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第五節“信幡”·紙詔·“千里牛”·駝驛

魏晉南北朝時侯，郵驛史上出現了許多新鮮事物。 三國時，曹魏統治的地區，除繼承春秋戰國以來的銅符和秦漢時的竹符外，還創造了一種新的通信符號：信幡。信幡是一種用各種不同圖案和顏色製成的旗幟。魏國用青龍、朱鳥、玄武、白虎、黃龍五種幡作為宣詔不同地區的信號。青龍幡用以詔示東方郡國，朱鳥幡用以詔示南方郡國，白虎幡用以詔示西方郡國，玄武幡用以詔示北方郡國。畿內則用黃龍幡。到晉朝時，這種信幡仍然運用，只不過圖案和顏色簡化，對四方全只用一種白虎幡，在幡上寫上鳥書，取其飛騰輕疾意。這是一種表示要出兵的信號。主和的信號則另用一種騶〔zou鄒〕虞幡，騶虞是一種黑紋白虎。揚起騶虞幡就是向對方宣告談和。 這一時期，在郵驛史上出現的第二種新鮮事物是紙詔逐漸代替簡書。自兩漢時期發明紙以來，紙這種既輕便又價廉的書寫用具，很快在民間廣泛應用開來，代替了曾經風行一時的簡。魏晉時期，皇帝開始用一種青紙作詔書，這就是紙詔。這是從曹操時開始的。根據當時的法令，政府每月都要給下屬文官發紙和木函，定期讓他們把給上級的意見寫在紙上，然後用木函把它裝上，最後呈送給曹操閱看。這種上書或公文，便稱作“信函”。這一詞後來沿襲下來，一直運用到現在。信函比過去竹木製的簡牘方便多了，可以隨意開啟。因此，據說在晉朝時候，竟然有一個官吏，由於過分小心，把信寫好後，總是擔心信中有謬誤，他開閉了數十次信函，以致最後寄到該寄的上級處時，竟成了一個空函。這個例子說明當時在社會上用信函作為通信的重要手段，已經是很普遍的事了。

“千里牛”也是晉朝時候關於通訊業務的掌故，史載當時有些地方官員為了盡快和中央取得通訊聯繫或向中央敬送鮮物，尋找一種快馬速遞，號為“千里牛”。據說從袞〔yan眼〕州到洛陽間，“旦發暮還”，一天來回千里。當時還出現了流動信箱一類的設置，句容縣令劉超在出巡時，命人製成一個大木箱，稱為“大函”，沿途鼓勵人們向函中投放書信，回來拆閱，了解下情。 駝驛，就是駱駝送信，這是北朝的事。當時的著名民歌《木蘭詩》中有“願藉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之句，實際上北魏時用駱駝作通信工具的事例，在史書裡比比皆是。據說，魏孝文帝定大姓時，各地豪族唯恐定不上“高門”，紛紛以急傳書信的辦法向中央匯報本族的情況，有的大姓派人“星夜乘明駝，倍程至洛”(《朝野僉載》)。隴西李民便是這樣做的，當時被人們戲稱為“駝李”。

還有一個“懸鼓報警”的故事。 《北史》記載，在魏孝文帝時，任李崇做兗州刺史。當時天下混亂，到處盜賊橫行，商旅和郵驛都受到阻礙。李崇到兗州後，命令在每村建一鼓樓，都高懸一鼓。遇有盜賊來搶劫，立刻有人用雙槌擊鼓，以向全村和鄰村報警。村村互相配合，所來劫盜，一一被擊退。以後，北魏境內“諸州置樓懸鼓”，成為定制。這是利用聲音相互通訊的一種形式。 上述這些史實，都說明了魏晉南北朝時，我國郵驛事業有很大發展，各朝各代都創造了一些新鮮事物，使郵驛業務不斷進步。 但是，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畢竟戰亂時候較長，各朝大部分統治者又不愛惜民力，常常帶頭破壞郵驛制度。 《晉書》記載，晉武帝司馬炎經常動用郵驛的傳車，在全國選美女入宮。他的使者乘著公用驛車沿途騷擾百姓，巧取豪奪，以致引起一個郡主簿虞預的痛切陳辭，批評當時的這一“薄俗”：“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唯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唯恨吏卒之常少。”交通設施都用於迎送官員了，哪裡還有正常的郵驛？南北朝的北周宣帝，更加為所欲為。他在洛陽招搖過市，親自乘禦驛馬，日行300裡。後面跟著他的四個皇后和文武百官侍衛，數百人都乘著驛車，浩浩蕩盪在驛路上行馳。更加荒唐的是，周宣帝還下令四皇后的驛車必須並駕齊驅，不得有先有後，弄得道路阻塞。這樣，正常的郵驛制度自然就敗壞了。南朝一些統治者，也常常利用公驛，耀武揚威，驚擾庶民。南齊蕭子良有一篇《請停台使書》，揭露當時郵驛的弊政。文章裡寫道：那些所謂使者，“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即行”，一路上百姓驚駭，雞飛狗跳。這一情況，直到隋朝統一南北以後，情況才有根本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