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因襲宋元以來的製度，除內府藏書外，許多官家藏書對士子開放。明代國子監及地方各府州及學校藏書可供生員閱覽。這種官書，常印有“某某學官書，許生員觀看，不許帶出校門”等字樣。但文淵閣的藏書是不許一般人借閱的，官員奉詔備做顧問時才可動用文淵閣藏書。清代在《四庫全書》編就後，經乾隆批准，南三閣即鎮江文宗閣、揚州文匯閣與杭州文瀾閣所藏《四庫全書》及翰林院之副本曾一度對士子開放。但控制很嚴，能夠看到藏書的只是少數人。至於朝廷對各地官學及書院的賜書，士子接觸就比較多了。
明清藏書家對於圖書是重藏輕用，這個思想對於圖書的流通是不利的。如著名的天一閣藏書就不許外人借閱。祁承爜的澹生堂藏書規定“子孫取讀者，就堂檢閱，閱竟即入架，不得入私室。親友借觀看，有副本則以應，無副本則以辭，正本不得出密園外”(《澹生堂書約》)。當然也有少數藏書家願意外借，如江陰李鶚翀〔chong衝〕與吳縣楊循吉認為“天下好書，當天下讀書人共之”。但這種人在藏書家中為數不多。另外，在藏書家之間相互借閱、借抄已成為約定俗成的規矩，這也是一種藏書流通的方式。
值得提出的是，山東歷城的周永年(公元1730—1791年)，乾隆時進士，曾參加《四庫全書》的纂修。他曾提出“儒藏說”，主張“將天下圖書分藏於天下學宮、書院、名山、古剎”，讓無力購書的“寒士”使用。還建議由各地官府、富戶出面，建立義學義田，接受捐書捐款，免費供給各地寒士學讀。他還身體力行，親自置買土地，建立“借書園”，將自己五萬餘卷藏書移入其中，其好友曲阜桂馥也將藏書捐入，一時傳為佳話。周永年死後，借書園也解散了。周永年的思想和事業在中國藏書史上是值得歌頌的，他無疑是中國公共圖書館事業的先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