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戰國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後，騎術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不僅應用於軍事訓練、作戰，也作為雜技演出供人娛樂。在《鹽鐵論》和《西京賦》中均記載了馬戲演出活動，在山東沂南出土漢墓石刻壁畫像中，有雜技藝人表演馬術和戲車的精彩圖像。據《南齊書·禮志》記載，晉代中朝元會時，設有“臥騎、倒騎，自東華門馳往神虎門”，進行馬戲表演。唐太宗李世民因是在馬上打天下的，因此極精於騎術。唐玄宗李隆基精於多種技藝，也是騎術高手。李隆基手下的梨園弟子，為他訓練了不少“舞馬”。這些“舞馬”可以在樂曲的旋律伴奏之下，足踏著節拍，表演出激烈的動作。有時還命令一壯士舉“一榻”，讓“馬舞於榻上”，而樂工數人則立於左右、前後，為其伴奏。據《舊唐書·樂志》和唐代鄭處誨《明皇雜錄》等書記載，李隆基宮中訓練的“舞馬”，在“安史之亂”後有些散落到軍閥田承嗣手中，田承嗣不知這是宮中舞馬，將其混雜在一般戰馬之中。一次，田承嗣在軍中召開大型宴會，演奏散樂，“舞馬”聞弦歌不禁翩翩起舞，田承嗣是個粗人，不懂得藝術，誤認為是妖孽，令手下武士當場將“舞馬”打死。關於唐代“舞馬”的事，在詩文中記載頗多，武后時大臣張說作《舞馬》詩六首，其一云：
描寫籠馬人穿著彩衣，執鞭於床上，小步往來，馬蹄皆能應節奏作舞姿。晚唐時詩人陸龜蒙也作《舞馬》詩云：
此詩又題作《開元雜題七首》之一，是追憶唐玄宗在千秋節時命馬舞於勤政樓下事。
馬戲從唐代大發展之後，至宋朝在馬技上又有了新的突破，宋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七“駕登寶津樓諸軍呈百戲”中記載，有“騗馬”“獻鞍”、“倒立”、“拖馬”、“鐙裡藏身”、“豹子馬”等難度驚險的動作，最後還要雙方“使番槍或草棒交馬野戰”，技巧驚人。清代上接唐宋元明，下啟今世，在馬戲上貢獻更為突出，清代郎世寧畫的《馬術圖》，生動形像地描繪了八旗子弟從事騎射訓練的情景。
圖12 戲鳥嬰童(見《中國民間傳統節日》)
馴雞、鬥雞這種雜戲出現於先秦時期，據晉代葛洪《西京雜記》記載，漢高祖劉邦的父親劉季，年輕時就喜歡馴雞、鬥雞。在《西京雜記》中還記載，漢成帝劉驁時，交趾國(今越南)獻“長鳴雞”。這隻雞報時非常準確，“長鳴則一食頃不絕”，還有一種本領“長距善鬥”。漢代魯恭王也喜歡馴養“鬥雞、鴨及鵝雁”等，每年投資“二千石”，相當於九卿、郎將、京兆尹、知府郡守一年的俸祿。在《太平廣記》卷四六一“祝雞公”條記載，漢代洛陽城外有位祝雞公，是位馴雞、養雞的大戶，他養雞“千餘頭”，“雞皆有名字”，“暮棲樹下，盡放散之”。因為他馴雞、養雞的時間很長，經驗極豐富，達到神妙的程度，只要他一叫雞的名字，“即種別而至”，後來傳說他登吳山成仙，常有“雞雀數百”出其左右。此事出自東漢年間成書的《列仙傳》。魏晉之際鬥雞頗盛，魏明帝太和年間(公元227—232年)在京師郊外建鬥雞台，為娛樂的場所。曹植作有《鬥雞》、《名都篇》詩文，記載了他與曹丕鬥雞，以及曹叡建鬥雞場的情景。建安七子之中的應瑒、劉楨都作有《鬥雞詩》，描寫了“利爪探玉除，瞋目含火光。長翅驚風起，勁翮正敷張。輕舉奮勾喙，電擊復還翔”的鬥雞情景。六朝時的劉孝威、肅綱、庾信、王褒等都寫過觀看鬥雞的詩文。此風至唐代大盛，鬥雞活動多在農曆寒食前後舉行。唐高祖時任吏部尚書的重臣杜淹，曾陪同當時為秦王的李世民觀看過鬥雞，並應命作《詠寒食鬥雞應秦王教》詩云：
描寫了鬥雞浴血拼鬥的情景。在我國古代馴雞、鬥雞規模最大、風氣最盛時為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李隆基在做藩王時，即喜歡“鬥雞”活動。李隆基繼承皇位後，在太上皇住的大明宮和自己住的興慶宮之間建築了一座雞坊，又從京師城郊徵選雄雞千隻在坊中馴養，並從“六軍”中選調500小兒專門為他馴養這些雄雞。由於皇帝好鬥雞，於是親王、外戚、公侯、大臣們都爭先效仿，不久長安城裡的百姓，有不少人也以鬥雞為業。玄宗手下長刀親衛賈忠之子賈昌“趫捷過人”，“善應對，解鳥語”，是位馴雞的能手。他小小年紀就被玄宗選入宮中充當“雞坊小兒”，後因身手不凡，晉升為雞坊500小兒長，受到玄宗特別寵信。賈忠死後，賈昌扶靈柩親葬雍州，沿途官吏為了巴結他，竟徵派民夫護送，故當時民間流行《神雞童子謠》雲：
賈昌在驪山溫泉宮前指揮“鬥雞”表演，最為動人。他頭戴雕翠金華冠，身穿錦袖繡襦鬥雞服，手執銅鈴、鞭子指揮群雞，分成若干對相鬥。鬥雞在賈昌的鞭子下，動作時高時低，時急時緩，極有法度。鬥罷，群雞排成大雁飛翔時的隊列，隨著賈昌回雞坊。賈昌的表演令同來為宗親賀節的伎藝人嘆服不已。鬥雞之風，一直延續到唐末，昭宗時大臣韓偓，見藩鎮割據，連年混戰，唐室岌岌可危，遂作《觀鬥雞偶作》：
用鬥雞場上的互相拼殺，比喻藩鎮爭奪地盤互相殘殺。馴雞、鬥雞在今日已不見了，但在湘西卻流傳下一種樂曲《竹雞戲鬥》，由許多人用銅鑼表演，用音樂聲模擬鬥雞時聲音，極傳神。
圖13 鬥雞圖(見《三才圖會》)
象戲和犀牛戲在唐代也有較大的發展。我國古代馴象技術淵源甚長，傳說在舜禹時代就有像、鳥耕田的事。東漢人王充《論衡·書虛》中記載：
自漢代之後，像被視為吉祥物，有“山出象輿，瑞應車也”的說法。佛教中普賢菩薩，梵語作“三曼多跋陀羅”，他與文殊菩薩，梵語作“曼殊室利”，同為釋迦牟尼佛的兩脅士，普賢菩薩常常騎著“六牙白象王”(《添品妙法蓮華經·普賢菩薩勸髮品》)往來於世上。據《華嚴經論》記載，“普賢乘香象王者，表行庠序為威德故”，佛門對其甚尊。 《晉書·輿服志》記載，晉武帝司馬炎平定東吳後，“南越”(今兩廣一帶)人獻上“馴象”，他很高興，令人製成象車，一次在“元正大會”上，他讓數十人吹吹打打地乘著“象車”“入庭”，進行精彩表演。
唐代象戲最為發達，外邦藩國進貢大像極多，僅在唐文宗時，藩國進獻的大象累計就有32頭。唐穆宗時，曾命人將這些大象釋放到荊山之南。大臣獨孤受作有《放馴象賦》記其事，受到了穆宗的讚許。詩人陸龜蒙有《雜技》詩記馴象、馴犀事，雲：
唐代馴犀戲也很發達，大詩人白居易有《馴犀》詩記其盛況：
描述了馴犀由海蠻貢獻至長安，在大明宮拜舞表演的情況，說明在唐代馴犀、馴象，也像馴馬、鬥雞、玩猴等一樣，都是雜技的一種。
圖14 《晉書》“馴象”圖(見《三才圖會》)
象和犀牛都是極大的動物，其體積遠在獅虎之上。陸龜蒙在《雜技》詩中稱其為“角抵豪”，大概是指藝人們馴練大象、犀牛作角抵戲動作，類似今日西方鬥牛的角力遊戲，不過不是人與獸鬥，而是像與象、犀牛與犀牛之間的角力遊戲。
馴象的雜技，在宋元間仍有一些發展，據《東京夢華錄》卷一○記載，宋室遇大禮之年，便在京師教車象表演，“自宣德門至南薰門外，往來一遭”。一般是大象七隻，前列朱旗數十面，銅鑼鼙〔pi皮〕鼓十數面，由執旗人戴紫衫帽子，手執短柄銅钁尖刃馴象。至明清之際，馴象仍興盛，明代大畫家、戲曲家徐渭，清代詩人碩亭，均有詩文詠其事。但馴犀牛事，卻漸漸失傳了，至今已無人能繼承此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