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最初大約是隱士們自稱的。他們隱居山野，就是為了不求人知，所以把真名實姓也隱去，而另起一個“名”作為自己的代表符號。戰國時代有位隱士叫鬼穀子，至今也不知道他的真名實姓。雖然有的書上說，他叫王詡〔xu許〕，但學者多以為是後代人的編造。自從漢賦創造出了亡是公、子虛先生、烏有先生等人物名號，給文人起別號以很大的啟發。 《後漢書·耿弇〔yan演〕傳》有位精通《老子》的安丘先生，李賢注引嵇康《聖賢高士傳》說：“號曰'安丘丈人'。”《方術傳》封君達號“青牛師”。李賢注引《漢武內傳》說：“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三國志·魏志·管寧傳》注引《魏略》說：“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不過東漢末年這些人的號，恐怕多是群眾起的，不是自號。
晉宋漸有自號出現，著名的如葛洪自號抱朴子，陶潛自號五柳先生。像葛洪、陶潛這樣知名度高的人有了號，對後世毫無疑問地要產生影響。唐代文人有號的逐漸多起來，如杜甫稱杜陵野老，盧仝號玉川子，韓偓號雲山樵人，張志和號煙波釣徒。到了宋代，文人起號已蔚然成風，幾乎人皆有號。而至明清，甚至並不文的人也有了雅號。明人祝枝山的筆記小說《猥談》，就諷刺過這種現象。清人別號不但普遍，而且多，一人兩三個別號的，大有人在，像傅山一個人就有50多個！可謂登峰造極了。