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第六節私郵和私營逆旅

魏晉南北朝時候，郵驛有一個顯著的發展趨向，即“傳”和“亭”逐漸統一為驛站制度。就是說，中央和地方的一般公文，一概由驛獨力承擔。主要文書則由發件單位派出專人送遞，但途中替換的車馬和食宿，也全由驛來供應。這樣，“驛”就成為郵驛路上的唯一機構，它同時兼管起交通線上送往官員、專使和賓客的任務(這一任務先前是由傳和亭來擔負的)。另一方面，安排非官方的客商及私人旅客的食宿，則由一種新興的私人旅店和寺院旅店來替代。 這時期仍未廣泛出現私郵，只有個別的大官僚辦過只供他本人使用的郵驛機構。普通百姓的郵件，仍只靠過往商旅捎帶，或靠親朋中有遠任官職的人轉送。例如，曾著有《後漢書》的南朝史學家范曄和名士陸凱，是至朋好友，他們常有書信來往。有一次，陸凱從江南託人給在長安的范曄捎去一枝梅花，並賦一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這一故事成為了文壇千古佳話。但這種憑關係捎帶書信的方式是極不保險的。東晉時就出過這樣一件事：有一個姓殷名羨字洪喬的人，他做官到豫章太守。有一次他從京城返回本郡就職，京城各界人士求他捎帶了100多函書信。但這個人剛剛走出城外，就把這些信件都投入水中，口中還詛咒說：“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晉書·殷浩傳》)。這件事引起了公憤，寫史的人把這一事件起了一個專有名詞，叫做“洪喬之誤”，意思是這個名叫洪喬的人耽誤了許多人的事，讓後人都來譴責這個言而無信的人。除上述外，南北朝時的確還存在過另一種私郵，那是由各地的富商們籌辦的、主要以溝通物價信息為主要郵寄內容的形式。

魏晉南北朝時期，私營客舍大大發展起來，當時人把這種私營客棧稱為“逆旅”。這是自春秋戰國以來就有的名稱，重法的商鞅就曾經為加強中央君主專制集權而提出“廢逆旅令”。商鞅認為逆旅是“奸邪”、不法之徒滋長的場所，所以應當取締。廢了這些民間客棧，則“姦偽、躁心”不生。隨著兩漢時期工商經濟的發展，在“富商大賈周流天下”、“牛馬車輿，填塞道路”的繁榮情況下，民間的旅店行業很自然地也發展起來。早期的筆記小說《漢武故事》，曾描寫一個漢武帝微服私訪住逆旅的故事。那個逆旅老闆竟把漢武帝當成半夜行劫的江洋大盜。 《後漢書》也曾在許多列傳裡(如第五倫、周防等傳)敘述了當時“行宿逆旅”、“亭舍”的情況。曹操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所寫的《步出夏門行》一詩，也有“逆旅整設，以通賈商”的句子，說明東漢末年時逆旅是很盛行的。到西晉時，逆旅生意進一步興隆。由於公營的客舍接待很差，許多官員也奔赴私營客舍。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國家的郵亭館舍，都被豪門貴族敗壞。許多原設郵亭遭到破壞，使得一般商旅不得不露宿野間。在這種情況下，私營客舍應運而生，便是很自然的事了。這時，又有一些人重彈當年商鞅的老調，提出封閉這些“姦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的民間旅店。詩人潘岳站出來帶頭反對此種議論。他寫了一篇《上客舍議》，認為這是便利過往客商的有利設施，早成為“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歡心”，是不可逆民心的。潘岳列舉了自古以來許由、甯戚、曹操都住過逆旅的實例，指出，這是交通商旅客觀之必要：“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也是理所當然的事。他認為，千里行路，沿途有這些私營逆旅，“客舍灑掃以待，徵旅擇家而息”，正是眾庶之望，焉有“客舍廢農”之理？這是一篇我國古代很有名的文章，也是交通郵驛史上珍貴的資料，反映了詩人潘岳正確的商品經濟思想。潘岳還指出，當時晉朝境內“近畿輻輳，客舍亦稠”。首都洛陽附近，逆旅分佈很密，冬夏各有溫涼設備，糧草充足，行止日用方便，條件很好(《晉書·潘岳傳》)。

到南北朝時，這情況更有發展，無論南方北方，一些官僚都有自營客店存在。魏大臣崔光的弟弟崔敬友，就曾“置逆旅於肅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魏書·崔光傳》)。南朝梁武帝的弟弟蕭宏，僅在建康城裡就開設了宿客和貯貨兼營的“邸店”數十處。當時南北方的官吏，都建議政府給這些逆旅課以重稅。這說明當時私營逆旅，已經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經濟力量。 民間私營逆旅事業的發展，不僅說明了當時商業的繁榮，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那時郵驛事業的興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