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後，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我國圖書館事業發生質的轉變，這一轉變是與中國社會的進步同步進行的，其主要表現為：
清末一批仁人誌士，在接觸了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教育之後，提出改革我國文化教育的主張。早期的如馬建忠的《適可齋記言記行》、王韜的《弢園文錄外編》、鄭觀應的《盛世危言》，都反映出利用公共圖書館啟迪民智、洗滌人心、振興中華的願望。中國古代的藏書樓在保存典籍傳播文化方面起了它的作用。但古代藏書樓往往要求採集善本、孤本，束之於高閣，藏之於石渠，獨占性與封閉性是封建藏書樓的特點。古代官藏雖富，布衣百姓無法窺見，只有少數士大夫使用，而公共圖書樓的性質就在於普及國民教育，適應人民需要。浙江紹興徐樹蘭(公元1837一1902年)創辦的古越藏書樓就是這一轉化的典型。在該樓《懇請奏諮主案文》中明確該藏書樓是“以備闔邦人士之觀摩，以為府縣學之輔翼”。主張存古、開新。在這思想指導下把藏書按“學部”、“政部”分類，包括經史子集、聲光電化各學之書和各種圖畫、學報、日報等館藏七萬餘卷，提供讀者閱覽。
封建社會藏書樓入藏多以古籍為主，多以善本、孤本稱奇，近代圖書館的館藏則因圖書館的性質、任務不同其收藏也有所不同；或者依出版物內容、類型的不同及讀者需要而有所側重。例如像北京圖書館這樣的國家圖書館，由於是國家總書庫，中文書刊要求收齊收全；又如1917年成立的天津兒童圖書館，1922年開辦的上海商業圖書館都是向社會開放的，但又根據各自圖書館的性質任務收藏符合自己館藏特點的圖書。綜合性大學圖書館，除一般新書外，配合學生吸收新知識的需要，尤其重視中外雜誌的收藏，為開拓知識，增廣見聞，裨益良多。
由於社會的發展，印刷技術的改進，圖書出版、印刷出現了一個飛躍，出版物大大增加。面對著大量出版物，圖書館管理必須規範化、科學化。由於新學、西學的引進和圖書的出版，中國原有的四庫分類已無法準確地反映書籍的類型，於是在圖書分類上打破中國從西晉荀勖開創並經東晉李充修訂而成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採用了多元分類的方法，即舊書和古籍仍用四庫分類；新書依照學科分類，或是在經、史、子、集、叢書的基礎上增加文、法、理、醫、實業、雜誌幾個類目，後發展為中國人自己的分類法，如劉國鈞、杜定友等的分類法。他們的分類法均以現代科學分類為基礎，註明圖書的著者、出版者、出版地、出版時間、版次、開本等內容，為圖書管理和讀者藉閱提供了方便。 1908年上海亞洲文化會中國支會圖書館，第一個使用卡片目錄，方便了讀者檢索。各圖書館根據讀者需要，逐步開展了開架閱覽、圖書外借、館際互借等工作。
過去封建社會的藏書樓，讀者多為官吏、士大夫，近代圖書館建立後，其讀者對像是全方位的，面向不同行業的男女老少讀者。這一點在各地建立的通俗圖書館尤為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