃,“官話字母”被查禁。之後,清政府資政院先後收到一些請求推行“合聲簡字”的提案,於是開會並通過嚴復等人的報告。該報告提出審訂切音字方案,作為“范正漢文讀音”和“拼合國語”的工具。報告提交學部後又送交1911年夏召開的“中央教育會議”議決,最後通過《統一國語辦法案》。這個決議案建議審定“國語”標準,編輯國語課本、國語詞典和方言對照表等。同年十月,爆發辛亥革命,這個決議案沒能實施。

中華民國建立後,1912年7月,召開“中央臨時教育會議”,通過《採用注音字母案》,決定從統一漢字讀音入手,實施國語教育。 1913年2月,教育部召開“讀音統一會”,不少切音倡導者與會。會議審定了6500多個漢字的“國音”,核定音素和採定字母。字母採用的是會議用來審音用的“記音字母”,經修訂後形成一套正式的“注音字母”方案,還擬定七條推行辦法。這套字母共38個,都是漢字式的字母,筆劃很少。 1918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佈時,增加一個字母,成為39個,1920年又增加到40個。 1923年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開會,改“注音字母”的拼音標準為北京語音(即“新國音”或“京音”),不再拼1913年“讀音統一會”議定的“國音”(即“老國音”)。 1930年“全國教育會議”改“注音字母”為“注音符號”。

“注音字母”方案正式公佈前的1917年,陳獨秀、胡適等提出“文學革命”的口號。在這一口號的影響下,錢玄同於1918年提出廢棄漢字和漢語(《新青年》四卷二期),陳獨秀主張過渡時期“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新青年》四卷二期),胡適贊同陳獨秀的看法。 《新青年》、《新潮》、《國語月刊》等刊物相繼發表文字改革的文章,傅斯年、蔡元培、黎錦熙、趙元任等也紛紛撰文參與討論。到1923年,討論達到高潮,社會影響很大。是年“國語統一籌備會”成立“國語羅馬字研究委員會”,錢玄同、黎錦熙、趙元任、週辨明、劉復等11人任委員,開展有關羅馬字的各項研究。 1926年9月“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正式通過由錢玄同、黎錦熙、趙元任等擬定的《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作為“國音字母第二式”,1928年9月,國民政府大學院(教育部)予以公佈。 “國語羅馬字”是我國擬定的第一個比較成熟的拼音文字方案,完全採用現成的拉丁字母,以北京語音為標準,有比較完善的正字法。

到20世紀30年代初,蘇俄華僑掃盲運動中產生的“拉丁化新文字”被介紹到中國,正值國內“文言、白話、大眾語”論戰達到高潮之時。 1935年12月,蔡元培、孫科、柳亞子、魯迅、郭沫若等688人發表《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倡導“新文字”。之後,隨著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與民族解放戰爭的展開,“拉丁化新文字”以其易懂易學,在動員群眾、宣傳抗日、普及教育中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中國拼音文字運動,是漢語言文字學史上歷時最長、規模最大的漢字改革運動。它大致經歷了切音字、注音字母、國語羅馬字、拉丁化新文字等幾個發展過程。是中國進步的知識分子本著普及教育、發展科學、振興國家民族的願望,進行漢字改革的嘗試。雖然只有“注音字母”和“國語羅馬字”兩種拼音方案曾被當時政府正式公佈,但是它們或直接或間接地對近代以來的文字學理論的發展產生了影響,積極推動了“白話文運動”、“國語統一運動”的發展。

為了推行“國語”,“注音字母”公佈後的第二年4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專門機構——“國語統一籌備會”(該會1928年改為“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 1920年教育部就訓令全國各國民小學校,把“國文科”改為“國語科”,初級小學國文改為語體文,規定教學注音字母,統一國語讀音。從此以後,全國各地小學一二年級,大都開始講授“白話文”,教“國音”和注音字母。 1932年,教育部公佈《國音常用字彙》,收正字9920個,異體字1179個,異讀字1120個,共計12219個。該書只注定單字的“國音”,確立北京音為標準音,正文按註音符號音序排列,從而在字量、字形、字音、字序方面建立了初步的規範。注音符號也就被採用為中文字典、詞典注音的工具。 《國音常用字彙》和1937年出版的《國語詞典》都採用國語羅馬字與註音符號對照注音。在此之外,國語羅馬字就很少被其他工具書用來注音,也始終沒有進入小學,因此國語羅馬字推行不廣,在社會上影響不大。而“注音字母”作為漢字正音、傳播國語、幫助識字、代替漢字的工具,從1918年到1958年,在大陸推行了40年。台灣迄今還在使用。

為了推行國語,“國語統一籌備會”和“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先後進行了大規模的國音字彙、字典、國語詞典的編纂出版工作。 1937—1945年,“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的“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編纂出版了其第一部詞典——《國語詞典》。該詞典所收之詞,包括單字(即單詞)、複合詞和成語,都用注音字母和國語羅馬字兩種方式,依照標準音一一註明;書中的單字和復詞,按照注音字母及拼音次序排列。這就完全改變了古代字書注音、排列排檢的方式,成為現代字典、詞典用符號注音、按音序排列排檢的先導。 從以上我們不難得出結論,近現代字典、詞典編纂體例上的革新是清末以來漢字改革運動、國語統一運動的產物。 《國語詞典》的編纂《國語詞典》由中國大辭典編撰處編,黎錦熙、錢玄同主編。

黎錦熙(公元1890—1987年),中國語言文字學家。字劭西,湖南省湘潭縣人。畢業於湖南優級師範史地部,畢業後從事教育工作,編過中小學教材,當過報紙編輯,擔任過教育部教科書特約編撰員。 1920年起,先後任教於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北京大學、燕京大學。 1949年與吳玉章、馬敘倫等組織中國文字改革協會。 1955年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著有《新著國語文法》、《比較文法》、《國語文法綱要六講》、《漢語語法十八課》、《漢語語法教材》等30餘部書,論文300多篇。 錢玄同(公元1887—1939年),原名夏,字中季,少號德潛,後改掇〔duo〕獻,又號疑古。常效古法綴號於名前,稱疑古玄同。浙江省吳興縣人。近代著名音韻學家。 1905年入上海南洋中學,1906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學,1907年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後任浙江省教育總署視學,1913年起任北京高等師範、北京大學等校教授。五四運動時期,堅決反對封建文化,提倡文學革命。又積極參加國語運動,提倡漢字改革。著有《文字學音篇》、《國音沿革六講》、《說文部首今讀》等。

早在五四運動前,黎錦熙有感於中國傳統字書的缺陷,認識到編撰漢語語文詞典的重要性,主張編一部新型的漢語詞典,於是在1917年向北洋政府教育部提出編寫《國語詞典》的建議,以便供學校漢語教學、廣大群眾學習語文和專門學者研究漢語時使用和參考。 1923年“國語辭典編纂處”成立。他因為“打算要對於中國文字作一番根本的大改革”,設想編一本《中國大辭典》,要“給四千年來的語言文字和它所表現的一切文化學術等結算一個詳密的總賬”,因而“規模務求大,材料務求多,時間不怕長,理想盡高遠,全然學術化”。因之,1928年“國語辭典編纂處”就改為“中國大辭典編撰處”,黎錦熙擔任編撰處的總主任。計劃中的《中國大辭典》分30卷,10卷合訂一冊,共三大冊,按註音字母順序編排,預計在1948年成書。黎錦熙和錢玄同任總編纂。錢氏主管字的形體音韻,黎氏主管義訓和復合詞,曾印出“中國大辭典樣本稿”。到1930年,編纂處已基本完成資料的蒐集和整理工作。但是因為《中國大辭典》規模大,卷數多,加之當時戰亂不斷,一時無法成書,編撰處遂決定利用已經蒐集到的材料,合併重複者,選定“常用”、“間用”之詞,及“罕用”須備查考之詞,逐詞注音,作為正音的標準,並加以簡明必要的註釋,“凡高級中學以下各科術語大都採入,務求簡而不漏,淺而不陋”,以供“教育界檢查之用”和社會急需,名為《國語詞典》。商務印書館於1937年出版第一冊,1945年全部出齊,分訂八冊,最後一冊是檢字表和附錄。 1947年重版,四冊,書後附《國語詞典補編》。

《國語詞典》的特點《國語詞典》在收詞、注音、釋義、排序上有如下特點: (1) 收詞全書收詞十餘萬條。收錄古今漢語常用詞彙,尤其註重收錄文籍和現代語文及口語中通俗的詞彙。如宋、元、明、清時的白話,凡見之於語錄、說部、詞典的盡量予以搜求收錄。還兼收成語、熟語、古今中外人名、地名以及百科常用名詞術語。 (2) 注音《國語詞典》尤其重視字詞的注音。它收錄的全部單字、复詞、成語、術語都依照1939年公佈的標準國音(即北京語系),逐字用注音字母和國語羅馬字兩種方式標註讀法。單字下加註直音,或者用漢字拼切。字詞的聲調、輕聲、兒化、詞的連寫,一一標明。凡是經史古籍中的生僻字,參照唐宋以來的韻書,遵循古今音變條例,斟酌定音。凡是屬於活語言,則依當時北平口語注音。如果有異音,則分別列出。 《國語詞典》成為現代辭典注音改革的先導。

(3) 釋義釋義用語簡明扼要,大多淺近明白,力除舊字書訓釋含混不清的弊端。不一一羅列書證,酌情註明出處或引句例句。 (4) 排序單字及復詞都按註音字母順序排列,這就打破了傳統字書的編排方式,成為我國第一部嚴格意義上的音序詞典。由於它按註音字母排序,將所收的同音字全部排列在一起,因而也可以看作是一部漢語同音字典。 《國語詞典》的價值正如主編黎錦熙在《國語詞典·序》中所說的,《國語詞典》的編纂,主要是為了學習、研究漢語,矯正讀音: (1) 正音凡學習標準國語的人,或者想照國音來誦讀新舊書籍的人,得此隨時檢尋,不但可以矯正單字的讀音,並且可以知曉複合詞前後音節的孰輕孰重,孰應“兒化”,使之與活語言相符合。

(2) 定詞凡學習國語羅馬字的人,或者想把漢字或註音符號照“詞類連書”來寫作或排印的人,得此可略知某詞應連書,某詞應分寫,以免得寫作時徬徨不定。 (3) 釋義單字的普通用義,複合詞的特別涵義,得此也可以檢尋一個概略出來。 此外,黎錦熙認為它還有三點特殊用處: (1) 可供小孩子作文查漢字之用。 (2) 可供熟習了注音字母的人查漢字之用。 (3) 可供懂漢語的外國人進修漢文之用。總之,《國語詞典》以正音為主,大量收錄口語語詞,可以幫助人們掌握字的讀音,有利於學習推廣普通話。 《國語詞典》的缺點主要是:收詞有缺、濫,收錄了不少非定型詞;有的詞釋義太簡單,不易理解;不列書證,缺乏資料性。 《國語詞典》經過刪節後,改名為《漢語詞典》,由商務印書館於1957年出版。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民國時期字典、詞典中字、詞的排檢,除按註音符號的順序外,也有使用四角號碼、五筆檢字法、頭尾號碼等方法的。其中,四角號碼法曾被一些字典、詞典採用,至今有的仍沿用,作為檢字的輔助方法。而五筆檢字、頭尾號碼等方法都沒有得到推廣,民國時期出版的字典、詞典普遍使用的還是部首排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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