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第四節海圖的發展

北宋末年成書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本來是有圖的，但以後失傳了。據王應麟《玉海》記載，南宋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五月，樞密院(相當國防部)根據探子的情報報告：“敵人屯駐在淮陽軍(今江蘇睢寧縣西北)和海州(今江蘇連雲港市西南)，恐怕會用快船從海上南下，驚動江浙一帶，因為蘇州洋以南的海路通暢，可以直達浙江。”宋高宗命令兩浙路的長官趕快派人考察地形，守住險要，並陸續畫成地圖上報。不久，中丞沈與求報告：“海船由北方來浙江，必定要由泰州(今江蘇泰州市)的石港、料角、陳貼、通明鎮等地先到平江(今江蘇蘇州)的南北洋，再到秀州(今浙江嘉興)金山，再到明州(今浙江寧波市)向頭。聽說料角等地水勢湍急，如果能在石港、料角等地招募水手，給予豐厚報酬，以備急需，敵人又怎能通過？”七月，呂頤浩又報告了兩條海道：一條是浙東路，從北方大海而來，直抵定海(今浙江寧波市鎮海區)；另一條是浙西路，從通州(今江蘇南通市)至料角入海，至青龍港(當時吳淞江入海口，約在今上海市浦東川沙鎮以北)，又沿海到金山村、海鹽縣(今浙江海鹽縣)，直達臨安府(今杭州市)錢塘江岸。沈與求與呂頤浩所報告的內容，顯然就是《紹興海道圖》所繪。這幅最早見於記載的海圖大概只是供朝廷使用的機密地圖，所以未見流傳。

元代的海運相當發達，特別是國內的沿海航運，一度曾取代大運河的北段，成為南北交通的要道。當時海上航行使用“圖本”，可惜早已散失。 明朝初年，太監鄭和(公元1371—1435年)受明成祖朱棣的派遣，自公元1405年至公元1433年，七次率領龐大的船隊下西洋，最遠到達非洲東岸的慢八撒(Mombasa，今肯尼亞的蒙巴薩)。鄭和航海本來留下了詳細的檔案材料，包括當時所記載的“水程”(即海路)，但成化年間(公元1465—1487年)，明憲宗派太監到兵部查閱鄭和出使西洋的水程時，主事(副部長)劉大夏怕皇帝查到這些水程後又要搞勞民傷財的事，就先將這些檔案全部轉移，以後就不知所終了。現在能見到的《鄭和航海圖》，又名《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是茅元儀於17世紀20年代編纂的《武備志》中的附圖(圖17)，採用長卷形式記載鄭和的船隊從在今江蘇南京的寶船廠出發，沿長江出海至“西洋”的航程。圖上記錄的地名有500多個，注出航線的“針路”、計算距離的“更數”和使用的牽星(用於海上導航的天象，當時稱為“過洋牽星”)等。由於此圖是以鄭和船隊多次航海的實際為根據的，所以儘管繪製技術不佳，但與現代地圖對比還是比較正確的。在15世紀的世界地圖中，能達到這樣的水平是很少見的。不過，如果鄭和航海的原始檔案得以保留，據此編繪成的航海圖肯定還會更精確，更詳盡。由於《鄭和航海圖》中繪有針路，此後“針路圖”成為海圖的別稱。

明代中期後，由於倭寇經常騷擾沿海地區，成為東南以至全國的極大禍患，所以用於海防的地圖也應運而生。如在《金聲玉振集》裡的《海道經》中的《海道指南圖》，就是目前所見較早的海道圖。此外，《籌海圖編》中的《沿海山沙圖》、《沿海郡縣圖》和《登萊遼海圖》，《鄭開陽雜著》中的《萬里海防圖》、《海運全圖》，徐必達於萬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進獻的《乾坤一統海防全圖》，《武備志》中的《海防圖》等，盧鏜的《浙海圖》，都有較大的影響。 清代用傳統方法繪製的航海圖與明代相比，雖然局部質量有所提高，但並沒有顯著的進步，這與官方不重視航海有關，同時也暴露出傳統航海圖的局限。較重要的清航海圖有前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印的《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中的一些海防圖和沿海圖，乾隆刊本陳炯倫《海國聞見錄》》中的“沿海全圖”，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驃於康熙五十一年至六十年(公元1712—1721年)所進的《東洋南洋海道圖》，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抄繪的《全國航海圖》、《西南洋各番針路方向圖》、《日本國圖》等。

明清時期，民間自繪了一些航海地圖，主要用於沿海航行，由於只在小範圍內使用和流傳，能保存至今的極少，章巽先生髮現並考定的一冊民間航海圖是倖存的一種。這冊抄本共有地圖69幅，每幅縱27厘米，橫28厘米。製圖範圍北起遼東灣，中間經今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南達珠江口以外，包括了我國東部近海海域的航線。每幅圖都用粗線條畫出山礁地形以及有關的水文、針位、航路、地名的註記。註記文字用民間土俗口語。圖冊沒有序跋，也無作者姓名，據章先生考定的製作時間，上限是1645年之後，下限在1667年或17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