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第五節利瑪竇等西方傳教士對中國地圖測繪的貢獻

利瑪竇(Matteo Ricci，公元1552—1610年)，生於意大利的馬切拉塔城，1571年加入耶穌會，以後在羅馬學院學習，並赴印度傳教。他於1577年從羅馬啟程，取道熱那亞，經葡萄牙、印度，於1582年(明萬曆十年)8月到達澳門，以後一直在中國，足跡遍及南北各地，1610年(明萬曆三十八年)5月卒於北京。在華的28年間，利瑪竇繪製了10多種世界地圖(見第119頁表)： 利瑪竇繪製世界地圖的主要目的，當然是作為一種傳教的手段，是為了增中對中國官員和知識分子的吸引力，但這些世界地圖為中國人帶來了新的地理知識，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首先，利瑪竇為了用西方地圖投影方法繪製地圖而進行了經緯度測量，同時也使地圖投影法傳入了中國，萬曆三十年(公元1602年)李之藻刻的《坤輿萬9國全圖》就是採用這種投影法繪製的。在此以前，元朝的郭守敬雖然組織測量過緯度，但目的是為了編修曆法，而且沒有測量過經度，僅僅有緯度是無法確定一個地點的準確地理座標的，也無法採用平面投影法繪製地圖。

說明：凡年代或地點不能確定的或譯西文之名者，加問號；圖的漢文名稱尚未考得者，稱世界地圖；圖成但未刻版的，加括號。 在《山海輿地全圖解》中，利瑪竇介紹了經緯度的作用以及劃分的方法。他提出，經緯線應該每度都畫出，這樣才可能把各國或各地的位置定於地圖上對應的位置上。東西向的緯線表示地球的長度，以赤道為緯度的起算線，向上數至北極為北緯，共90度；向下數至南極為南緯，共90度。南北向的經線表示地球的寬度，自福島(今稱卡內裡群島)起算，繞地球一周為360度。 利瑪竇親自測定了一些城市的緯度，結果是： 他還測定了北京、南京、大同、廣州、杭州、西安、太原、濟南等地的經緯度，結果與今天測定的數字相差無幾，這說明他的測量已達到較高的精度。

在這些世界地圖中，利瑪竇翻譯的一些地理學專名和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如：亞細亞、歐羅巴、地中海、尼羅河、羅馬尼亞、羅馬、古巴、大西洋、加拿大、南極、北極、地球、經緯線、赤道、北極圈等，這也證明他的翻譯具有較高的準確性和合理性。 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已經吸收了15、16世紀歐洲地理學界發現新大陸的成果，圖中繪出了南、北美洲，非洲南半部和大海中一些島國的位置和形狀。在《坤輿萬國全圖》上，他把世界分為五大洲：歐羅巴、利未亞、亞細亞、南北亞墨利加、墨瓦蠟泥加；還對五大洲的位置及四鄰界址作了簡要的說明，在各洲之上還標出了國名及河、湖、海、島名等。在這些地圖上，他對當時世界各國的疆域、文物、風俗等作了介紹，大大豐富了當時中國人的世界地理知識，彌補了長期以來中國對世界地理認識的不足。

儘管在利瑪竇之前的16世紀末，有關地圓和寒、溫帶分法的學說已通過漢譯著作傳入我國，但並未造成多大影響。利瑪竇在華期間，多次介紹過地圓說和地帶說，得到了一些學者的重視，因而人們往往以為他是傳播這些學說的第一人。如劉獻廷《廣陽雜錄》說稱：“地圓之說，直到利氏東來而始知。” 在利瑪竇傳播的新地理知識的影響下，徐光啟決定引進西方先進的測量技術進行經緯度測量。崇禎二年(公元1629年)，徐光啟主持了北京、南京兩地的緯度測量，以後又實測了南昌、廣州兩地，在地圖上推算了其餘11個布政使司所在地(省會)，結果如下： 儘管由於不久就開始的戰爭動亂使中國對地圖的測繪中斷了相當久的年代，但西方地理知識的傳播無疑為中國地圖測繪新階段的到來奠定了基礎。

比利瑪竇稍後來中國，活動於明清之際的西方傳教士還有龐迪我(D.de Perdinand，公元1571—1618年)、艾儒略(Juluis Aleni，公元1582—1649年)、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公元1623—1688年)、衛匡國(Martini，公元1614—1661年)等人。他們也像利瑪竇一樣，以繪製世界地圖為在中國打開傳教局面的手段，但他們繪製的世界地圖也給中國人帶來了新的世界地理知識，擴大了投影法、經緯度測量等新觀念、新技術的影響。 另一方面，傳教士也將中國的地理知識通過地圖或著作的形式介紹到西方，影響最大的是衛匡國的《中國新圖誌》。此書完成於1653年(清順治十年)衛匡國返回歐洲的旅途中，不久就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出版，以後又被翻譯為法、德、荷等多種文字出版。書中共有17幅地圖，包括一幅全國總圖、分省圖15幅、日本圖一幅。全國總圖標出了經緯線，南部較北部畫得準確，圖中水係比較完整，河流位置基本正確。分省圖也標註了經緯度，水系的表示更富有特色。總圖和分省圖上的政區界線分明，行政區分級表示，圖例醒目，容易判讀。圖上還表示了礦坑、土壤類型等內容。就篇幅的大小、資料的翔實、繪製的準確和刊印的精良而言，當時在世界上都堪稱一流。此書一直受到西方學者的重視，長盛不衰，在東西方交流中起著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