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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第三節對傳統雜技的繼承和發展

中國古代雜技 刘荫柏 5567 2018-03-20
在先秦、兩漢和隋唐“弄丸”、“弄劍”的雜技藝術基礎上,推陳出新,衍出了鼓棒的新節目。鼓棒與“弄丸”、“弄劍”一樣,是表演拋接器物的手技,要求手、眼、身、耳、步的高度統一,給人以藝術上的欣賞。由於已將鋒利的短劍改為五光十色的鼓棒,在表演時不僅沒有危險性,還能增加優美繁難的動作,給人以純藝術的美的享受,所以比起古老的弄丸、弄劍的技藝,更能吸引觀眾。據宋代俞文豹《吹劍錄》記載,有些寺院在做佛事時,便讓和尚耍鼓棒以增加人們的興致。元代李有《古杭雜記》中稱鼓棒為“花鼓棒”,由一位僧人作表演。他將三、四個鼓棒拿在手中,“輪轉拋弄,諸婦人竟觀之以為樂”事。在宋元間,人們在舉辦喪事時,都要請僧人表演拋接鼓棒的雜技,可見鼓棒在當時的“瓦舍”、“勾欄或”“村落百戲”中,甚至在廣大的民間,是個為時人喜聞樂見的雜技節目。

弄鬥即為至今仍在民間流行抖空竹的早期形式,它是由古代民間玩“陀螺”的遊戲逐漸發展衍變而來的。玩“陀螺”的遊戲,在本世紀50年代初,仍風行於民間,它是用鞭子不時地抽打著“陀螺”,使之不停地旋轉。這種古老的遊戲,在宋代曾改革為不落地而在繩上、棍上和空中旋轉,稱作“弄鬥”。明代改稱作“空鐘”,清代以後漸漸又改稱作“抖空竹”。空竹,是將寸把寬的竹圈,兩側封上木板,製成一個空心的圓輪,輪週開有幾個方形哨口,把兩個圓輪膠黏在一個細腰木軸上,就成了“雙輪空竹”,如果只在一個木軸的一端裝上圓輪,另一端做成錐形,就成了“單輪空竹”。也有人為了顯示自己技藝高超,抖壺蓋、抖嘟蘆(一種上小下大的瓷製酒瓶)、抖大蓋(銅製壺蓋式樣的道具)。這項技藝要求動作準確、靈巧、嫻熟。可以表演拋高、串腕、撲蝴蝶、腰串、對轉、小釣魚、黃瓜架、大鼓線等動作。抖空竹的藝人,在表演時動作敏捷,時而站著演,時而坐著演,時而翻筋斗演,將大跳、筋斗、旋舞等雜技動作融入,非常精妙。 50年代初期、中期,在北京天橋、白塔寺、護國寺、隆福寺廟會和集市上,還有賣“空竹”和“陀螺”的小販,當時的中、小學生大多喜歡這種玩藝。 60年代後,隨著廟會的消失,這種玩具在北京漸漸難尋了。

弄槍,實際上是從古代的“弄丸”、“弄劍”和武術中槍技衍化出來的。由於槍身比較長,槍尖又是用純鋼打造出來的,有尖、有雙刃,非常鋒利,因此藝人練起來不僅有危險性,而且難度比較大。舊時的藝人,為了吸引觀眾,藉以謀生,還有意增加危險的氣氛,他們往往赤裸著上身,手中握一卷狀物,有數人持槍矛站在離他不遠處,朝他身上投擲,他從容地用卷狀物將槍接入卷內,這種技藝與唐朝裴旻舞劍有些相似。據《信西古樂圖》“弄槍圖”,知這種技藝在唐代已經開始風行了,至宋代有了新的發展。弄槍這項雜技對我國戲曲中的武打場面影響很大,成為刀馬旦、武旦的“絕活兒”,如京劇《鐵弓緣》、《虹橋贈珠》和川劇《九美狐仙》等劇中,女演員用腳踢槍,用護背旗碰槍,有時又雙腳連續接槍、踢槍,而且還表演跳躍、摔叉、烏龍攪柱等雜技動作,似與宋人的弄槍如出一轍。


圖25 弄槍(見《信西古樂圖》)
弄碗,俗作頂碗。早在漢代初年的“百戲”之中就有“弄碗”。在河南南陽出土的漢墓畫像磚上,有藝人表演頂碗單手倒立的圖像。弄碗雜技在唐代一度復興,但花樣不多,更缺乏高難的動作,水平一般。至宋代的瓦舍、勾欄中,弄碗的雜技有了新的發展,成為比較流行的動人節目。它在漢代藝人拿頂弄碗,唐代藝人用頭頂盛滿水的碗,飲酒、演奏而不墜地、不滴水的基礎上,發展為表演比較繁難的旋轉動作或柔體動作,將頂碗、柔術和極優美的形體動作結合在一起,給人以美的享受。據《西湖老人繁勝錄》記載,南宋時杭州“踢瓶弄碗”的名藝人叫張寶歌;《武林舊事》記載南宋末年“踢弄”的名藝人有吳金腳、耍大頭、吳鷂子,其中可能有弄碗的高手。今日的雜技演員夏菊花、丘湧泉、王瑩瑩、王一敏、劉紅俊等人,更推陳出新,進一步豐富了頂碗的雜技內容。

擎戴,是從漢代壁畫中描繪的拿頂技巧和北魏倒立、柔軟體操,唐人“疊置伎”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一種新的獨立節目。在《信西古樂圖》中的“柳肩倒立”、“三童重立”、“四人重立”,即是唐人“疊置伎”表演的內容。宋朝人的擎戴,比較喜歡表演雙人的對手頂,《東京夢華錄》卷六“駕登寶津樓諸軍呈百戲”中記載,有一位藝人表演擎戴雜技,他以雙手握住鐙袴,以肩膀靠著鞍橋,“雙腳直上”在奔馳的馬背上,倒立拿頂。拿頂講究腰、腿、手、筋斗、頂,用現代科學說要掌握力學原理,因此比較全面掌握擎戴的技巧,是很困難的。 踢弄,包括踢碗、拶〔za匝〕築球兩類內容。踢碗,就是今日說的蹬技。在漢代的百戲中,雖然項目很多,但所重視的多為手技,只有在爬竿和拿頂中才用腳做些輔助手技的動作,它並未獨立成為一種專門的足技表演項目。在先秦、兩漢的蹴鞠戲中,特別顯示的是足技。到了宋代,藝人們在繼承前代雜技的基礎上,突出表現腳上的功夫,形成了一門新的雜技項目,名之曰蹬技。據宋代吳自牧《夢粱錄》卷二○“百戲伎藝”中記載:

在宋人耐得翁《都城紀勝》中亦記載: 在《武林舊事》、《西湖老人繁勝錄》等書中也均有“踢弄”的記載。蹬技,主要表演藝人腿上、腳上和腰上的功夫,由藝人仰臥在特製的座子上、桌子上、平椅上或地上,用雙腳表演舞弄承接各種道具的技巧,可以踢弄大瓷瓶、銅罄、銅鐘、瓷缸等物,使其在雙腳上旋轉滾動,或飛舞下降。在元代末年朝鮮人邊暹等編輯的《樸通事諺解》一書,是朝鮮人學習漢語的古課本,其中記載了元代大都勾欄中藝人表演蹬技的情況。那位藝人“脫下衣裳,赤條條地仰白臥”著,雙腳向上,將“一託來長短、亭柱來粗細,油紅畫金的棒子”,放置在腳心上、腳背上、腳趾上旋轉,“掉下來,踢上去”,百般撥弄,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蹬技在明清之際,得到進一步發展。

蹴球,俗稱踢球,是從古蹴鞠直接發展而形成的一項雜技藝術。宋代蹴球與唐代的打馬球、拋球,甚至胡旋舞中踏球不同,主要是突出藝人腳上的功夫,個人的技巧。這種用腳踢球的雜技,在唐代亦有之。在唐代康駢《劇談錄·潘將軍》中,有一位十七、八歲,梳著三鬟的少女,著木履於道側槐樹下,正值軍中一少年在蹴鞠,一下踢出了場地,這三鬟少女就“接而送之,直高數丈”,露了一手踢球的絕技。宋代比較注重單人表演和雙人表演球技。單人表演時,可以使出渾身的解數,讓球從人的頭、肩、背、胸、腹、膝、足上跳動、轉動、滾弄,使球“繞身不墮”(宋代陳元靚《事林廣記》)。雙人表演,稱作“白打”,還可以數人圍成一個圓圈,使出各種花招來互相踢弄。元末明初人羅貫中中的高俅,就因一個偶然的機會,露了一手比較精彩的球技,被當時身為親王的宋徽宗趙佶看中,後來官高爵顯升為太尉(掌管軍事工作的副宰相)。


圖26 蹴鞠圖(見《三才圖會》)
水嬉,又作“教水族”,俗稱作水族戲。在漢代張衡《西京賦》中雖記載有“蟾蜍與龜,水人弄蛇”事,李尤《平樂觀賦》中記載有“龜螭蟾蜍,摯琴鼓缶”事,在《後漢書》中還具體記載了“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游戲於庭,炫耀日光”。在唐代魏徵等撰《隋書·音樂志》中有“黿鼉魚鱉,水人出魚”的記載。但這些均是漢代“魚龍曼延”,其中水族是由人扮演的,或道具模擬的,不是真正的水禽戲,而真正的“水嬉”雜技始於宋代。 宋代的“水嬉”最著名的叫“七寶之戲”。宋高宗趙構偏安以後,曾詔選雜技藝人趙喜入皇宮表演“七寶之戲”。趙喜將馴養的黑魚、白魚、泥鰍和甲魚等七種大小水族放入水桶中,一面敲著鑼,一面呼喚著各種水族的名字,聽到呼喚的水族不僅能浮游於水面,有的還能戴假面道具在水中嬉戲。每種水族演過之後,便自動沉到水底,以表示演出完畢下場。據清代人潘永從宋人稗史、筆記分類整理的《宋稗類鈔》記載,南宋時杭州馴龜、馴魚“水嬉”比較風行:

馴龜疊塔的雜技,在元代仍風行,元末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卷二二“禽戲”條亦載“烏龜疊塔”事,所載文字與《宋稗類鈔》近同。在《西湖老人繁勝錄》記載,南宋時臨安城內一些廣場上,經常有雜技藝人獻藝謀生,其中有“水嬉”表演,如“三錢教魚跳刀門”、“烏龜踢弄”,即用馴化了的魚、烏龜來表演雜技,堪稱一絕。南宋末年周密在《武林舊事》記載有“銀蟹、金龜”作“水嬉”,在《癸辛雜識》後集“故都戲事”中還記載了他年幼時隨父親在街市觀看“水嬉”的情景: 此中所記與宋高宗時雜技藝人趙喜表演的“七寶之戲”大同小異。足見這種“水嬉”風行於宋、元時期。 在元代還有馴蛙雜技,《南村輟耕錄》“禽戲”條還記載了陶宗儀在杭州觀看馴蛙的情景,由藝人馴養的九隻蝦蟆在竹蓆上表演。席中放一個大墩子,首先有一隻大蝦蟆躥跳到木墩上,隨後有其他八隻小蝦蟆躥跳到竹蓆上,排列在木墩的兩旁。大蝦蟆叫一聲,小蝦蟆也跟著連叫數聲。叫過之後,八隻小蝦蟆一一躥跳到大蝦蟆面前,點點頭,又叫一聲,然後一一退下,彷彿在俯首受大蝦蟆教訓的樣子。 “水嬉”在明清之際仍風行,還有新的發展。

幻術在宋代上承漢唐,下啟明清,有了新的發展,在吞刀、吐火、吃針和藏挾小搬運的基礎上,在吸收了釋、道兩家幻術的基礎上,較大地豐富了這項雜技藝術,形成了手彩、撮弄、藏挾、大套幻術四大種類。 手彩,這實際上是對幻術基本功訓練的表演,它不需要繁雜的道具,也不靠機關道具來遮人耳目,僅憑著藝人雙手的靈敏動作,便可以使較小的東西,如泥丸、小絲包、銅錢、鋼球、核桃等物,隨意變出或變去,給人以奇妙的感覺。要表演這種手彩,必須苦練雙掌肌肉和十指靈巧,使之在藏挾時十分神速,同時在表演時還必須巧妙地分散觀眾的注意力,以免被人覺察出門道來。在宋人撰寫的《東京夢華錄》、《西湖老人繁勝錄》、《武林舊事》等書中,在明人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三“偏安佚豫”中,都記載有幻術“泥丸”節目。 《東京夢華錄》卷六“元宵”條記載,在北宋末年東京汴梁城內,每逢正月十五元宵節,集中各地“奇術異能”的藝人,來京師“歌舞百戲”,其中有位名叫小健兒的藝人專門表演“吐五色水,旋燒泥丸子”兩項節目,顯然是高妙的手彩戲法。在《武林舊事》卷六“諸色伎藝人”條下記載,南宋時期在京都擅長手彩雜技的藝人有王小仙、施半仙、章小仙、袁丞局四人,其中有三名藝人的藝名中都有個“仙”字,這說明了表演手彩雜技的藝人手法皆神奇,遂有此美稱。手彩藝人的招數極多,不僅能將小泥丸變來變去,還能在茶碗中遁丸、遁錢和變丸、變錢。後來,藝人們表演這種戲法時,不用泥丸、銅錢,而代之以紅豆、小布包、乾棗、核桃、玻璃球等物件,今日仍有藝人沿襲之。

撮弄,是一種小幻術,據《通俗篇》雲:“撮弄,亦名手技,即俚俗所謂作戲法也。”它實際上與手彩戲法極相近,也是靠手技表演。所不同者,它有時需要一些帶有機關的小道具,出奇制勝,令人讚嘆。在《西湖老人繁勝錄》裡記載了名藝人林遇仙表演“聖花撮藥”幻術,大概是從一盆花中變出較為名貴的藥材。 《夢粱錄》中記載有“撮米酒”、“撮放生”幻術,大概是藝人在空碗裡變出米酒,在空盒或空箱中變出小鳥或鴿子,然後放之飛去。在《武林舊事》裡記載宋理宗趙昀生日祝壽時,名藝人姚潤“撮弄”了一個“壽果放生”的小幻術,大概是在空盒裡先變出三個壽桃(中國古代講究福祿壽,或五福臨門,壽桃多為三個,偶有五個),又從壽桃中變出一隻小鳥,當場放生,以示積德、吉祥。另一名藝人趙喜,擅“雜手藝”,表演了“祝壽進香仙人”,大概也是空手或用小道具變出來的祝壽禮物,屬於手彩或撮弄的範圍。此書卷六“諸色伎藝人”欄內“撮弄雜藝”項中記載了名藝人林遇仙、姚金仙、施半仙等19人。在《東京夢華錄》卷五“京瓦伎藝”中記載有“小掉刀筋骨上索雜手伎渾身眼”。在吳自牧《夢粱錄》中對“撮弄”之術解釋說:“此藝施呈委是奇特,藏去之術,則手法疾而已。”由此可知稱某藝人藝名為“渾身眼”、“渾身手”的意思相同,是讚美其手眼快捷,奇妙驚人。 藏挾,一作藏(扌厭)〔ye夜〕,也是一種手法精巧的幻術。宋代陳暘《樂書》卷一八七“雜樂”記載: 這段話是說在演出時,往往將要變的東西藏在身上,使觀眾看不見,而靠手眼快捷從身上取出,不讓外人看出一點破綻。藏挾與撮弄相近似,只不過在表演時,除了靠手技外,還需要一些能遮人眼目的小道具。表演者或將所要變的東西藏在身上,隨變隨取,彷彿空手拈來,有時也藏在道具的夾層內,靠小機關隨意變幻,令人莫測其高深。 綜上所述可知,手彩、撮弄、藏挾三類幻術,雖然彼此均有區別,但又有相同之處,即表現手眼之快捷,故亦可統稱作手技(一作手伎)。北宋時當過宰相的著名詞人晏殊作《上巳瓊林苑宴二府同遊池上即事口占》詩云:
在宋末陳元靚編《事林廣記》收錄一首宋代人作的《魔術詩》雲:
在《事林廣記》中還形容宋時的魔術達到了“弄假象真,將無作有,逡巡酒熟,頃刻開花,變化百端,奇巧萬狀”的程度,足見宋元時期幻術發展的水平已經很高了。詩中的韓湘,即唐代著名幻術家,變“水缸栽蓮”者,後衍為八仙之一。 大套幻術,早在漢魏六朝之際就已經出現了,如三國時左慈的遁術,葛玄的“舉頭頭斷,舉四肢四肢斷”,然後又復生,坐“在堂上”(《神仙傳》)。唐朝羅公遠表演了遁入柱中術,乃左慈之故伎。到了宋代有了新發展,出現了著名的大套幻術師杜七聖,發明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七聖法”(一作“七聖刀”),轟動了數百年。在《東京夢華錄》卷七“駕登寶津樓諸軍呈百戲”條載,在“爆竹響”聲,在“煙火”之中,湧出七名“披髮紋身”的人,他們各持著“真刀,互相格鬥、擊刺”,並“作破面剖心之勢,謂之'七聖刀'”,這與三國時葛玄的幻術有些相同,但又有所發展。在元末明初大作家羅貫中《三遂平妖傳》第二十九回“王大尉大捨募緣錢,杜七聖狠行續頭法”中有詳細記載: 這類表演因為受佛教、道教的影響,往往在解說上或表演上帶有神怪迷信的色彩,有時被人稱為法力、神通,有時被人誣為左道、邪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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