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秦始皇的焚書而藏匿的書簡，在漢武帝下徵書令後，不少從地窖、牆壁和山中被發掘出來，因埋藏日久，簡編斷朽，錯亂脫落；另外，同一種書籍，版本很多，“遂使分為二，《詩》分為三，有齊、魯之殊，《春秋》有數家之傳，其餘互有踳〔chuan喘〕駁，不可勝言”(《隋書·經籍志》)。因此，亟須對藏書進行整理、校勘和編目。
漢初，就開始了圖書整理、編目工作。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
漢武帝時因對外用兵的需要，整理和編制了軍事圖書，《漢志》就有“軍政楊僕捃摭〔junzhi郡職〕遺逸，紀奏《兵錄》”的記載。這個目錄雖然不完備，但它畢竟是我國第一部專科性目錄，值得一提。
漢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成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漢書·藝文志》)。劉向工作了19年就死去了，漢哀帝劉欣命劉向之子劉歆(約公元前50—公元23年)繼續完成這個工作。經過長期的工作，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國家書目的開創之作——《別錄》和《七略》。這兩部官修目錄不僅為中國的圖書事業打下了基礎，而且給歷代中國目錄學和藏書管理工作以深遠的影響。
《別錄》亦稱《劉向別錄》，確切地說它是校訂定本的一個記錄。當時的書籍十分混亂，每一種書都有若干不同的寫本，不少篇目都不相同。劉向的工作就是首先用多種寫本核定篇目，然後選較好的本子為正本，參閱其他本子進行校正，再寫出每篇的提要(敘錄)，說明整理或編輯過程以及內容大意。最後一道程序是謄抄定稿。例如《管子》一書，劉向用了國家藏書389篇，民間藏書175篇，剔除重複，校訂為86篇。又如《荀子》一書，在劉向之前並沒有成書，只有荀子及其後學所寫的許多論文，經劉向校定之后冠以《荀卿新書》，就成了現在的《荀子》。 《別錄》一共校定圖書13000多卷，開拓了古代藏書史的新篇章。
漢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劉歆據劉向等人所編敘錄，編出圖書分類總目錄，名叫《七略》，成為中國第一部系統的綜合性國家藏書目錄。 《七略》分為輯略(六大類目錄之總序)、六藝略(經書類)、諸子略(各學派的著作)、詩賦略(文學類)、兵書略(軍事著作)、術數略(占卜類)、方技略(醫藥類)。在總編過程中，每一類別都寫序言和書名目錄。在六大類下分為38小類，603個細類。在圖書分類中，《七略》分類是世界上最早的、較為系統和科學的分類，比德國在1545年提出的萬象分類法早1500年。
《別錄》與《七略》兩部書都是書目，《別錄》是將所整理的藏書每部都寫一個提要，說明這部書的整理過程，其中包括作者生平、主要思想、該書內容概要，以及對該書的評價。 《七略》只列書名和作者姓名，沒有敘錄，可以說《七略》是《別錄》的節本。 《別錄》與《七略》在唐末五代時期失傳，但是《七略》的基本部分在班固著的《漢書·藝文志》裡被保存下來，只是輯略部分在《藝文志》中被刪去。
東漢時期，負責圖書管理工作的蘭台令史班固在其撰寫的《漢書·藝文志》中，專門記載了西漢圖書的總目錄，為後人提供了該時期的圖書名稱。從藏書史角度而言，《漢書·藝文志》是目錄學新形式——史志目錄的起點。所謂史志目錄係指在歷史書中加上目錄部分。從此《藝文志》或《經籍志》載入正史，更便於研究各時代的藏書歷史。 《漢書·藝文志》繼承了劉向、劉歆的《別錄》、《七略》傳統，又提出自己的不同見解，如《漢書·藝文志》對《七略》圖書分類與歸屬，則有“出入”、“入”和“省”三種處理辦法。 “出入”係指從別的類中剔去而收入此類；“入”則是指《七略》中未收錄的要加入，“省”指在重複的應刪掉。 《漢書·藝文志》不僅僅是中國史志目錄的創始，而且承上啟下，成為我國現存的最早的綜合性國家藏書目錄。
註釋： 分為二，指今、古文《尚書》；《詩》分為三，指有齊、魯、韓三家；有齊、魯，還有古文；《春秋》古文的有《左傳》，今文的有《公羊傳》和《榖梁傳》。
註釋： 分為二，指今、古文《尚書》；《詩》分為三，指有齊、魯、韓三家；有齊、魯，還有古文；《春秋》古文的有《左傳》，今文的有《公羊傳》和《榖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