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先為了敬名，所以才稱字。兩個陌生人相見，彼此寒暄時，必然是問：“貴姓？”“台甫？”或“尊字？”這就是敬名問字。而回答者必是先回答名某，後回答字某。因為對方所問者實際是名，這“台甫”、“尊字”，是問名的委婉語。號推廣開之後，人們覺得稱字不夠恭敬了，稱號才最雅、最恭敬，於是“台甫”、“尊字”變成了“尊號”和“大號”。其實這仍然是在問名。不過，經過這樣長時期的使用後，號受到字的同化作用，號竟成了字的同義語。譬如第十五回中就是字號混用的：
馬二先生著實惻然，說道：“你且不要傷心。你尊諱尊字是什麼？”那少年收淚道：“晚生叫匡迥，號超人。”第十七回則這樣說：
(景蘭江)便道：“先生貴處那裡？尊姓台甫？”匡超人道：“小弟賤姓匡，字超人，敝處樂清。”
可見號就是字，字也叫號。有時也可能指名。如《閱微草堂筆記·灤陽續錄五》：
其祖姑聞客出視，又大駭曰：“是東光趙君耶？三十餘年不相見，今鬢雖欲白，形狀聲音，尚可略辯。君號非某耶？”
這裡說的究竟是名還是字，我們雖不能十分肯定，但近代民間問人的大名時，卻說：“你大號叫什麼？”
綜上所述，不難看到號的普及和影響之廣之深。
號不但取得表字的詞彙意義和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一出現即具有表字所沒有的一種特殊表敬功能。
封建社會是講究避諱的，父祖之名是叫不得的。有句古訓一直在流傳，叫作：“父母之名，耳得聞而口不得言。”就是說，父母之名別人叫得，自己可以聽，但自己不能講。話雖如此，但在大庭廣眾場合，當人面直呼其父祖之名，也是一種失禮行為。所以《世說新語·方正》說，盧志在大庭廣眾中，向陸機問道：“陸遜陸抗是君何人？”陸機便毫不客氣地回敬說：“如卿於盧毓盧珽！”由此可見中古時代對直系親屬避諱之嚴。
上古時代，在敘稱中本可以稱呼父祖之字的，但後世也不允許了。這可能因為字和名的關係太貼近的緣故吧。如果父祖有官爵，有諡號，或者有科舉功名，對人稱說起來還方便，如沒有這些榮身的稱號，就不好措辭了。自從有了號，改變了這種尷尬局面。因為號完全同名脫離了關係，無避諱之可言了，不論在書面表達，或是口頭稱說，都可自由運用，不過還得加上“先生”、“公”或“翁”等敬詞。
宋人稱父祖之號的還少見，元明就多起來，至清而大盛。元代吳師道在《跋杜端父墨跡》中說道：“蓋先大父碧溪翁之友。”紀昀在中，對他的尊親都稱號，如稱其外祖為雪峰先生，稱其曾伯祖為光吉公，稱其舅父為健亭公，稱其叔父為儀庵公，稱其祖父為寵予公，等等。其父曾為姚安知府，稱為姚安公。梁章鉅在自訂《年譜》中，稱其父為翼齋公，稱其叔為九山公，稱其祖為天池公。蒲松齡五世孫蒲庭橘在《〈聊齋文集〉志》稱蒲翁為柳泉公。梁紹壬在《兩般秋雨盦〔an安〕隨筆》中，稱其曾伯祖梁同書為山舟學士，號與官職合稱。本來稱字的，清人也改為號了。如在《香祖筆記》中，稱其兄王士祿為西樵、西樵先生，紀昀則稱其兄為晴湖，都是稱號。
中國人有尊老敬賢的美德，對前哲，對時賢，一向都是敬名稱字的。自有了號之後，多改稱號。宋人已稱杜甫為少陵，稱蘇軾為東坡先生、坡公、東坡，稱辛棄疾為稼軒，稱陸游為放翁。明清時此風更盛。以何良俊為例，他在《四友齋叢說》中，對他的前輩和朋友，幾乎全都稱號：徐階為存齋，文徵明為衡山，皇甫汸為百泉，康海為對山，陸師道為五湖，顧清為東江，華夏為補庵，沈周為石田，祝允明為枝山，等等；於晚輩則仍稱字，如稱文徵明之子文彭為壽承(號三橋)，文嘉為休承(號文水)。清人稱號更是普遍，隨筆、筆記，詩話、詞話類作品中，幾乎觸目皆是。在社會交際中，甚至可以說是氾濫成災。一些正統思想嚴重的士大夫，對社會上流行的稱號現象，曾有過刻毒的諷刺。第三二回，作者就曾藉鄧九公在戲園中的所見所聞，對那位長得像蝦米樣的狀元公和那位胖闊少，同小旦們互相稱呼號，作過繪聲繪色的描寫和挖苦。
儘管稱號比稱字顯得風雅而尊敬，但到底還是有字的多，有字又有號的少，號並沒有取代字而成為一尊。因為字是傍名而生的，名不廢，字也不會廢，號卻是游離於名之外的，難以起“表德”作用。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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