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第四節少數民族地區郵驛的發展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歷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時期。自東晉十六國到北朝止，北方有許多少數民族建立過政權。他們或偏居邊陲一方，或幾至統一整個北方。這些民族政權對北方的郵驛事業的發展，都起過重要作用。 十六國前期由匈奴族劉淵建立的漢，就很重視郵驛。他徵召賢士，都利用驛書。歷史記載，當時北方有個漢人名士叫陳元達，少有志操，為劉淵所看中，在劉稱漢王前曾幾次請他協助，他都不答應。劉淵當上了漢王，朋友們對陳元達說：這回你該害怕了吧！你曾經那樣慢待過劉淵。陳元達卻笑著回答說：“吾對劉淵深為了解，他也看透了我的心理。恐怕過不了兩三日，必有驛書前來召我。”果然，很快便有劉淵的書信通過郵驛來到，陳元達遂成為劉淵立國的重要參謀人物(卷八五)。這個例子說明，即使在西晉末東晉初，北方戰事尚十分混亂的情況下，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中的一些有識之士，就已把郵驛作為鞏固統治的一項重要措施利用起來。到後趙羯〔jie節〕人石勒統治時候，北方郵驛進一步發展。東晉人曾描繪當時後趙境內郵驛的有效實施情況說：“賊(後趙)之郵驛，一日千里”(《晉書》卷七七《蔡謨傳》)。石勒經常用迅速的軍事驛傳來及時通報軍事情況，並用軍驛來發布命令，調動軍將。這說明當時的驛傳系統是暢通的。

魏晉南北朝時候，我國一些邊遠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郵驛也興盛起來。今甘肅一帶尤為明顯。 1972年，在甘肅嘉峪關魏晉墓裡，曾出土一塊有畫像的磚。上面畫著一個驛使騎在飛馳的紅鬃馬上，一手持韁，一手舉著文書，急行傳遞。生動地表現了當時驛傳的情況。 據歷史記載，曹魏時期，派倉慈到敦煌做太守。他到任後，對控制交通孔道的不法豪強，進行了嚴厲打擊，保障了當地國家郵驛和平民交通的正常運行。他還鼓勵外國客商經河西走廊到中原地區經商，發給他們去洛陽的“過所”(通行證)，派專人護送出境。倉慈治理甘肅河西走廊期間，當地經濟、文化大大發展起來。後來倉慈病死敦煌，連外來客商也悲痛萬分，他們紛紛聚在倉慈任所舉哀，並為倉慈立了紀念祠堂(《三國志·倉慈傳》)。

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國新疆地區郵驛也得到發展。 20世紀以來，這一地區出土了大量文物，尤其是一批木簡，為我們提供了公元3至6世紀該地區具體的郵驛情況。比如，今新疆民豐出土的一件木簡，詳細記載西晉初年晉朝使者帶著西域長史的文書前往敦煌的情況。這些古代文書，記錄了當時中原通過河西走廊通往鄯善的驛道情況。在連接中原和新疆的驛道上，有完善的郵驛機構，在木簡上刻著“督郵”的官稱。驛道沿途各站有專人負責，有些簡上還有地方官吏的聯合簽名。在今新疆羅布泊地區發現的一件泰始六年的簡牘文書上說，一個信使攜帶著16封文書，都是由西域長史簽發的，其中12封應寄敦煌，兩封寄往酒泉，另二封寄到其他地區。泰始是晉武帝的年號，泰始六年為公元270年。這一木簡說明西晉初年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區郵驛暢通的情況。十六國時期，偏居河西的前涼國，也在今羅布泊附近設了西域長史府。從近年在當地考古發現的文書看，當年此地是前涼傳遞文書的重要驛站。那裡的出土文書，格式完全同中原一樣，包括發信日期、寄信人等內容。這說明在十六國時期羅布泊地區郵驛業務和中原一樣發達。另外，在羅布泊還發現了新疆地區的焉耆王和前涼張氏政權之間頻繁的書信往來的物證。這批文書記載了當時在羅布泊地區發生的一次軍事政變：一個名叫趙貞的叛將舉兵謀反，前涼的西域長史李柏曾上書政府要求彈壓。文書中包括了李柏致前涼主張駿的一封上書，和同時發給焉耆國的兩封信，意思是向焉耆王轉告他已代表前涼政府來西域上任。

西晉十六國時期，新疆地區有兩個強大的少數民族政權。一是南部的鄯善國，該國控制著從羅布泊直到今南疆民豐、於田等地區。鄯善先後臣服西晉、前涼和後來的北魏。但它的獨立性很強，國內經濟發達，且建有完善的郵驛系統。在古鄯善地區，出土了許多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木簡文書，包括漢文和當地少數民族文字文書，有數千件之多，其中已釋出的佉〔qu驅〕盧文文書即達764件。這些佉盧文木簡一般都用兩板相合，刻槽繫繩，填以封泥，和中國古老的簡牘制度完全一致。從這些文書中，可以看到古鄯善國有一類稱為“嚮導”的人員，就是專職驛道服務人員，他負責接待各地使節、客商，運送公文信件。這種“嚮導”，是按驛站依次接力服務的，他們備有快速駱駝，及時傳送公文信件和貨物。這些嚮導不是無償服務，而是向政府收取一定的工錢和糧食。所用駱駝若在中途死亡，也由地方長官給予賠償。他們出差從事郵遞服務時，其家屬則由當地官府給予“照顧”。看來，他們和政府是一種僱傭關係。依靠這種關係，在廣大的鄯善國內維持著完善的驛傳制度。十六國時，在北疆還有一個稱為龜茲〔qiu ci丘慈〕的強國。該國從兩漢時就和中原保持經常聯繫，驛使來往一直保持到南北朝時期。公元5世紀末葉，龜茲國向東有一條經過焉耆、高昌、伊吾、河西直通長安的大路。龜茲向西、向北也都闢有驛道。

前秦和北魏統治時期，北方驛路更為暢通。 《晉書》曾記載苻堅統治時期，在王猛的協理下，郵驛制度十分整齊嚴密：“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晉書》卷一一三《苻堅載記》)。驛道兩旁，皆種上槐柳，綠蔭成行。苻堅和王猛的政績受到百姓讚揚。他們歌唱道：“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棲。英彥云集，誨我萌黎”。朱輪指紅色的車輪，鸞棲指樹上棲息的鳳鳥。後兩句的意思是，英明的政治家云集，都來教誨我們百姓(《晉書·苻堅載記》)。苻堅常常命令部下用驛車徵召賢士。當他知道西域有一位名叫鳩摩羅什的高僧時，命令大將呂光一定要把他請到前秦來：“若獲羅什，即馳驛送歸”，運送工具，也靠郵驛。北魏的驛道，四通八達，往西可一直通到西域，與波斯的驛路聯接起來。近年來在寧夏六盤山東麓的高平鎮，考古發現了一批波斯薩珊王朝的銀幣、鎏金銀壺、玻璃碗、青金石戒指等，說明當時這裡的確有過頻繁的郵驛來往。

北魏時候，通信專使的稱呼很為特別，常常仿古代鳥官龍官名，比如稱各部曹的信使為“鳧鴨”，稱更下級的候官叫“白鷺”。這些名稱，都為取其飛騰之迅速和引頸遠望之意。北魏的鮮卑族統治者，還用本族語言稱呼信使，如叫他們為“比德真”(文書吏)、“拂竹真”(乘驛人)、“咸真”(地方乘驛人)等。這一情況，恰恰反映了當時的民族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