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的起源很早，如果從原始社會晚期的仰韶遺址、大汶口遺址中陶器上的刻劃記號、象形符號算起，已有五六千年的歷史。現在所能見到的最古老的漢字是甲骨文，已形成比較成熟、比較完整的文字系統。目前發現的甲骨文單字共4000多個。從甲骨文產生的3000多年來，有的漢字漸漸消亡，新的漢字又大量產生。漢字數量的增長，使得後出的字典總是在前書的基礎上增加不少新字，編制時代越晚的字典收字也越多。以古代第一部字典《說文解字》來說，它收集經典中的漢字共9353個。繼《說文》後，晉代呂忱的《字林》收錄漢字12824字，成書於南朝梁武帝大同九年(公元543年)的《玉篇》，收16917字。北宋時編纂的《類篇》收31319字，成書於明萬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的《字彙》收33179字。至清代《康熙字典》問世，它記載和解說的漢字總數已達47035個。
同時，古代字書的收編範圍也不斷擴大，有的字書保存了不少的古字、冷僻字，有的字書則集中了不同時期的繁體字、異體字、通俗字，也有的字書匯輯各種語詞和專門名稱，還有的字書專門匯釋外來文獻中的字詞。
漢字是一種表意性的文字，主要是通過字形來表達語義。同一個漢字在古今各種方言中，它們的讀音可以不同，但字義是一致的。用漢字記錄的書面語言能夠突破時空、地域的局限，而“傳於異地、留於異時”(陳澧《東塾讀書記》卷十一)，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範圍內起到交際作用。說各種方言的人們都可以用漢字來交流思想，達到相互了解。因而，古代的文字學家特別重視漢字形、音、義的考釋。他們常常採用辭書的形式致力於建立字形、字音、字義的規範。歷史上的統治者，出於政治上大一統的需要，也往往採用行政手段推行文字的統一工作。
文字的形、音、義三者中，與語言比較，“形”是指文字的形體，是文字這種記錄傳播工具所特有的。漢字的字體主要有甲骨文、金文、篆文、隸書、楷書五種。
甲骨文是殷商時代(公元前1300—前1028年)刻在龜甲、獸骨上的漢字。它外形參差不齊，字體較小，筆劃線條細瘦，直線形筆劃多，寫法不固定，多異體。
金文是指從商到漢(主要是西周)鑄(或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銘文)。金文外形輪廓比甲骨文方正，筆劃粗肥，有的字有實筆(即筆劃充實整個輪廓)，筆劃的拐角處，由殷末周初的方折漸趨圓轉，西周後期到春秋時筆劃趨向線條化。
春秋戰國時的秦國使用一種筆劃為圓轉的書寫線條字體——篆書，為與秦統一中國後的篆書相區別，稱它為大篆，又因收在《史籀篇》中而得名籀文。大篆字形在承襲西周金文寫法的基礎上，作了某些省改，筆道勻稱，筆劃圓轉線條化，形體整齊。
戰國時代，除秦國外，其他六國各有自己的文字，稱戰國(或六國)文字。它不如金文凝重渾厚，而是趨向秀麗流暢，最大的特點是字體簡化，多異形。
秦始皇統一中國，頒布文字的標準字體——小篆，是在大篆基礎上整理簡化而成，筆劃比大篆簡省，形體較平整勻稱，偏旁寫法一致，結構固定，廢除異體，做到字有定型。
秦朝時，為書寫方便快速，流行一種更為簡便的字體：隸書，也稱秦隸。把小篆的圓轉弧形線條變成方折平直的筆劃，但整個字形構造保留了較多篆書形跡，又被稱作古隸，以區別於很少篆書痕蹟的漢隸。
漢隸把秦隸的平直方折筆劃，變為撇、捺和長橫有波勢挑法的筆劃(略帶微波起伏之勢，並在筆劃末端加粗，收筆略向上挑)，字形呈扁方形，筆劃粗細不同。
興起於漢末、盛行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楷書(又稱真書、正書、正楷)由隸書演化而來，將漢隸的波勢筆劃變為點、橫、豎、撇。字形方正，字體規矩、整齊，簡單易寫，沿用至今。宋代專用於刻版印刷的楷書稱為宋體，而現在一般報刊所用稱為仿宋體，筆劃勻稱，比宋體稍細。
總的說來，從甲骨文到楷書，漢字形體演變的趨勢是簡化，即從圖畫性的象形字發展到純粹的書寫符號，從字形的參差不齊到方正勻稱，筆劃從彎曲複雜到平直簡易，從一字多形到合併或簡化偏旁使之易於辨認書寫。這種不斷簡化的趨勢也體現在同一字體的變化中。
漢字發展又是很複雜的，大量異體字、別體字的產生，繁簡字共用，古今字並存，所形成的複雜異形現象，直接影響了漢字的相互區分和實際使用效果。早在遠古時代，我們的先人就認識到文字規範化的重要性。黃帝之前，文字沒有定型，妨礙認識和使用，待黃帝統一華夏，史官倉頡“始整齊劃一，下筆不容增損。由是率爾箸形之符號，始為約定俗成之書契”(章太炎《檢論·造字緣起說》)。
《史籀篇》是周宣王時文字整理的產品。 《漢書·藝文志》上說：“《史籀》者，週時史官教學童書也。”用大篆書寫的《史籀篇》成為周代史官教貴族子弟識字的規範化課本，由此可窺見周統治者對文字統一的重視程度。
中國歷史上又一次大規模的文字整理是在秦始皇時代。戰國時期，七國各自為政，互不相謀，“文字異形”。秦始皇統一六國，立即著手“書同文字”(《史記·秦始皇本紀》)，規定“以小篆作為標準字體，李斯作《倉頡篇》成為宣傳小篆，統一字體的“範本”而傳於後世。
雖然秦始皇的“書同文字”對後世漢字的發展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但當時僅限於官方文書，且秦二世而亡，文字統一的實際效果很差。到了漢初，隸書成了通用文字，不僅戰國文字一般人不認識，就連秦小篆認識的人也不多。兩漢的統治者註意到文字的混亂狀況，做了一些有利於文字規範化的工作。如西漢元始年間(公元1—5年)，平帝在朝廷召開有爰〔yuan元〕禮等百餘人參加的文字討論會，揚雄吸收會議的成果，作《倉頡訓纂篇》。
全面、系統地對文字進行整理，當屬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許慎的時代，隸書盛行，作為小篆字體範本的《倉頡篇》也改用隸寫。字形的極大變化，使有些字看不出本來的形態，因而也就看不出字的本義。為“理群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Zhi止〕”(許慎《說文解字·敘》)，許慎編寫的《說文解字》對小篆進行整理，使它規範化。全書以小篆為主，收集了不少古文、籀文、奇字、秦刻石、漢代俗體、異體字形，全面分析字的形體結構，說明每個漢字的本形、本音、本義。 《說文解字》流傳以後，戰國以來至秦漢文字形體的混雜，以及胡通亂轉的現象逐漸得到克服。
魏晉南北朝時，篆隸實用價值遞減，楷書取而代之成為主體的字書越來越盛行，南朝顧野王全收楷體的《玉篇》應運而生。從此以後，古代字書全用楷書編纂，也極少附錄篆書。
唐代，篆書已不通行，開始了整理異體、辨別俗訛、訂正經典文字的工作，產生了一系列“字樣”書。像顏師古編《字樣》、杜延業編《群書新定字樣》、顏元孫編《幹祿字書》、歐陽融編《經典分毫正字》，唐玄宗有《開元文字音義》，張參編《五經文字》、唐玄度編《新加九經字樣》等，對標準楷體的確定起了積極作用。
自楷書通行以後，古今文字的形體有了較大的差別，宋以後編纂了一批不同類型的字書，或著重辨析字體的正俗、錯別，或主要考訂古今文字異同，或推求篆楷的變遷，或著力於文字形聲訛變和字劃疑似的研究。影響較大的，宋代有郭忠恕的《佩觿〔xi希〕》、張有的《復古編》、李從周的《字通》，遼代有行均的《龍龕手鑑》，元代有李文仲的《字鑑》等。
至清代，《康熙字典》首次用“典”字稱呼一部字書，也就是要把這部書作為規範文字的“典則”、“典範”。
語言文字作為一種社會交際的工具，不可能沒有一定的典範，沒有一定的規範勢必引起混亂。自唐代定楷書為漢字形體的正宗，刊定石經後，規範化的楷書字體得以固定下來，沿用至今，這不能不歸功於歷代字書在字形演變過程中所起的規範和統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